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者再教育

领导者再教育

平常人对于教育有一种不够正确的了解，以为只有成人教育小孩，上司教育下属，老板教育徒弟，知识分子教育文盲。其实，反过来的教育的行动影响作用不但是可能而且是普遍习见的现象，不过很少的人承认它罢了；至于承认它而又能运用它来相互教育，使学问交流起来，以丰富彼此之经验，纠正彼此之看法，推动彼此之进步，那是更少了。但是一个民主的国家实在是要看重这种互相教育之现象并扩大学问交流的效果，加速度的走向共同创造之大道。

中国人受了二千年之专制政治之压迫，几乎每个人一当了权便会仗权凌人。好像受了婆婆压迫的媳妇，一旦自己做了婆婆便会更加压迫她的媳妇。在中国几乎每一个有权的人是一个独裁。有大权的是大独裁。有小权的是小独裁。自主席以至于保甲长都免不了有独裁的作风。就是我这个区区的校长也不是例外，常常不知不觉的独断独行，违反了民主的精神。一经别人提醒，才豁然大悟。在一个民主国家里面，做一个独裁校长是千不该，万不该的事情。但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过不了多少时候，病又复发了。那只有再接再厉的多方想法以克服这与民主精神不相容的作风。

民主的时代已经来到。民主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我们对于民主的生活还不习惯。但春天已来，我们必须脱去棉衣，穿上春装。我们必需（须）在民主的新生活中学习民主。不但老百姓要学习民主，大大小小的领袖们都得学习民主。领袖们是已经毕过业了，还要学习吗？不错，还要学习，只有进了棺材才不要学习。他们虽然有些学问，但是他们从来没有学过民主，所以还要学习，还要学习民主。他们虽然受过教育，但是没有受过民主教育，所以还要再受教育，再受民主教育，把受过不合民主的教育从生活中肃清掉。

这种再教育应该怎样进行呢？

第一，自己觉得需要再教育。自己觉得既往的习惯不足以应付民主的要求。自己承认在民主的社会里做领袖和在专制的社会里做领袖是有了根本之不同，那么在本人的生活上也必须起根本的变化才能适应客观之变化。从前白健生先生有一次和我闲谈“以不变应万变”的道理。我提议在不字下面加一横，意思是“以丕变应万变”，丕变即是大变，我们要在生活上起大的变化才能应付民主政治所起的大变化。民主政治所起的变化是很大的。例如承认个人之尊严，便不能随便侵犯别人的基本自由；采用协商批评之方法便须放弃“我即是”，“朕即真理”；要使人了解你，同时又要使你了解人，便须放弃“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又必须虚心下问，集思广益；实行共同创造，便须放弃少数人包办之倾向。我们若深刻的感觉到旧习惯不足以应付这种大变化，而又不愿意被淘汰，那就一定觉得有再受教育之必要了。

第二，多方学习。自己既已感觉到有再受教育之必要，那就好办了。地位无论大小，只要对于民主的生活感觉到如饥似渴之需要，那不啻是走了一半的路程了。学习方法虽多，总靠自己虚心。随时随地愿听逆耳之言，和颜悦色地欢迎干部和别人的批评，有事先商量而后行都很重要。民主先贤的传记著作如林肯，哲斐孙^[38]，汤佩恩的都能给我们有力的指示。国外民主国之游历，国内民主政治比较进步的地方的参观都能帮助我们进步。但是最重要的是在“做”上学，在实行民主上，在发挥民主作风上，学习民主。

第三，我们最伟大的老师。我们最伟大的老师是老百姓。我们最要紧的是跟老百姓学习。我们要叫老百姓教导我们如何为他们服务。我们要钻进老百姓的队伍里去和老百姓共患难，彻底知道老百姓所要除的是什么痛苦，所要造的是什么幸福。

我前些日子写的一首小诗，可供领导人自我再教育之参考：

民之所好好之。

民之所恶恶之。

为人民领导者。

拜人民为老师。

领导者再教育之三部曲是，第一部跟老百姓学习：第二部教老百姓进步：第三部引导老百姓共同创造。也只有肯跟老百姓学习的人，才能做老百姓的真正领导者。

选自：陶行知.陶行知全集（第三卷）［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596—599.原载：民主［J］.1946（24）.

【注释】

[1]培根：英国哲学家。

[2]笛卡尔：法国哲学家、数学家和物理学家。

[3]配斯泰来齐：今译“裴斯泰洛齐”，瑞士教育家。

[4]赫耳巴忒：今译“赫尔巴特”，德国哲学家、心理学家、教育家。

[5]福禄倍：今译“福禄培尔”，德国教育家。

[6]杜威：美国哲学家、教育家。

[7]桑戴克：美国心理学家。

[8]保尔生：今译“保罗生”，德国哲学家。

[9]大风烈铁骑帝：今译“腓特烈大帝”。

[10]乾姆斯：今译“詹姆斯”，美国心理学家。

[11]晦庵，即朱熹；阳明，即王守仁。

[12]本篇于1928年收入作者自选教育论文集《中国教育改造》。

[13]自动主义是20世纪初期盛行于中国的教育思潮之一。所谓自动教育，是以学生自动为本体，加以教师之训导。强调学生应自学、自强、自治。

[14]刘伯明是留美哲学博士，当时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行政委员会副主任，文、史、地部主任。

[15]中数或称中位数，教育统计中的专用名词。即将许多有关的量数由小而大或由大而小排列，取其中间的一项来作代表。

[16]此句在《江苏新学制系统草案讨论会委员会会议记录》中为“修业年限二年以上”。

[17]本篇于1928年收入作者自选教育论文集《中国教育改造》。

[18]本篇系演讲记录。记录者：程本海。题目原为《中国乡村教育之根本改造》，编者在题目前加“再论”二字，以示区别于作者1926年12月所撰《中国乡村教育之根本改造》一文。本文原发表时，附有如后文字：“陶行知先生这篇演讲词，是于一月三日应徽社所请，在青年会演讲约一时半之久，态度恳挚，听者无不动容，足见其感人之深。这篇笔记，经陶氏校阅并改正多处，应在这里附志谢忱——笔记者识。”

[19]四校皆为中华教育改进社特约试验乡村学校。前三所校址在南京近郊，开原一校在无锡开原乡河埒口。

[20]指1926年12月25日在南京尧化门小学召开的中华教育改进社特约乡村学校第二次研究会。在这次会议上，以第一次研究会（1926年11月21日开）通过的《我们的信条》为誓词，举行了立志乡村教育的宣誓典礼。

[21]本篇系演讲词。

[22]本校，指晓庄试验乡村师范学校。

[23]教学做草案，即晓庄师范各科指导员的活动计划，须与学生讨论后共同实施。

[24]《乡教丛讯》，半月刊，中华教育改进社乡村教师同志会会刊。后与晓庄师范合办，主要内容为宣传乡村教育。

[25]《时报·教育新思潮》，即《时报》副刊《教育周刊》上的《世界教育新思潮》栏。由蒋梦麟主编，陶行知为该栏主要撰稿人之一。

[26]新学制，指1922年颁行的《学校系统改革令》（即“壬戌学制”）。

[27]张伯苓，当时南开大学校长，中华教育改进社董事。

[28]本篇系在晓庄学校主办的乡村教师讨论会上的演讲记录。记录者：戴自俺、孙铭勋。本文在收入《教学做合一之系统研究》一书时，作了增删改动。本次收入，以原发件为准。

[29]晓庄剧社：晓庄师范师生组织的戏剧团体，成立于1929年初，陶行知任团长。

[30]达尔文（1809—1882）　英国博物学家，生物进化论奠基人。

[31]中国童子军，1912年在武昌文华书院成立。国民党统治时期，初设中国童子军司令部，后设中国童子军总会，领导全国童子军的军事训练，并在初中设童子军课程，推行童子军管理。

[32]“三R”是英语read，recite，review的缩写形式，意为阅读、背诵和温习。

[33]山海工学团：1932年10月1日陶行知在上海大场地区创办。1937年8月13日日军占领上海后停办。

[34]宜兴：县名。在江苏省南部，与浙江、安徽为邻。

[35]西桥工学团：即西桥儿童工学团，1924年底，陶行知派陆静山和侣朋到宜兴协助小先生承国英创办。

[36]南充：县名，在四川省，位于嘉陵江中游。

[37]督学：国民党统治时期，各级教育行政机构所设的负责视察监督学校工作的人员。

[38]哲斐孙：今译“杰弗逊”（1743—1826），美国总统（1801—1809）。美国独立战争时期资产阶级民主派主要代表之一。曾参与起草《独立宣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