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教育原则和方法

二、论教育原则和方法

(一)知行合一

虽然朱熹提出了“知行合一”的主张，但是他仍然强调的是知先行后，知与行是前后相继的两个过程。王守仁认为，朱熹的主张虽然纠正了人们只知不行的弊病，但是知与行的脱离仍然是阻碍普通人成为圣人的最大障碍。他认为，“知”脱离了“行”便不是“真知”，“行”脱离了“知”便成了“乱行”。二者不是一前一后的关系，而是相互包含融为一体。“知”和“行”表现为思想意识和实际行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知善知恶，另一方面是为善去恶，两方面相互渗透，互为表里。而且王守仁认为，知与行应当齐头并进，知要知得笃实、确切，行要行得端正、精到，不能有所偏倚。只重“知”，便会茫然无所得，一切只是空中楼阁;只重“行”，便会无所依循，容易肆意妄为。在进行道德教育时，既要强化“知”，明确道德标准，树立道德信仰，养成自觉性;又要强化“行”，使道德教育的效果得以彰显。

王守仁认为，当时社会上只知不行、先知后行的状况是各种不良行为产生的根源。虽然很多人读书学习，但社会上依然充斥着腐朽堕落、贪婪残暴、自私自利、尔虞我诈等弊端。尤其是官吏、文士，他们虽然熟知君子之道，但却难堪君子之实。究其原因，无外乎一个，就是这些人只是将道德作为外在的知识储备起来，并未切切实实地付诸实践。知与行的脱离已经严重威胁到社会的安定，危及“圣人之道”的存在和延续。因此，王守仁强烈主张在学习中取得“实功”，通过教育的力量使知行趋于统一，只有达到“知行合一”，道德才算是完满。这里王守仁不仅将“知”和“行”作为教育的方法，而且还把它们视为道德的范畴。他认为“知”就是“良知”，“行”就是“致良知”，做到“知行合一”，就是达到教育的目的，并以此诠释了“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1]的论断。

由此，王守仁认为在教育方法上应当坚持培养学生立为学之心、立圣人之志，以坚定学习动机，由此才能全神贯注、勇往直前;应当使学生在具体的实践中进行磨炼，在道德实践中获得对道德知识的全面领悟，并且重视“实功”，即从实践行为中应当产生的真正的实际效果。

(二)随人分限所及

除了要时刻强调教育的“知行合一”原则之外，王守仁还提出了具体的教育教学原则，即“随人分限所及”的原则。所谓“随人分限所及”就是要根据受教育者所能达到的能力水平进行施教，具体包含“因材施教”和“循序渐进”两个方面的意思。

首先，对于不同的学生来说，要根据他们的资质、禀赋进行有针对性的教育。虽然王守仁认为人人具有先天的“良知”，而且人人可以为圣人，但是实际中人与人之间的能力、悟性是有区别的，他认为普通人之间、普通人与圣人之间都存在差别，就是在圣人与圣人的比较中，也可看出这种差别。因此，教育要因人而异，对于不同的人就要量才施教。这便有如行医治病一样，对不同的病人要对症下药，才能达到疗效。而圣人的教化之道也并不是束缚个性，强迫制造具有相同气质、德性的人。因此，教师应当区分学生所具有的不同性格和能力特征，发现他们各自身上蕴藏的各种优长，通过不同的教学方式、采取个别指导，扬长避短，使他们的特点得到尽可能充分的发展。他举例说，对于气势旺盛的学生，就要培养他勇猛顽强的特性;对于细致拘谨的学生，就要重点培养他谨慎行事的特征。教育没有固定的模式，只要能够针对学生特点，发扬他们的善性，达到“致良知”的目的，就是大有裨益的。

其次，对于同一个学生来说，要根据他的年龄特点、知识储备、接受能力进行施教。王守仁认为，教育内容是有先后顺序的，这一顺序与儿童身心发展的顺序相契合，因此应当循序进行，不可颠倒。同时，他认为“超入圣人”的捷径是不存在的，揠苗助长的教育方式只会使学生“食而不化”，对学习产生厌恶，因此教育也不可超前进行。但是，王守仁也充分肯定青年学生，尤其是少年儿童所具有的强烈求知欲和接受力，因此对他们的教育不能滞后。不过，他也不主张将教育在其所能承受的范围内达到最大化，而是要留有一定的余地，供学生“养心”之用。

王守仁所提出的教育原则和方法，兼顾道德修养和知识学习，将“德育”和“智育”结合起来，避免学生在某一方面片面发展。

专栏

陆王心学

以南宋陆九渊(象山)和明代王守仁(阳明)为代表的重要哲学流派。

南宋时期，理学家陆九渊把“心”作为宇宙万物的本原，提出“心”就是“理”的主张;强调“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真理”，认为天地万物都在心中。穷理不必向外探求，只需反省内心就可得到天理。陆九渊曾与朱熹进行过多次辩论，涉及理学的所有核心问题。

王守仁，是心学的集大成者，他的思想借鉴和吸收了朱陆之辩的成果。阳明心学既是对象山心学的继承和发扬，同时也可看做是对于朱陆学说的综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