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问题的恶化

4.1.2.1　城市人口的剧增

资本主义大生产给城市带来了社会结构、空间布局、生活形态等全方位的前所未有的变化，城市中的大多数要素和空间布局都成为资产阶级追逐资本的垄断工具。经济生产方式由传统方式向机器大生产的转型，以及交通条件的改善，直接引发大量人口向城市聚集。“1750年英国工业革命前，全国有80%以上的人口生活在农村；到1830年前后，英国人口总数的一半已经居住于城市；到19世纪末，则是全国80%的人口居住在城市里。一些重要的工业城市如伦敦的人口由1800年的86万增加至1850年的236万，1900年的453万；巴黎的人口由1800年的55万增加至1850年的105万，1900年的271万；柏林的人口由1800年的17万增加至1850年的42万，1900年的190万；纽约的人口由1800年的8万增加至1850年的70万，1900年的343万；等等。”^[4]人口如此快地向城市集聚使城市建设中出现了种种问题和矛盾：交通拥挤，地价上涨，住房紧张且居住条件恶劣，公共基础设施不足，混乱的城市结构布局，阶级空间的分化，城市景观的退化，以及能源紧缺，环境污染，秩序混乱，物质流、能量流的输入和输出的失衡，各种需求矛盾的加剧等“城市病”。城市病作为一种“城市综合征”，实质是城市原有居民和移入人口的负荷量超过了城市基础设施的负荷能力，而使城市呈现出不同程度的“超载状态”。

4.1.2.2 道德凝聚力的减弱

城市道德的凝聚力也会因为城市范围的扩大而减弱。莫顿等人认为城市人口在生理和心理上都没有乡村人口能干和精力充沛，他们认为城市是人种堕落的地方，而城市生活则是人口堕落的根源。城市生活导致精神病人的增加、自杀率和犯罪率的增高，等等。而韦伯也对这一城市化现象而引发的潜在的道德危机提出质疑：“工业体制产生了自我为中心、自我追求和追求物质的态度的危险……城市之间不断移动的人口必然会遭受这些道德败坏的影响，没有人能够用冷静的眼光来看待这些……城镇越大，道德的凝聚力越弱。”^[5]

4.1.2.3　社会矛盾的激化

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引发了城市内部阶级结构的重组，产生了产业无产者和资本家两个对立的阶层，从而使社会和空间的发展也出现了新的特征。正如芒福德所指出的：“人类在资本主义体系中没有一个位子……为了发展，资本主义准备破坏最完善的社会平衡……它们都得为快速交通或经济利益而牺牲。”^[6]资产阶级狂热地执迷于追逐剩余价值，对工人基本的生存需要熟视无睹，地狱般恶劣的城市环境对人们身心的摧残是直接和残酷的。

以英国为例，首先，在居住方面：大量农村人口在城市的聚集使城市原有的住房供应严重不足，但是资本家们关注的是如何榨取工人的剩余价值以及如何用最少的资本谋取最大的利润，而对工人的居住问题置之不顾。工人们住在采光、通风、卫生条件都极为恶劣的房子里。有的甚至住在多一半的空间都在地面四五英尺之下的地下室内。其次，在工作和生活方面：工人每天平均要工作12小时以上，进入工厂就像进入监狱一样受到监工的严密监视。恶劣的工作环境使工人的身心都受到严重的摧残。而工人吃的食物多半是发霉、发臭、腐烂的。再次，在环境方面：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任意地排放，导致河流成为细菌和病毒传播的滋生源，仅仅泰晤士河就受到400多条污水管道的污染。此外，垃圾粪便的随意堆放，也严重影响了居民的健康。最后，在道德方面：生活条件和环境的恶劣导致行为的失范。不论是在家中还是在工厂里，人们对于粗俗的行为和污秽的语言已经司空见惯。瑟尔沃尔曾说过“血汗工厂”的女工、洗衣女工、女仆等都是因为贫穷和失业而走上卖淫之路。失业的纺织女工中，每4人中就有3人去当妓女。此外，英国在工业城市化进程中的犯罪率也呈上升趋势，据统计，“1819年苏格兰因刑事罪被捕的只有89件，1837年已有3 176件，1842年增加到4 189件。1841—1850年，伦敦7个辖区中贫民阶层集中的居住区犯罪率高得惊人”^[7]。据亨利·梅休的调查，在此时期仅有三分之一的工人能充分就业，其余的属于半就业或完全失业的状态，而这些失业的人靠打一些零工、偷盗、诈骗、卖淫等维持生活，无根、陌生的失落感使其堕落，贫穷使其弱化了法律和道德的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