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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文科研究生核心竞争力的思考和探索

时间:2022-03-02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不断增强文科研究生的学术竞争力,是文科研究生培养的基本目标之一。所谓文科研究生的“学术竞争力”,是一个标志文科研究生综合能力及其结构的概念。本文缩小“核心竞争力”概念的使用范围,将其用于文科研究生能力的训练和培养。

林乐昌

一、引言

研究生培养是大学教育中涉及面很广的系统工程,思想品德教育和专业能力培养是其中的两大基本面向。本文仅从专业能力培养的角度,探讨如何增强文科研究生的核心竞争力问题。三十年来,随着我国研究生教育规模的不断扩大,如何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增强研究生的学术竞争力等问题越来越突出地摆在管理层和指导教师面前。我作为研究生指导教师队伍中的一员,多年来注意到文科研究生的学术论文写作能力普遍薄弱,因而结合我所在的中国哲学专业学位点的实际,对研究生的培养目标、培养方式及其实质等问题进行了反复的思考,形成的基本观点是:文科研究生的学术竞争力主要由“学”、“思”、“写”三方面能力所构成,在这三方面能力的互补互动中,应当着重突出“写”也就是学术论文写作能力的培养,使这一能力成为文科研究生的“核心竞争力”。在对问题进行理论思考的同时,我还从教学实践和指导方式等方面对该问题的解决做了一些初步的探索。这些思考和探索,虽然涉及文科研究生培养的一般问题,但毕竟是以中国哲学专业研究生培养为着眼点的,有其局限,也很不成熟,欢迎同行批评指正。

二、增强文科研究生核心竞争力的思考

这里涉及两个重要概念:一个是“学术竞争力”,另一个是“核心竞争力”。不断增强文科研究生的学术竞争力,是文科研究生培养的基本目标之一。所谓文科研究生的“学术竞争力”,是一个标志文科研究生综合能力及其结构的概念。由于学科不同,文科研究生的综合能力结构与理工科研究生的综合能力结构会有所不同。

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1]重视“学”、“思”能力的培养,是中国古代教育的重要传统。不言而喻,“学”和“思”至今仍然是大学文科研究生综合能力的基本构成。高等院校自1981年实行学位制度以来,各有关方面对包括学位论文在内的学术论文越来越重视。于是,学术论文的写作就成为研究生综合能力结构中必不可少的环节。完整地看,文科研究生的综合能力结构应当包括“学”、“思”、“写”三个基本方面,而这也可以视为增强文科研究生学术竞争力的全面要求。

据我多年来的观察和调查,文科研究生中写作能力薄弱者为数不少。他们不大了解一般文章与学术论文的区别,对学术论文写作在学术竞争力中的地位和作用认识比较盲目。针对这种现状,我认为,在文科研究生“学”、“思”、“写”三方面能力的互补互动中,应当着重突出“写”也就是学术论文写作能力的培养,可以把这种能力称为文科研究生的“核心竞争力”。“核心竞争力”一词最早源于企业战略管理理论。1990年,美国著名管理学者哈默和普拉哈拉德在为《哈佛商业评论》撰写的《公司核心竞争力》一文中,正式提出了“核心竞争力”概念。后来,这一概念又被引进大学建设,称作“大学核心竞争力”。本文缩小“核心竞争力”概念的使用范围,将其用于文科研究生能力的训练和培养。

这里需要对构成文科研究生综合能力的“学”、“思”、“写”这三个方面的内涵及其关系略作说明。

第一,关于“学”。所谓“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学”,包括“思”和“写”在内;狭义的“学”,则特指与专业相关的知识积累和知识结构。本文所谓“学”,用的是其狭义。对中国哲学专业而言,其合理的知识结构应当包括:文献学知识,中外哲学史知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经典著作知识(包括解读经验),哲学原理知识,方法论知识,学术动态知识,等等。研究生应当在导师的指导下,不断提高课程学习能力和课外自主学习能力,逐步积累必要的基础知识和专业知识,以建立一套适合自己的知识结构。针对文科研究生普遍看书不多的倾向,在鼓励他们积极“思”、“写”的同时,尤其应当先鼓励他们多读书。著名学者萧公权在论及胡适的名言“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时指出:“我想在假设和求证之前还要有一个‘放眼看书’的阶段”。“看书而不作假设,会犯‘学而不思则罔’的错误。不多看书而大胆假设,更有‘思而不学则殆’的危险。”[2]

第二,关于“思”。学习和研究必须进行思考。简言之,思考应当做到三个“有”,就是:有问题,有观点,有思路。所谓“有问题”,是指从事学术研究必须有明确的问题意识,要善于发现问题,并确定研究选题,也就是选择有一定学术价值及现实意义的课题进行研究;所谓“有观点”和“有思路”,则是如何解决问题、完成选题的要求,要在研究过程中明确提出有学术价值的观点,并对这些观点做出合乎逻辑的、有说服力的论证,从而形成结构严谨、层次分明的思路。当然,作为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前提和基础,一方面需要熟悉学术界的相关成果,善于概括出其中的问题,否则容易使研究流于无的放矢;另一方面还需要详尽地占有资料、消化资料和组织资料,否则研究会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所有这些方面,显然都离不开思考。

第三,关于“写”。我们这里所说的写,不是指撰写散文、杂文及随笔等一般文章,而是特指撰写学术论文。学术论文,是呈现学术研究成果的主要形式;而撰写学术论文,则是文科各专业从事学术研究的基本实践形态。应当明确,学术论文与一般文章的区别在于,学术论文必须在本专业领域中发现问题和提出问题,并按照学术方法和学术规范使问题得到解决,或对问题的解决有所改善、有所推进。当专业知识累积到一定程度,问题思考也越来越明朗时,往往便会产生写作冲动,进入学术论文的撰写。

其实,以上“学”、“思”、“写”三者是交叉互渗的,往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故“学”、“思”、“写”三者的区分只是相对的。在相对独立的意义上,“学”、“思”、“写”三者的地位各不相同:“学”,是从事学术研究的基础;“思”,是从事学术研究的灵魂;“写”,不仅其本身是从事学术研究的实践形态,而且还是呈现研究成果的必要平台。在作为文科研究生学术竞争力的“学”、“思”、“写”这三个方面中,写的地位非常重要,也非常独特。这表现在:“学”和“思”无法代替“写”,而“写”却能够包含甚至统摄“学”和“思”,是“学”、“思”水平的集中展现。“写”,不仅在文科研究生的综合能力结构中地位独特,而且其作用也很独特,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写”对“学”和“思”具有促进作用。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郭芹纳教授“以写促学”的经验,对我很有启发。[3]“以写促学”,除了表现为通过写作对所学知识加以重新认识之外,还表现为通过写作往往产生“书到用时方恨少”的感受,从而使写作发挥扩大知识结构的导向作用,并使读书不再盲目,而是以研究课题为中心,进而促进更合理的知识结构的建立。根据我的经验,提高学术研究能力,不仅需要“以写促学”,而且还需要“以写促思”,因为学术论文的写作具有对研究思路进行强制性清理的作用。相信不少学者都有这样的经验:写作前已经形成了某种思路,而一旦真正动笔写作时才发现,原来的思路是不足或有偏差的,需要加以补充或调整;而只有通过动笔写作,才真正能够发现这些不足或偏差,从而促使思考的脉络和层次越来越清晰,越来越丰满。

其二,“写”对“学”和“思”具有检验作用。这表现在,通过学术论文的写作,既可以检验作者所掌握的专业基础知识是否扎实,也可以检验作者的问题意识是否明确。可以说,研究生“学”、“思”水平的高低,最终是要通过“写”才能够真实地反映出来的。

其三,“写”是“学”和“思”的综合表现。学术论文的写作,需要把进行学术研究的多重能力凝结在一起,并加以集中展现。而且,我们常所说的学术创新,最终也必须以学术论文的形式才能够将其呈现出来。

正是对学术论文写作的独特地位和重要作用形成了如上认识,我们才提出把它作为文科研究生的核心竞争力加以突出强调,并在实践中把增强文科研究生的核心竞争力视作培养工作的重中之重。

三、增强文科研究生核心竞争力的探索

为了提高研究生的综合能力,尤其是学术论文的写作能力,我在研究生教学实践和指导方式方面做了一些探索,包括部分课程的改革尝试,以及研究生指导方式的改革尝试。

(一)关于研究生课程的改革尝试

为了增强研究生的学术竞争力,特别是增强其核心竞争力,2002年以来我着重对所承担的两门研究生课程进行了改革尝试。

第一,把“中国哲学史史料学”课程改为“中国古典哲学文献学基础”,培养研究生凭借文献学知识以知书、求书的能力,为科研和论文写作服务。为了拓宽和深化中国哲学史研究,必须重视文献或史料基础。陕西师范大学中国哲学专业从2002级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由我承担“中国哲学史史料学”课程,2004年开始又为博士生开设了同样内容的课程。长期流行的“中国哲学史史料学”课程模式,对恢复学位制之后中国哲学专业研究生培养的早期阶段起过积极作用,但“史料学”课程模式毕竟在“名”、“实”两个方面都有其局限。

首先,就“史料学”模式之“实”看其局限。所谓“实”,指“史料学”模式的实际内容,包括其对象、内容及方法,而这一切又都集中反映在这种模式的功能上。“史料学”模式把所要面对的“史料”定格在既定的范围内,“史料”对于研究者的使用而言是静态的、封闭的。而对于高层次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人才培养来说,史料或文献对于研究者的使用而言都应当是动态的、开放的。因此,应当返归中国古代文献学传统(其主体是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及辑佚学等),通过这些系统知识来塔建获得更加丰富的研究资料的平台。其实,作为“史料学”模式基本叙述方式的哲学著作“举要”介绍,本身就来源于中国古代文献学中的目录学,来源于作为目录学诸多义项之一的“解题”或“提要”。但是,它在内容的丰富性上根本无法与中国传统的文献学相比。基于这种思考,我最终把课程定名为“中国古典哲学文献学基础”,在内容上尽量把中国古典哲学研究与古代文献学的知识结合起来。这可以视为不同于“史料学”模式的另一种模式。

其次,就“史料学”模式之“名”看其局限。中国古来并无“史料”一词,但是早在春秋时期便有“文献”之说。中国哲学史研究有两类“资料”:一类属于历史资料,将其简称为“史料”是可以的;另一类则属于思想资料,将其称为“史料”则不妥当,因为古代哲学家的著作并不是为了保存“史料”而撰写的。[4]再就“史料学”的名称看,它的出现也晚于“文献学”之名。更重要的是,有充分的证据可以证明,“史料学”之名来源于前苏联。中国自古就有重视文献的传统,因此没有必要在固有的“文献学”术语之外另从苏联输入“史料学”之名。这不仅是一个名词术语之争,而是表明长期以来我们在学术文化上受“全盘俄化”的影响,偏离了中国自古以来的优良传统。

第二,把“宋明理学专题”课的性质由“讲授”改为“研究”,引导研究生自主确定研究专题,在动笔写作的实践中提高学术论文写作能力。针对多年来文科研究生写作能力有所下降的现状,2002年以后我把自己所承担的“宋明理学专题课”的性质由单纯讲授改为:以提高研究生研究能力和写作能力为目标、以专题研讨为基本形式的综合性实践课。具体做法是:通过确定专题、讲授案例、解读原典、编制长编(包括学术综述和专题文献目录)、检查进度、撰写提纲(或论文初稿)、模拟研讨等七个环节,以提高研究生的写作能力。

在“宋明理学专题研究”课上,我强调把“中国古典哲学文献学基础”课与“宋明理学专题研究课”结合起来,使二者形成互动、互补的关系,把所学的文献学知识尽量运用到专题研究过程的相关环节中去。例如,不少同学在确定研究专题,以及随后的专题写作等阶段,都会产生这样的困惑:不知道该看哪些书及如何查寻应当看的书。于是,我启发同学调动“中国古典哲学文献学基础”课上所学的相关目录学知识,逐步学会按目求书。

在课程进行过程中,我作为指导教师也和研究生一起参与选题、写作和研讨。由于新世纪之前至2002年研究生人数每年不断增加,课程改革后要逐一为学生修改论文,有的论文修改达二三遍甚至更多,大大增加了教学工作量,但我仍然把这一做法坚持了下来。多年来,参加该课程的研究生在实践中写作能力有了明显的提高。据不完全统计,我所指导的多届研究生在学术期刊累计发表论文达30多篇。在此过程中,我自己也撰写了多篇学术论文。

(二)关于研究生指导方式的改革尝试

我在这方面的具体做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第一,导师应当成为研究生成长的“助推器”。为了更好地发挥导师对研究生的“助推”作用,2005年我提出了“研究工作室”概念。所谓“研究工作室”,就是以导师为中心,以我所指导的各届研究生为成员的小型学术共同体。明确提出研究工作室概念,有利于凝聚师生力量,也有利于明确共同的研究目标。为此,我还撰写了“研究工作室中长期研究/培养思路”,让工作室所有成员在此基础上形成学、研共识。在此过程中,西北环发中心侯甬坚教授“师生创业团队”的经验对我有所启发。[5]

第二,针对不少研究生在读书和研究中常常感到无从下手的现实,我为我所指导的研究生提前确定学位论文题目,一般在一年级便完成学位论文的选题工作。这样,研究生的读书、思考、写作便有了环绕的中心。在确定学位论文题目时,要求研究生尽量与导师的研究课题结合起来,以便有效地发挥导师的指导作用。

第三,在研究生指导实践中,我让部分研究生参与我所主持的省级社科基金项目和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在科研实践中锻炼他们的学术研究能力。例如,有一位研究生参加了我主持的科研项目,并为自己确定了与此科研项目相关的学位论文选题,在此过程中所撰写的一篇论文还发表在高层次学术期刊。

第四,在研究工作室中展开了经典会读活动。新世纪初期,我曾组织研究生利用每周一个晚上的时间,会读北宋关学大师张载的代表作《正蒙》。要求在校的各届研究生参加,并指定一位博士生作为召集人。后来,参与者普遍反映收获较大,提高了解读经典著作的能力。这一做法坚持了很多年,一直到现在还可以看到其影响。

【注释】

[1]何晏集解、邢昺疏:《论语注疏》卷二《为政第二》,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版,第2462页。

[2]萧公权著:《问学谏往录》,合肥:黄山书社2008年版,第59页。

[3]郭芹纳:《以写促学——献给2007年的教师节》,2007年8月31日《陕西师大报》(总397期)。

[4]黄永年著:《古籍整理概论》,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81页。

[5]侯甬坚:《以团队的方式协同进步》,2004年11月15日《陕西师大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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