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日医药学生与回国后的活跃

二、留日医药学生与回国后的活跃

1.医校的创设

二战前，在日本学习医药学之后回国的留学生究竟有多少呢？根据1930年的数据来看，人数应该是789名。正如前述，其中招收留学生最多的，是被指定为“五校特约”的千叶医专。其总数达到了154名，占总体的20%。接下来第二位是长崎医学专门学校（现长崎大学医学部），有102名（占13%），第三位是东京帝大医学部，有90名（占11%），第四位是东京医学专门学校（现东京医科大学），有62名，第五位是东京女子医学专门学校（现东京女子医科大学），有62名⁽¹¹⁾。

那么，这些毕业生在回国之后，又从事了什么职业呢？在此以千叶医专（医大）为例来看，根据笔者的调查，自1901年至1945年间，在籍毕业的中国留学生总数为166名。

部分学生所从事的职业已经得以判明。如果将某一个人所从事的多种职业也包括在内，分别记为“1”的话，中国学生的就业人数就将增至196人次。其中，最多是医校教师，共67名，超过了总数的40%。其次，是自己开设诊所及药店，或是从事军医的情况，各有37名（22%）。紧随其后的，是在医院上班的医生和药剂师，共32名（19%）。其他还包括，在政府、官厅、公司、工厂、学校等单位工作的毕业生，大约有十几名。

毋庸置疑，在中国的医学中，中医的传统及影响是颇为深刻的。因此，绝大多数西式的医校都是在辛亥革命之后才得以创建。据称，其先驱是1912年设立的浙江省立医学专门学校和北京医学专门学校。千叶的毕业生中，就有人进入了这两所医校工作，他们为近代医学教育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显然，这是以上述“有近半数的千叶医专毕业生回国后担任医校教师”为前提背景的。

接下来，笔者将把担任医药学校教师的千叶毕业生划分为五所学校，来分别进行简单的介绍。

（1）浙江省立医学（医药）专门学校

西式的医校绝大多数都是在进入民国之后才得以创建。处于其先锋位置的，就是在杭州设立的浙江省立医学专门学校⁽¹²⁾。当时，浙江省的西医完全被英国传教士经营的学校所垄断。对此，日本留学派（以汤尔和等金泽医专毕业生为中心）提出了异议，他们以浙江省的公费，于1912年6月设立了该校（1913年增设药学科，改名为浙江省立医药专门学校）。

实际上，在这所学校中担任教师的千叶医专毕业生人数相当多。对此，研究“浙江学生留日回国”的吕顺长先生曾如下简要地介绍了1935年以前的情况⁽¹³⁾。

李定。1905年赴日本自费留学。在清华学校学习后，1908年9月取得浙江省官费，进入千叶医专。回国后，于1923年就任浙江省立医药专门学校第三代校长。

另据其他史料⁽¹⁴⁾在此补足李定的简历。此后，他历任浙江省立传染病院院长、浙江省长公署高等卫生顾问等，又被浙江省政府派遣赴欧洲视察医学教育。1936年回国后，担任河北省立医学院解剖学主任教授。

余继敏。1909年进入中央大学预科，此后取得浙江省官费进入千叶医专。回国后，担任浙江省立医药专门学校教师，1924年开始掌管学校教务。

丁求真。1905年赴日本自费留学。在宏文学院学习后，1908年取得浙江省官费进入千叶医专。1914年毕业回国。1915年筹备人员与资金创办了赤华女子学校。此后，担任浙江医学专门学校教师，1917年后赴美留学。1926年就任浙江省立医药专门学校校长。在杭州设立了武林病院。

朱其辉。1908年赴日本自费留学。1909年取得浙江省官费进入千叶医专。1927年，丁求真辞职后就任校长。

王佶。1908年赴日本自费留学。1909年取得浙江省官费进入千叶医专。1935年就任校长。

吕先生的考证共列举了上述5人。另外，在日本外务省外交文书“昭和十年（1935年）4月关于浙江省立医药专门学校教职员工的报告⁽¹⁵⁾”中，还记载着令人惊讶的事实。据称1935年3月，当时该校的“医科”共有24名教授（校长1名，专业担当17名，教育担当6名），其中，专业负责人居然有过半数（10名）是千叶医专、医大的毕业生。而在此之外，东京帝大毕业生仅4名，东北帝大、九州帝大、东京女子医专毕业生以及有留日研修经验者一共仅有5名。也就是说，与日本毫无关系的教师只有5名而已。另一方面，在“药科”的15名教授（专业负责人8名，教育负责人7名）中，千叶医专和东京帝大的毕业生各占2席，东京高等师范、东京高等工业的毕业生及有留日研修经验者共为4名。如此，与日本无关的教师合计7名，比起“医科”，其“日本色彩”要稍稍稀薄一些，但也占据了半数之多。

从千叶毕业生的具体名单来看，首先在“医科”方面，校长是王佶。担任“解剖”的是朱仲青，余继敏负责“生化、生理”，孙遵行负责“眼科、日常支出”，章志青负责“药物”，黄曾燮负责“胎生、局解”，张辅襄负责“诊断”，林镜平负责“外科、整形外科”，邵严负责“耳鼻喉科”，丁求真负责“公共卫生”，共计10名。其次，在“药科”方面，徐伯鋆担任“生药”，而医科的“眼科”教授孙遵行则兼任“日语”教授。

这份“报告”，是由当时驻杭州日本代理领事松村雄藏于1935年3月29日提交给外务大臣广田弘毅的。其中还对日本留学派的势力扩展大加评论称:“于当地浙江省立医药专门学校，近来由德国归来之校长已告卸任。我千叶医大毕业生王佶继而就任。与此同时，教授团队亦有变动。正如别纸附名簿所示，由我国留学归来者占据压倒性多数。又如此前已报，因日元贬值、对日好转之故，该校此次将久违地展开学生渡日访问旅行。前述我国留学归来之教职员势力挽回实乃不可忽视之现象。”

1935年，是日中关系前景极为不明朗的时期。然而，此时浙江省立医药专门学校医科的24名教授中，竟有日本的医科大学毕业生及日本访问经验者19名。药科的15名中，也有日本关系者8名。

（2）北京医学专门学校及北京（北平）大学医学院

北京医学专门学校也是在1912年设立的。其首任校长，便是曾为浙江医学专门学校的创建作出过巨大贡献的汤尔和（金泽医专毕业）。而且，也有许多千叶医专的关系者在该校工作。

1909年从千叶毕业的方擎（方石珊），曾在留学期间担任《医药学报》的主笔。回国后，他成为了北京医学专门学校的教授，同时又历任北京政府陆军部军医长、北京首善医院院长等职⁽¹⁶⁾。

1914年毕业的朱其辉，在德国柏林医科大学求学后，就任浙江省立医药专门学校校长（此点已述）。之后历任浙江大学卫生学教授，于1936年担当北平大学医学院内科学教授兼附属医院院长⁽¹⁷⁾。

吴祥凤在1915年毕业之后，又前往德国、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留学。回国后，历任北平大学医学院内科主任教授，自1932年至1937年担当该医学院院长，继而出任北京大学教务长⁽¹⁸⁾。

蹇先器在1920年毕业之后，担任了北京医学专门学校教师，之后于1928年成为北平大学医学院教授，乃至北京大学医学院教授⁽¹⁹⁾。

另外，根据1936年8月访问北平大学医学院的东京帝大医学部部长永井潜的视察谈话来看，当时该校21名正教授中，有10名是留日学生，其中千叶医大和九州帝大医学部毕业者各4名，冈山医大和京都帝大医学部各有1名⁽²⁰⁾。

（3）江苏（苏州）公立医学专门学校及上海东南医学院（东南医科大学）

1912年设立的江苏公立医学专门学校，因为位于苏州，故又称苏州医学专门学校。在该校，有千叶医专毕业生彭树滋、沙世杰、许普及、孙遵行出任教授。然而，它却在1924年倒闭。对此惋惜不已的千叶毕业生郭琦元、李祖蔚、汤纪湖（蠡舟）、叶曙等人于1926年5月，在上海重建了该校，称为私立东南医科大学。由郭琦元担任首任校长⁽²¹⁾。

汤纪湖在1924年毕业后成为上海东南大学医学院医务长，又于1936年出任该医学院教授。而与其同期毕业的赵师震则先后担任上海东南大学医学院教务长代表、南通医学院医科教授兼内科医长，并于1936年成为东南大学教授。此外，曾在浙江省立医药专门学校工作的邵严也在此后转入上海东南医学院。陈倬也是该校教授。

1925年从千叶毕业的张锡祺，相继出任了上海东南大学医学院眼科教授、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委托，并有过从事湖北第一陆军医院军医的工作经验⁽²²⁾。而同年毕业的张效宗也同样成为了该医学院的教授。

据称上海东南医学院在1949年，根据新中国的重视农村方针转移到了安徽省，并改称为安徽医科大学而延续至今。此外，安徽医大曾在整理“创立八十周年纪念”资料时发现了“东南医学院的主要留学生一览表”⁽²³⁾，该表被带到了千叶大学医学部。其中罗列了上海东南医学院教师中58名有留日经验者的姓名，居然有超过半数的28名来自千叶医大。其次是东京帝大6名，东北帝大医科、庆应、明治、早稻田、大阪医大、长崎医大各2名（以下略）。可见千叶毕业生占据了压倒性多数。

（4）江苏省南通医学专门学校及南通医科大学

江苏省南通市，是清末至民国初年的著名民间企业家、政治家张謇⁽²⁴⁾以日本为模本，在上海近郊展开近代教育和社会公益事业而发展起来的地方都市。作为其构想中的一环，南通医学专门学校得以创立⁽²⁵⁾。该校的责任人，便是千叶医专（1906年入学，1911年毕业）的熊辅龙。据称因为教师中绝大部分是日本留学派，以及日本和德国的外教，所以日语和德语的学习也十分有必要⁽²⁶⁾。

由该校发展而来的南通学院医科（南通大学医学院、南通医科大学）中，金子直、黄家政、赵师震、许枏、黄裕纶、章志青等千叶毕业生均担当了教授之职。而阚行健、李希贤、李复真、金铭裕则在南通市内的医院等单位工作。

（5）江西省立医学专门学校

1921年，何焕奎及东京医学专门学校的毕业生曾真等人创办了这所学校。由前者就任首任校长。1920年从千叶医专毕业的李属春、1921年毕业的刘清淑、1925年毕业的旋迪曾在该校担当教师。

2.医学书籍的出版

千叶医专、医大毕业的166名中国学生中，回国后成为医校教师的有67名，能够确认出版了医药学相关书籍、杂志的人物共有25名。

在“前言”中曾提到，千叶毕业生中，有方石珊（1882—1974）和侯希民（1884—1968）两人被定位为“中国最初的西医”。前者于1910年从千叶医专毕业后，曾任北京医学专门学校教授等职，先后出版了《日本医学发展史谈》（1928年）、《中国生命统计初步》（1929年）等著作。而后者则于1908年毕业后，历任北京市卫生局局长，是《卫生丛报》（1916年2—10月）的责任编辑，之后担任《民国医学杂志》的主编（1923年7月—1933年，1933年从第11卷开始，改名为《东方医学杂志》，1940年12月发行至第18卷停刊）⁽²⁷⁾。

此外，毕业生金宝善（1893—1984）在常见的人物词典中有着很高的评价。他于1918年从千叶医专毕业后，历任北京大学医学院教授等职。其著作包括《卫生行政》（1942年）、《三十年来中国公共卫生之回顾与前瞻》（1946年）等等。尤其是在公共卫生方面，金宝善异常活跃。其编纂的遗著《英汉预防医学词汇》（1985年）中，显然充满了对卫生防疫事业的热情。

其他千叶毕业生中，还有金子直（1914年毕业，南京政府卫生部等）出版了《民族卫生》（1930年）、《家庭医学》（1934年）、《通俗卫生》（1934年）等诸多著作。吴祥凤（1915年毕业，1932年北平大学医学院院长）则除了《内科全书》（朱其辉等编，1919年）、《神经病学》（1932年）之外，还翻译了《呼吸器科之病理与疗法》（通俗医科大学讲座译本:伊藤尚贤著作的翻译，1934年）等9部日本医学书籍。

这些毕业生们，不仅担任医大的教师在讲台上授课，而且还出版了如此之多的专业书籍、启蒙书籍，将自己在日本学到的“近代医学”努力向中国传播。尤其是与“公众卫生”相关的出版及其职业值得注目。通过这些，不但能够了解到20世纪前半期中国医学界的课题⁽²⁸⁾，而且还可以看到他们在该领域的积极活动。

在此，并非是打算深掘其专业内容，而是想确认，留日学生们究竟是带着怎样的想法返回祖国，并出版了这些书籍的。然而，1920年代以后日中关系走向恶化，几乎没有留下能够提供参考的史料（证言）。但尽管如此，赵师震（1924年毕业，历任上海东南医大、南通医大教授等）所出版的《近世内科全书》（1935年）中，刊载了他的自序，以及千叶医专的陈倬、郭琦元两人的序文，有很大的参考价值。以下将转引陈倬文章的一部分，以期解读1920年代中期的中国留学生们究竟在日本有何体会。

吾国最近数十年始有新医学之输入，新医学乃科学昌明之自然结果，非附会阴阳事等臆造者所可同日语也。特是吾国科学落后，进步滞迟，医之一道，精究尤属匪易，迄于今日，吾国医学界，犹未脱翻译与输入之时代，事实如此，乌可讳言！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仅七十年，初自荷兰输入新医学，继复取法德意志，经政府之提倡，与学者之努力，日新月异，医术精湛，誉腾各邦，竟一变输入者而为输出矣。且彼邦医者，求知欲甚旺，凡国外有价值之新刊物，不数月即有译本出版，教科书亦然，行销之速，令人惊异，每二三年中必改订新本，读之者藉以获最新之知识，并觇知世界医学之趋势，其突飞猛进，益未有涯；反观吾国，果何如乎？习医者既无多，医学界有读书习惯者复尟。

可以看到，陈倬的文章中透露出，要将“日新月异”的日本医学积极导入“落后”、“停滞”的中国，并促进其发展的强烈愿望。

赵师震除了这本《近世内科全书》之外，还翻译出版了医学词典。其刊发的《赵氏英汉医学词典》（1952年）中，又对自己千叶医专时期的情况作了详细的回顾。内容如下。

我在医学校毕业后，曾进生理教室，学过两年生理……教室主任是酒井（卓造）教授……大约是一九二四年的一天，他到我的研究室来作指导，开始闲谈起来；恰巧桌上有一本重版了十几次的恩田（重信）氏德日医学词典（这在日本当时，是最通行的辞书，医学生和医生几乎人手一编），他便顺口讲了一个故事。大意是说，恩田氏是学药不成，并未受过正式高等教育的人，德文根基很浅，也未到过外国，却能编出这部博大精详的词典；他的精神是值得钦佩的。

日本在明治维新后期，医学还很幼稚，医术很少。从恩田氏的辞书刊行以后，才进入了旺盛的翻译时代，西洋的有名医书大规模地被翻译成日文，被介绍到日本来；大正时代日本医学的突飞猛进，逐渐赶上欧美，他认为和这辞书以及后出的若干辞书很有关系；恩田氏的功绩是值得纪念的。

对于伤时忧国，富于情感的青年，这段话会引起何等强烈的反应，是可以想像的。我当时受热情的冲动，马上计划翻译恩田氏的词典，并且试译了最先的几页。嗣后虽然随着头脑的复归冷静，明瞭这种计划的幼稚可笑，并未继续写作下去；但这段故事以及编制辞典的大愿却一直记在心头，至今不忘。

我在近二十几年中，编译了不少医书，无时无刻不感觉到缺乏适当译名的痛苦，这种心愿可说是愈老而愈强烈（故决定出版该辞典）。

可以说，亲眼目睹日本近代医学获得“德日辞典”并迅速发展的赵师震，始终将在中国出版同样的辞典作为夙愿，花费了相当长的时间并最终如愿以偿。这本辞典在1952年由北京的中华书局出版，其辛劳得到了回报。另外在1968年、1993年，乃至2009年，该书在香港也被重版，目前仍在广泛流通使用。与千叶医专研究室中的那本恩田版辞典一样，赵氏的辞典在现在的汉语圈内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无疑是超越时空的、“知识智慧”的连锁反应。

3.学会的设立与参加

以下将从传播“知识智慧”的角度来简要探讨一下，留日学生回国之后究竟是如何参与医学、药学等学会组织的问题。

1915年2月设立的“中华医学会”，以“增进医者友谊，尊重医德医权，普及医学卫生，联络中外医学”为宗旨。最初虽然只有会员232名，但此后逐渐成长为在各地拥有支部，足以代表中国医学界的团体，至1930年代，其会员居然多达2800名。它为学术活动、医学书籍的出版、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的推进、高级医务人员的培养等近代医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1937年，千叶毕业生金宝善出任了该会会长⁽²⁹⁾。

此外，1915年8月（也有称5月）的“中华民国医药学会”，是在日学习医药学回国的留学生与医药专家共同组织的团体。其会长是金泽医专毕业的汤尔和，创始人之一是侯毓汶（侯希民）。据称其参加者中，有不少著名专家也同时是中华医学会的会员⁽³⁰⁾。

“中国药学会（中华药学会）”，是现在中国最大、历史最悠久的药学研究团体。该学会起源自1907年创设的“中华药学会”。2008年，为纪念学会创设一百周年，发行了《中国药学会史》（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一书。据称刚刚创设时，其会员仅27名而已，而现在已拥有8万余人⁽³¹⁾。因为其创设地点在日本东京，所以早期成员中也包括了千叶医学专门学校药学科的留学生。

回国的留学生们通过相继创设西式的新医校，出版医学书籍，建立学会组织等方式，大大推动了近代医学在中国的普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