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的错误观念是我们最大的障碍

三、传统的错误观念是我们最大的障碍

陶行知说：“具有数百年传统的错误教育观念是我们的障碍。用旧观念来看，教育就是读书……虽然我们重视书籍，把它们作为帮助我们了解过去及当代文明的重要手段，但是，我们怀疑，是否光读书就能使我们获得自由；是否只有读书，才是赏识书。”（Ⅵ，386）传统教育把读书当作唯一的教育、把培养读书人当作唯一的任务，实未尽教育之能事，结果如何？正如陶师指出的：“传统教育是变人为少爷、小姐、书呆的教育，也就是一种亡国的教育。”（Ⅺ，571）这不是虚伪夸张，而是近百年历史已经证实了的。

在这种传统的错误观念下，传统教育变人为少爷、小姐、书呆，而且也是滋生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及“伪知识”阶级的温床。如果你去问传统先生，“你的贡献是什么？”他会告诉你，他发表了多少论文、核心期刊的有多少、一级期刊的有多少，还出版了专著多少、又建立了多少“模式”。如果你再问他，你的论文、专著、“模式”是从哪里来的？他会告诉你，他搜集了中外多少参考书，参考了别人多少实验资料，才有这些成果。先生辛苦了，我向你表示敬意！我不好意思再问下去了。读书、著书本身都不是我们的目的，陶师说：“学问之道无他，改造环境而已。不能把坏的环境变好，好的环境变得更好，即读百分卷书有何益处？”（Ⅱ，284）在古今中外的哲人中，关于治学的真谛，尚少有如此深刻而简约的，一共12个字，便成了“真”和“伪”的试金石。我们求学、做学问，所为何事？不是只为自己谋点福利，目的还是要为人民求解放，谋幸福。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革命家，他们读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许多著作，他们也读孙子兵法，拿破仑的军事理论书，还学习中国的历史、研究太平天国为什么失败、孙中山的民主革命为什么会失败。但是他们是边读边想边干的，他们是为寻找中国革命的道路而去读书，读了就要用。最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推翻了“三座大山”，功垂千秋。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毛泽东著有宏文五大卷，是他革命实践的理论结晶，不是抄来的。可以说，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是最伟大的生活教育者。

再者今天的大学生，毕业论文大多是抄袭得来的。真正通过科学实验，或对中国现状实地调查研究和深思熟虑而写成的毕业论文，已是凤毛麟角了，造成这种学风的根本原因归罪于传统教育的错误观念，是读死书的必然结果。不仅学生是传统教育的受害者，先生也受害。解决的唯一办法，就是先生学生联合起来，打倒传统教育，这并不是说要砸掉学校，而是要彻底清除我们大脑中传统的错误教育观念。

在这里，我们不厌其烦地介绍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目的是要为发展中国的职业教育、扫清传统的错误观念。不扫清这种障碍，职业教育摆脱不了不受青睐的局面。今天的学生不到走投无路万不得已才上职业院校，只要有一线希望，他就会转到那只培养读书人的学府去。在中国历史上已经有过类似的教训。

1898年京师大学堂成立，但招不到学生，因为京师大学堂是以学习西学为主的西学堂，中国那时只有读经的学子，与京师大学堂的要求不符。无奈中只好让京师大学堂的师范馆先招生开学，先培养西学教师去办西学堂。然而上了师范馆的个别学生仍然向往科举入仕，转到书院去读经、参加科考，中了举，为的是在地方上谋个一官半职。可见，要想抛弃传统的错误观念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何况那时科举制度还存在，它对学子的吸引力远大于京师大学堂。即使在科举制度废除（1905）后，留学归国的人，清政府还给以举人、进士之类的头衔。例如，思想家严复多次考举未中，留学归来后，1910年清政府授以“文科进士”，詹天佑是1872年（洋务教育时期）8月，清政府派遣的第一批30名幼童赴美留学的，1881年下半年詹天佑获学士学位回国，后因修建京张铁路名闻中外，授以“工科进士”。又如，章海剑（东京帝国大学理学院地质系毕业）、丁文江（毕业于英国格拉斯哥大学）、李四光（毕业于日本大阪高等工业学校船政专业）回国后即得“工科进士”。但发榜后6天，爆发辛亥革命。他们是中国历史上最后得到“恩赏”的进士。

在今天，大多数上了职业院校的学生都有一种失落感，认为自己竟连二、三本都上不了，感到自愧、羞愧，见不得人。失落了什么？他们梦寐以求向往的只读书、写毕业论文的学府生涯未能实现，如今到了职业院校，论规模、豪华、生活的时尚都要低一格，况且职业院校还有较多的实习劳动，更远不如大学，如此越想越觉失落。所有这些都是传统习俗所造成的认识上的误区。从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看来，不论什么样的高等学校，如果不实行生活教育，“教学做合一”，都造就不出“追求真理的真人”。我们的教育要能造就会思索、能建设的“德、智、体全面发展，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这些都不是靠学校的豪华、气魄、排场，而是靠我们如何去把握生活。

应该看到，职业院校本身就是对传统教育观念的挑战，他反对单纯的读书教育，先生教而不做、学生学而不做，坐而言不能起而行，有何意义？当今世界需要的是有真才实学的人，靠的是真功夫，过硬的本领，切不要追求虚名。陶行知当年办的晓庄学校，全校都是茅草屋、重庆育才办在一个破庙里、山海工学团连校舍都没有了，新安旅行团只是到处流浪了。但是这些教育机构都培育出一批革命的栋梁之才和新中国建设的优秀人才，其培育的人才之比例创世界教育之最，这是任何一所学校无法比拟的。

我们今天办职业院校成功与否、成就之大小，第一要取决于自上而下的思想认识，如果把它看作“教育赈济”，当作仅仅为了青年谋求一个生活出路，那就办不好。如果是为了坚持党的教育方针，实践教育革命，用陶行知的生活教育、教学做合一理论做指导，那么职业院校就必定办得很出色。早在100年前，列宁就说过：“无论是脱离生产劳动的教学和教育，或是没有同时进行教学和教育的生产劳动，都不能达到现代技术水平和科学知识现状所要求的高度。”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职业院校在教育事业中的战略地位，实为今日教育革命的先锋。所以重要的是要高举一面红旗。这面红旗就是党的教育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