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民教育和“保育民族幼苗”

二、难民教育和“保育民族幼苗”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八一三”事变后，日军入侵上海，占领租界以外区域，百万难民流落租界。在各慈善团体、爱国人士的共同努力下，在中共地下组织的领导、推动下，大批难民收容所设立起来，各难民教育机构亦相继成立。陈鹤琴秉持着民族责任感和教育家的使命感，主动投身到难民救济、难民教育的前列，先后出任上海国际救济会常务委员兼教育组负责人、上海国际红十字教育委员会主任、上海慈善团体联合会救济战区难民委员会教育委员会主任，全面主持上海难民教育工作。陈鹤琴与刘湛恩、赵朴初、朱启銮等组成教育委员会，制定、实施难民教育计划，分儿童教育、成人教育和职业教育三方面展开工作，重点首先放在6岁到15岁的难童教育上。当时先在205个收容所中的164所学校中，对近28000名难童进行教育。在震旦大学操场上的大棚难民营内，还设有一所难童的“国际中学”，约100名学生分设两个班，陈鹤琴领衔担任名誉校长。陈鹤琴还以工部局名义，为难民教育拨付一定的经费款项以及通用的教科书、文具用品等。他亲自组织难民教育处，制订计划，分配任务，听取汇报，把教师和教学用品及时送往各难民收容所和难童学校。1938年，他参与工部局华员总会与赵朴初等的合作，共同开办了一个专收儿童的难童收容所。他还与董任坚等发起成立上海街童教育会，把流浪街头的失学儿童组织起来，开办街头教学班30余处，设立街童教育巡回图书馆。

陈鹤琴整天为苦难儿童的教育奔忙。人们经常可以在芦棚搭建的难民学校看到他的身影。街童教学没有校舍，就化整为零，各科分散上课。工部局小学音乐教师马虚若负责教唱爱国歌曲，陈鹤琴把自己的客厅让出，给街童上唱歌课。在他的客厅还办有一个流浪街童识字班，他让自己的子女担任“小先生”教识字。他对孩子们说：“你们虽然年纪小，也能为抗战出一份力。”

为了救济与教养孤苦无告的儿童，1937年秋，陈鹤琴以“集合社会热心人士，为苦难儿童谋幸福，培养健全国民”为宗旨，发起组织儿童保育会，任理事长，黄定慧等任副理事长。在《每日译报》上，陈鹤琴为儿童保育会成立题词“保育民族幼苗”。1938年儿童节起，通过儿童保育会，陆续创办10所报童学校和2个报贩成人班，陈鹤琴和陶行知的学生、中共地下党员朱泽甫被聘为校长；1939年儿童节，陈鹤琴又与工部局儿童保障科合作，在儿童保育会下创立儿童保育院，专门收留教养流浪儿童和孤儿，请朱泽甫负责，在“工读并进，手脑并用”的方针下，进行教育和技术训练。陈鹤琴为学校举办多期报童教师进修班，并前往演讲，勉励教师为难民难童教育多作贡献。还先后出席报童演讲比赛、报童新年同乐会和报童学校运动会。在他的指导下，在校长朱泽甫的领导下，报童学校享誉沪上，亦成为共产党在群众中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发展进步力量的工作阵地。当年报童曾有集体抵制出售汪伪汉奸报之举，一时传为沪上佳话。

1938年9月，已到达香港的陶行知在致张宗麟的函中特别提到：“陈、赵、黄（按：即陈鹤琴、赵朴初、黄定慧）诸先生发起难民教育协会，对难民进行战时教育，成立儿童保育会，举办报童学校，培养难童人才幼苗，均为善举，甚合我意。行知立定志愿，回国后尽力保育难童工作，培养人才幼苗，为抗战积蓄力量，为建国培养专门人才，请你和泽甫弟代我向陈、赵、黄诸先生致意。”^[22]

普及教育，开启民智，一直是陈鹤琴等教育家为之奋斗的理想。陈鹤琴的心声是：“新教育东渐四十余年来，中国还只有20％的人民能读能写，大多数的人仍旧停滞于无知识无教育的状态里。在现代，没有一个拥有大量无知识无教育的人民的国家，能够确保其生存。因此我们必须扫除文盲与迷信，必须教育人民而开亮人民的眼睛。”^[23]

在受邀主持难民教育之初，陈鹤琴便认为这是为民众服务的最好机会，也可以集中地、大规模地实行扫盲教育。但中国文字难读、难记、难写，他想用最短的时间，以最经济的方法教会难民中国文字。求索研究之中，获悉上海新文字研究会青年在难民中试教拉丁化新文字，他在实地考察后予以热情支持。对于上海新文字研究会被租界当局列为抗日救亡组织予以取缔的困顿，陈鹤琴毫不避讳，亲自出面担保，为研究会争得合法教育团体的身份；针对租界当局攻击新文字是“共产主义宣传品”，要予以封禁的言行，陈鹤琴以“《资本论》是用英文写的，是不是英文也要禁止”的辩才，巧妙地据理力争，使新文字在普及难民教育中得以继续发挥作用。陈鹤琴在迅速学会阅读拼写后，立即着手编写新文字教材《民众课本》上下册，由国际红十字会救济会难民教育股出版。在王宏、倪海曙的帮助下，在韦悫、胡愈之的支持下，陈鹤琴亲自负责扩大难民收容所的新文字实验，先后举办新文字教师培训班，人数约达1000。至1938年春，接受新文字教育的儿童突破30000多，报童1000多，成人难民4000多。陈鹤琴进而又亲手编制新文字教学挂图，编写新文字读物，有成套的新文字读物《岳飞》、《花木兰》等16种，还将英国作家奥维达的小说《穷儿苦狗记》译成新文字出版。他的大儿子一鸣也鼎力相助，先后为《民众课本》、《穷儿苦狗记》绘制了不少插图。

1938年3月，中共地下组织主办的《每日译报》发行了“难民问题特刊”，满怀憧憬的陈鹤琴在第一期上载文说：“我们要使文盲认识了文字，那么世界大事、科学常识、民族意识、国家观念、国民道德等才有方法灌输，而民族文化水准也能逐渐提高了。否则，文盲的百分比常在80％以上的民族，怎样能实现提高民族文化的目的呢？所以，我们在现在上海难民收容所中来试验用新文字扫除文盲，我们的目的并不要废汉字，而是给予难民一个达到认识文字获得知识的钥匙，使他们能自动地变成非文盲。”^[24]4月4日，陈鹤琴又为《每日译报》“儿童节特刊”撰文，号召儿童们为社会服务，学习新文字，教不识字的识字：“小朋友，大家起来，扫除我国80％的文盲。”^[25]之前陈鹤琴已将这一意蕴设计成一枚圆形徽章，中间是一把钥匙，钥匙上下是“扫除文盲”4个汉字，周围一圈用汉字和拉丁化新文字同时标出“我能看书写字”。陈鹤琴以此激励难童难民学习新文字的热情。

陈鹤琴设计的扫除文盲徽章

7月，与陈望道、方光焘共同发起成立“上海语文学会”，陈鹤琴被推为理事长。学会邀请著名人士和著名教授参加，以提高社会对新文字实验的关注和支持。从1937到1939年，陈鹤琴以极大的热情宣传新文字的优越性，亲自开展教学实验。在他的积极主持下，租界区难民收容所的新文字教学工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产生了很好的社会影响。

由于美国记者斯诺秘密来到上海，一本名为《西行漫记》的书在社会上流传，人们开始对在延安的红色政权和军队有所了解。作为参与资助此书出版的复社成员陈鹤琴，应中华职业补习学校、难民初级职业学校之请，作题为“在孤岛上怎样做个好青年”的演讲中，呼吁向奋战在西线的青年学习，“孤岛”的青年也应该成为社会的榜样和时代的灯塔。《申报》教育新闻栏用三天连载这一演讲，在艰险的“孤岛”传播着爱国教育家的声音。

1939年6月，陈鹤琴、陈选善联络各界，以“普及教育，发扬爱国精神为宗旨”，发起成立上海成人义务教育促进会，陈鹤琴任理事长。在中共地下组织的支持下，在全市各区办起11所夜校，吸收工人、失学青年和家庭妇女，继续推进用新文字扫除文盲的实验。夜校共办5期，有5000名学生参加。

成人义务学校的学生向民众传播文化、宣传抗日

“孤岛”时期，危机四伏，1938年，与陈鹤琴共同从事抗日救亡活动的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上海女子大学校长吴志骞先后被敌伪暗杀。陈鹤琴亦是敌伪注意的人物之一，但他不为所动，继续参与从事进步的社会文化活动。1939年下半年，“孤岛”形势日益恶化，为了对学校师生进行“最后一课”的爱国主义教育，陈鹤琴与陈望道等用“中国语文教育学会”的名义，筹办在11月举办了一个大规模的“中国语文展览会”，用生动的形象、丰富的内容教育人民不要忘记祖国的语文。由于数度受到敌伪暗杀威胁，展览开幕之前，陈鹤琴被迫离沪，行前再度落实儿童保育院院长一职，托付院内数百孤儿和流浪儿童。之后辗转江西办学，继续教育家的理想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