报纸立场与时代潮流

一、报纸立场与时代潮流

1.报界的立场与社会的需要

近代中国的新闻界对客观、公正等新闻理念缺乏应有的认知，不同的报纸主持者和编辑者，对这些新闻理念理解和使用的程度也各不相同，而社会对新闻媒介的权利和责任等问题，整体上处于较低水平的认知阶段。在近代中国特殊的生存状态及国人敏感的民族心理下，新闻界没有自身明确的定位和界限，很容易在社会压力下放弃应有的客观独立的报道立场，倾向于追随甚至是取悦于社会上某些流行的行为或观点。

我国近代几家著名民间报纸对于客观报道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民党政权的腐败已为世人所诟病，而共产党所代表的日益进步、向上的形象逐步赢得民众，特别是渴慕革新的青年的青睐。⁽⁸³⁾报纸能否及时提供这个领域的信息成为扩大其发行量及提高影响力的重要因素，因此各大报竭尽所能，在政府的新闻政策和读者需求之间寻找可以操作的空间，有时甚至不惜得罪政府，以取得读者的欢迎，扩大自身影响。

以《新民报》为例，该报在20世纪40年代经济能够独立后，一方面不愿与任何党派和政治势力发生依赖关系，一方面作为营利性报纸，又不得不重视报纸销路而不得不涉及一些敏感的政治问题。该报主持者对共产党的认识最初并没明确的观点，但知道“报纸在宣传上一定要顾及群众情绪的，因此必须寻找一条方针，既能迎合读者、扩大报纸销路，又能不导致报纸立场失衡，以至惹恼当局置报纸于死地”，因此最终将自身的办报方针定位为“中间偏左，遇礁石即避”。⁽⁸⁴⁾

其实，这样的方针在各报纸中也非独创。当时有些报人为了报纸的发行，往往请一些进步人士，甚至地下党人来办报，这里不乏为赢利和报业发展而采取的“冒险主义”。成舍我在其主持的《世界日报》和《立报》等报社里，都曾起用过地下党和相当多的进步人士，如《世界日报》的主笔张友渔、《立报》总编辑兼经理萨空了等。张友渔写的社论曾被国民党称为“粉红色”社论，《世界日报》也因此得名“粉红色报纸”，而正是这种“粉红色”的面孔因为迎合了时代潮流而受到知识分子和青年的欢迎，⁽⁸⁵⁾《世界日报》的名声也随之日高。

与此对照，《大公报》有非常清晰的原则，绝不容许言论过界，失去其自身所持定的立场。这个时期的《大公报》坚持一贯标榜的“四不”原则，不轻易跟风也非盲目排斥。它不会为吸引读者而去刻意起用具有共产党背景的新闻人员，报社内部也没有任何共产主义性质的小组，其言论权基本牢牢掌控在报纸最高负责人手里，尽量维护四平八稳的报道路线。《大公报》的态度虽然遭到过不少辛辣的攻击和嘲讽，但其社会影响力和权威性却日渐增长，获得了社会的尊重。从发行量而言，它与上海的几家大报有不小的差距，但它对那个时代的影响却绝非发行量可以衡量。在中国报界，能像《大公报》那样提出“四不”原则，并竭力持守的报纸确属凤毛麟角。

总体而言，不少民间报纸的主持者通常站在吸引读者、有益国家的角度，引发社会对某些问题的关注。新闻业者的爱国良知使他们对报纸在改变国家命运方面寄予较高期望，希望以诤友的形式来辅助国家，并非刻意与政府相对抗或对政权存在的合法性提出挑战。但不可否认，一些民间报纸也因缺乏明确、坚定的立场而受到外力或社会流行思潮的渗透或影响，不知不觉间失去应有的客观立场。

媒介在各种利益关系中，如果不能承担起向读者提供客观报道的责任，就无法站在社会、国家及长远的利益立场上，发挥舆论作用。保持客观立场，尽力使读者得到全面的信息和客观的报道，是报界始终努力的目标，这对于避免报纸被任何一方的意见完全左右或沦为被利用的工具是非常必要的。

2.早期的报纸决定论

随着报业的发展及其在社会生活中影响力的增长，报纸媒介的作用引起人们进一步的讨论和思考，有人甚至将推动社会变革、谋求社会进步的理想寄托在社会精英主办的民营报纸上。

20世纪40年代，报纸中的言论已由附属于新闻报道而发展到独立地位，成为报纸中两大重要内容之一，足可与新闻报道分庭抗礼。萨空了将这个时期报纸中的言论分为社论、专栏论文、副刊及反映民意的读者论坛等四大部分。

1943年，萨空了在《今日中国报纸中的言论》中，就中国报纸的言论问题，提出新闻舆论监督中的精英路线观点。他认为，国内读者教育水平很低，报纸大概只能影响总人口的1％，但这些人却是对中国最有力量的人，中国今后的命运将靠他们的努力决定，所以绝不应忽视他们的影响。他将中国比作一条航船，将报纸能影响到的这1％的中国人，或这1％中的千分之一乃至万分之一的人，比作驾驶航船的人。他认为现实中肩负这一责任的当然是民营报纸，所谓“民营”中的“民”是指除驾驶者之外的1％中的少数份子。他理想中的报纸模型就是除驾驶者之外的这批精英，领导并代表其余99％的民众的行动。

为此，他赋予中国报纸的言论以下三种责任：①唤起1％的中国人为其余99％的中国人的幸福而努力，理由是这99％的人没有能力，要教育他们、帮助他们，不能欺骗凌辱他们；②注视驾驶者所走的航路是否真确，随时以所见所闻报告其余的1％的中国人，并征询他们的意见，再反映给驾驶人；③组织驾驶者之外的1％的中国人，使之成为力量，以对驾驶人执行监督权，并对其余99％民众尽教育帮助的义务。如果说，中国报纸的言论应做到以上三项，那么构成报纸言论的社论、专栏论文、副刊乃至读者论坛，都应以达成这三项目标为目的。

他的另一个理想是将副刊变成社会的镜子，成为报社读者与社会间一切问题的讨论园地，把过去报纸中的读者论坛、读者通讯、社会服务栏、副刊编者每天一篇的谈话等内容都集合到副刊，使今后报纸的副刊成为社会科学的“实验室”，在社会上产生“宣传正确看法，又组织大众拥护这一正确看法”的效果。

萨空了的这种观点虽有可取之处，但无法与现实的政治体制相适应，同时也夸大了精英阶层在利用报纸以促进社会发展与变革方面的作用。他似乎把报纸的言论在驾驶者、精英阶层及其余99％之间发挥的作用提高到了一个决定性的高度，成为调控全局的力量，有“报纸决定论”之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