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日学生的“乡土”意识

三、留日学生的“乡土”意识

甲午战败后，清政府觉悟到向日本学习的必要性，经过多方考察，1896年3月，清政府首次派学生赴日留学，自此以后留日学生规模逐年增大。考虑到“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一、路近省费，可多遣。一、去华近，易考察。一、东文近于中文，易通晓。一、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无过于此”^[26]“我取径东洋，力省效速”^[27]。为此，清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令各省选拔青年才俊留学日本，同时鼓励自费留学，只要学成归来，即给予一定的功名。清政府的这些激励措施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中国学子前往日本留学的风气。

留日学生是中国最先认识到乡土教育、爱国教育的一批人。一方面，由于中国的战败国身份，远离乡土的他们在日本更能感受到“东亚病夫”的屈辱，产生了对乡土的怀念之情；另一方面，他们在日本接受了“地方自治”、“立宪”等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理念，眼界开阔，更加看重分清“群己权限”，追求地方利益与个体价值。带着这种复杂心理，在西方政治理念的激励下，他们的爱国热情极为高涨，爱乡意识也更为强烈。他们纷纷成立同乡会，藉以培养乡土观念，加强同乡之间的联系。同时，积极撰文，表达对家乡利益的关注与诉求。早期的《江苏》、《浙江潮》，稍晚的《云南》、《秦陇报》、《晋乘》、《豫报》等报刊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比如，《湖北同乡会缘起》中就写道：“同人游学海外，目击时局，知非合群力，结一大团体，断不能立于生争竞存之恶风浪中。但大团体由小团体相结而成，故爱国必自爱乡始。”^[28]江苏留日学生在《江苏同乡会创始记事》中指出：“国之亡也，亡于不能群，而惟爱力足以救之。虽然，人未有不爱其亲，而能爱乡党邻里者，即未有不爱乡党邻里，而能爱国者。”“今同人以爱江苏者爱中国，各省亦竞以爱其本省者爱中国，驯至齐心一致，以集注于爱国之一点，则中国之兴也。吾欲于江苏及他省同乡会卜之。”^[29]

与留日学人相响应，国内学界也广泛开展了爱国、自治的宣传。1904年蔡元培等人主编的《警钟日报》发表题为《新上海》的社论，明确地提出了“上海人”的概念：“上海者，上海人之上海也。”^[30]上海南洋公学学生提出：“祖国者，故乡之母也。爱祖国而不爱故乡，与爱人子不爱人母何异？诸君而欲爱祖国也，则推爱故乡之心以爱之可也。”^[31]

以上这些观点，都把爱乡视为爱国的前提，更加强调地方利益。这对后来乡土教育高潮的掀起是有客观推动作用的。不过，似乎是“矫枉过正”，在强调爱乡土的同时，也出现了狭隘的地方保护主义情绪，受到了各方面的批评。

留日学生还注意到日本非常重视乡土教育。早在1903年，《湖北学生界》就撰文指出：“日本讲小学教授法者，谓欲发起学生之爱国心，必先于教历史、地理上，择其所处地中之名人形胜，以发起其爱乡土心，然后由爱乡土而推及于爱国也。”^[32]可见，从理论上讲，乡土教育的思想也已经在留日学生中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