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幸福就是符合于美德的活动，那么，它之应该符合于最高的美德，乃是很合理的；这将是我们之中最好的东西。不论这个被认作为我们的自然的统治者和指导者、并思考着高贵和神圣的事物的因素是理性还是别的东西，不论它本身就是神圣的或只是我们之中最神圣的因素，总之，这因素的符合于其自身美德的活动，将是完满的幸福。至于这种活动乃是沉思的，这一点我们已说过了。
现在，这好像既符合于我们前面所说的，又符合于实情。因为，第一，这种活动是最好的（在我们看来，不仅理性是最好的东西，而且理性的对象也是可认识的对象中最好的东西）；第二，它是最有连续性的，因此，比起干任何别的事情来，我们是更能持续不断地沉思真理的。并且我们认为幸福总带有愉快之感，而哲学智慧的活动恰是被公认为所有具有美德的活动中最愉快的。无论如何，追求哲学智慧是被认为能给予人愉快的，这种愉快因其纯粹和持久而更可贵，并且，我们有理由认为那些有知识的人比那些正在研究的人会生活得更愉快。我们曾经提到的那种自足性、必定最为沉思的活动所具有。因为，虽说一个哲学家正像一个正直的人或一个具有任何一种不同美德的人一样，需要特定的生活条件，但当他们已经充分具备了这种东西之后，正直的人还需要那些他能对之施行公正行动的人们，有节制的人、勇敢的人以及有其他美德的人也都如此，然而，哲学家即使一个人的时候，也能够沉思真理，并且他越有智慧就越好。如果他有共同的工作者，他也许能做得更好些，但他总还是最自足的了，好像只有这种活动才会因其本身而为人所爱。因为除了沉思之外，没有别的东西从它产生出来；而从实践的活动中，我们除行为本身之外，或多或少总是有所得的。并且，幸福被认为是凭借于闲暇的，因为我们之所以忙忙碌碌正是为了能够有闲暇，从事战争正是为了要和平度日。可是，实际的美德的活动都表现于政治和军事的事务之内，而与这些事务有关的行为似乎都不是悠闲自在的。战争方面的行为是完全如此的（因为没有人是为了要战争而选择投入战争或挑起战争的。任何一个人如果是为了要引起战争和屠杀而把自己的朋友变成敌人，那么，似乎只能说这个人是绝对嗜杀成性）；但是，政治家的行为也不是悠闲的，它（且不说政治行为本身）是以专权和名位为目的，或者至多也不过是以他自己和同胞们的幸福为目的——这种幸福乃是不同于政治行为的一种东西，并且显然是作为不同的东西来求取的。所以，如果在美德的行为里面，政治和军事行为的特色是在于其高贵和伟大，而这些行为乃是不悠闲自在的，并且是向着一个目标，而不是因其本身而可取的。反之，理性的沉思的活动，则好像既有较高的严肃的价值，又不以本身之外的任何目的为目标，并且具有它自己本身所特有的愉快（这种愉快增强了活动），而且自足性、悠闲自适、持久不倦（在对于人可能的限度内）和其他被赋予最幸福的人的一切属性，都显然是与这种活动相联系着的。——如果是这样，这就是人的最完满的幸福，假若它被准许和人的寿命一样长久的话（因为幸福的属性中没有一种是不完全的）。
但这样一种生活对于人来说恐怕是太奢望了；因为人并不是就其作为一个人的资格而会这样生活，而是就他之中有某种神圣的东西存在，他才能如此。这些东西的活动胜过那种作为他种美德的运用的活动的程度，乃是视这种东西胜过我们复合的本性的程度而定的。那么，如果与人比较起来，理性乃是神圣的，符合于理性的生活，与人的生活比较起来，就是神圣的。但是，我们应该不要听信有些人的话，这些人劝告我们，说我们既是人，就应当去想人的事务，并且作为有生有死的人，就应当去想有生有死的东西。我们应该尽力使我们自己不朽，尽力按照我们里面最好的东西来生活；因为即使它在量上很微小，但是在力量和价值上，却远远胜过一切东西。这东西似乎就是每个人的本身，因为它是人的占统治地位的和更好的部分。所以，如果人不选择他自己的生活而选择别种生物的生活，那就太奇怪了。我们以前所说的，现在可以用得着了，即是：每一种东西所特有的，对于那种东西就自然是最好的和最愉快的。因此，对于人，符合于理性的生活就是最好的和最愉快的生活，因为理性比其他任何的东西更加使人是人。因此这种生活也是最幸福的。
（亚里士多德：《尼可马可伦理学》第十卷第七章。摘自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古希腊罗马哲学》，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325—3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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