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化高等教育对口支援政策

（三）深化高等教育对口支援政策

我国一直高度重视东西部高等教育之间存在的差距，并采取各种措施加以弥补，实行东西部高校之间的对口支援便是有效措施之一。2001年6月教育部印发了《关于实施“对口支援西部地区高等学校计划”的通知》，并于2001年7月召开了“对口支援西部地区重点建设高等学校座谈会”，开始启动实施对口支援计划，推动东部发达地区在师资、科研等方面实力雄厚的高等学校与西部地区实力相对较弱的高等学校建立起一对一的帮衬、支援关系。经过10年的实践，对口支援工作取得了巨大成绩，受援高校综合办学实力大为提升，学科建设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教师队伍结构得到优化，提高了受援高校的服务能力，推进了人才培养，促进了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贵州大学、宁夏大学、青海大学、西藏大学和石河子大学等5所大学步入“211工程”院校行列。2001年时，首批13所受援西部高校总共只有一级学科博士点5个，二级学科博士点65个，硕士点488个；到2009年，一级学科博士点增加到46个，二级学科博士点达288个，硕士点达1493个。最早实施对口支援的13所受援高校中，专任教师中有研究生学历人数从3800多人增长到11200多人。对口支援双方学校共承担了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200多项，其中有一些项目已取得突出成效。

对口支援是一项实践性很强、政策性很强的制度创新，有必要进一步探索对口支援的长效机制，进一步加强政策引导，有效惠及西部高校，实现国家教育资源优化配置和区域协调发展。要在宏观政策上有更大的推动力，把“四个显著提升”作为今后对口支援的主要任务，即显著提升受援高校的师资队伍水平、显著提升受援高校的人才培养质量、显著提升受援高校的科研服务能力和显著提升受援高校的学校管理水平，从而实现西部地区高等教育又好又快发展的目标。

1.保持对口支援政策的稳定性、连续性和长期性

高等教育是长期的事业，西部高等教育要赶上东部地区的发展水平需要很长的历史时期，对受援高校应有长远的支援规划，确定远期发展目标，可以考虑以未来10年至20年来设计对口支援建设政策。从受援高校的实际情况来看，很多高校是从本科甚至是专科教育层次发展而来的，对口支援的核心是师资和学科。西部高校缺乏引进高层次人才的环境和条件，需要培养一大批在对口支援政策执行结束后能够引领这些高校发展的人才，进行连续滚动培养，逐步形成比较成熟稳定的学科梯队；学科建设发展需要长期的积累过程，西部高校有些与区域自然文化结合紧密的学科非常有特色，但学科水平普遍不高，没能形成规模，层次比较低，通过支援高校较长时间的帮扶，一些学科有望跻身国家重点学科，这些都离不开对口支援政策的持续和稳定。

2.完善针对西部受援高校的各项政策配套

教育部明确“将在教育事业发展、资金分配、教学科研项目、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基地建设、国际交流与合作等方面对对口支援计划的实施给予倾斜政策”，“有关教育行政部门要为‘对口支援计划’的实施提供政策支持和便利条件”^[3]。对口支援西部地区高等学校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若干政策相配套，才会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教育部在“985工程”建设、“211工程”建设、国家重点学科和重点实验室评审、学位点评审、科研立项等涉及西部高校发展的关键政策制定上，确保倾斜政策到位。另外还需注意各项政策的协调。以新疆高校为例，目前在疆本科院校都接受一到两所东部高校对口支援，由教育部高教司负责管理，教育部学位办、师范司、民族司等司局共同参与，对口支援包括援疆学科建设计划、对口支援新疆师范院校计划、针对少数民族地区的高校教师支教计划等项目，各项政策对推动新疆高等教育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基于政策的统筹安排，建议纳入对口支援的统一范畴，系统规划，相互协调，分别管理。

3.增强对口支援高校双方的内在积极性

高校对口支援是一种高校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为提高学校的核心竞争力，欧美很多高校校际之间建立起了伙伴关系，并将战略联盟思想引入高等教育，推动了伙伴高校协同发展。对口支援如果仅从讲政治的高度来推动是缺乏长远动力的，要通过实现对口支援高校的“双赢”，才能激发对口支援双方的内在动力。从表象上看，对口支援是支援方援助受援方的单向受益行为，但从隐性的角度和实际结果来看，则是双向受益的，只是获益的方面和获益的程度不同而已。需要从实际出发，积极构建对口支援的双赢机制，一是受援高校地处西部，有资源优势，支援高校的许多研究项目与资源开发利用有关，双方可以共同利用资源，搭建研究平台。二是西部高校地处西部和边境地区，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多民族、多文化、多宗教交织融合，既与中原大地密切联系，又与周边邻国有着长期友好交往，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历史文化，这些都吸引着内地名校人文社科教师的研究兴趣。三是西部在大开发中有许多现实经济社会问题需要研究、探讨和解决，这些问题的研究和解决需要西部高校与内地高校的密切合作。四是党和国家高度关注西部的开发、建设和稳定，也有政策的诸多倾斜，有专项经费投入，为西部高校与内地名校合作研究、联合办学提供了许多机会和政策支持。这些都为构建对口支援双赢机制创造了有利条件，关键是如何抓住机会，创造性地用好这些条件。

4.实行对口支援双方捆绑式发展

对口支援是以行政权力为主导的一项政策。对口支援计划实施以来，大多数对口支援高校双方的决策层和管理层都进行了多次互访、磋商，签署若干合作协议，但落实比较好的是干部挂职、教师进修、学术讲座、学生插班、教师授课等几项措施，这些措施实施起来相对较易，但对受援高校的帮助是浅层的、短期的，而对受援高校长远来说最关键、最根本的学科建设方面，却难以找到好的突破口，这是目前对口支援所面临的困境。对于学科建设的带动和发展，科研合作是最好的途径，既搭建平台、整合资源，又可凝练方向、培养队伍，这就需要实现对口支援工作重心向院系层面、向师资方面下移。依靠行政权力推进对口支援双方的捆绑式发展，争取学术权威的理解和参与，动员更广泛的专家学者加入对口支援。鼓励支援与受援高校有计划、有重点地开展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和本科生工作，实现对口支援重心下移。对对口支援高校双方进行综合评估，将双方的学科建设、科研平台、师资队伍、学生培养等各方面纳入考评指标体系，更好地利用支援高校的优势，帮助受援高校培养人才，提高办学能力和水平。

5.建立对口支援资金保障机制

自对口支援工作开展以来，支援高校都会在年初的财务预算中列出一笔专项计划，用以完成对口支援工作。以北京大学和石河子大学为例，北京大学每年都会在年初事业费预算中切出一块设立对口支援专项资金，保障此项工作的运行。其他对口支援高校也大体如此。但是应该看到，基于支援学校和受援学校本质上都是理性的、自利的经济实体，并且双方教育资源都是有限的、短缺的，支援高校不可能拿出大笔资金投入对口支援计划，因而解决的问题相当有限。对口支援仅靠国家部署、学校政治自觉是不能长久的，资金保证是建立长效机制的基础。对口支援曾获得李嘉诚先生的捐助资金，教育部也争取了一些对口支援资金，促进了该项工作的健康发展，但这些还远远不够，还不足以支持对口支援向纵深发展、向全方位发展。在对口支援过程中，既不能让支援高校既投入相当的人力，还要投入相当的物力财力，更不能增加受援学校的财务负担。增加政府公共财政投入，设立对口支援建设专项资金，是促进教育公平和高等教育区域协调发展的具体体现和理性选择。同时政府、高校可积极引导和推动社会资金和民间捐助介入，有效解决对口支援资金问题。^[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