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陕西村”的社会文化变迁

对比一：社区文化记忆视角

台湾西部彰化平原秀水乡的“陕西村”：在中国宝岛台湾有一个陕西村，原名“陕西庄”，它位于台湾西部彰化平原的秀水乡。这里居住的都是明末清初郑成功收复台湾时的民族英雄马信的陕西籍部将，同乡战士的后裔。300多年前，民族英雄郑成功亲率2.5万名将士，分乘几百艘战船，浩浩荡荡从金门出发，剑指台湾。随行的有72位大陆籍将军一起征战，其中就有一名叫做马信的陕西籍部将。他曾经作为清朝镇守台州的守将，秉承“汉人王天下”的理念，后来投效郑成功“反清复明”。今天在陕西地方志里已经很难找到关于马信的点滴记载。当年，马信率部队从台湾彰化的鹿港登陆，之后进驻秀水即现在的陕西村一带。他一面整训队伍，守卫新的家园，一面寓兵于农，垦殖开拓。后来马信在一次作战中不幸阵亡，他的同乡战士们就在当地落籍定居，繁衍生存。为了纪念马信的功绩，后人在村头为他立碑建庙。可能马信生得面目黧黑，人们习惯称其为“乌面将军”。因此，这庙宇虽然名叫“马信庙”，但当地村民习惯称之为“乌面将军庙”(吴亚明.台湾有个“陕西村”（行走台湾）［N］.人民旧报，2011-1-14（19）.)。台湾的“陕西村”内不仅有供奉“乌面将军”的“马信庙”，还修建了“陕西文物馆”，悬挂着“三秦雄风”的牌匾；配套的小学也称作“陕西国小”。台北的“大西北秦腔研究社实验剧团”在该村献演秦腔《二进宫》、《杀庙》、《柜中缘》、《白蛇传》等剧目(吴亚明.台湾有个陕西村［J］.黄埔，2008，（5）：53-54.)。2010年9月陕西省赴台访问团到访这个陕西村，在乌面将军庙前小小的戏台上，表演了“天下第一鼓”的安塞腰鼓、鼓舞《黄河激浪》、舞蹈《楚腰》、秦腔曲牌、唢呐独奏、折子戏、木偶《钟馗探路》、陕北民歌信天游等。万里之遥的黄土高原文化特质漂移到这个村子，显示了300多年以来王朝变换和社区居民空间转移的文化记忆，铭刻者地理点在时空飘移之后的文化变迁。（图4-1）。

很难想象，相距2500公里的西安和彰化，远隔着台湾海峡，竟然有这样一种文化的默契。这在地处冬季温暖，夏季炎热，雨量充沛的亚热带、热带气候的台湾不能不称作一种文化奇观，如同漂移在台湾文化漩涡中的“文化孤岛”。

白彦虎败退后的中亚陕西村：在我们的民族记忆中，东干人来源主要是同治年间陕甘回民起义西迁。实际上东干人的来源包括两部分，除陕甘回民起义西迁部分外，还有18世纪乾隆皇帝时期安置在伊犁河谷迁移的中国北方回族。1867年爆发了东干人和维吾尔农民之间的剧烈冲突，同时伴随着1881年俄罗斯向清政府归还伊犁河谷部分土地等重大历史记忆。这也印证了中国北方穆斯林的祖先可能不是单一民族来源，有可能来自波斯人、阿拉伯人、蒙古人、满族、突厥人、唐古特人、契丹人、维吾尔人和藏族中的一个或多个群体，甚至有可能包含汉化的穆斯林少数民族和接受了伊斯兰的汉人(Svetlana Rimsky-Worse-off Dyer著，马强译.苏俄时期的穆斯林生活：东干人的个案［J］.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6）：45-49.)。

距离笔者写本书的141年前，也就是公元1862年，当时的大清帝国正值太平天国运动期间，中国西北陕、甘、宁等地的回族群众联合当地各族人民举行大规模反清起义。然而，在清政府的严厉围剿之下，起义惨遭失败。为躲避追击，1877年，部分起义群众在首领白彦虎的带领下扶老携幼、背并离乡来到新疆天山南麓，后抵达南疆。清政府大军沿途追击，以陕西回族为主的起义军让老幼病残先走，青壮年抵挡清兵。翻越天山雪山后30000人仅剩3314个人活下来，是役血染雪山，惨不忍睹。一小部分侥幸躲过这场战争的军民在白彦虎的带领下，得到俄罗斯及哈萨克斯坦等当地人的帮助。沙皇政府给了他们7万亩土地，并给予了10年免税的优惠条件。他们先到秋河（也称楚河）平原的老碎叶城，也就是唐朝大诗人李白的出生地，现在叫托克马克，开始安扎，把这个地方叫营盘。这些陕甘人便在异国他乡的这块土地上播种下从老家带来的麦种和菜籽等，就此扎根、繁衍生息，村落也由“营盘”向四周进行迁移扩散与扩展(刘炳路.中国海外最大的移民团体——陕西村［J］.乡镇论坛，2004，（16）.)。在前苏联民族识别中，这群迁移过去的中国西北陕甘回民被识别为一个新的民族—东干族。他们的第1代移民来到这里后，扎根于异国他乡，遥望东方的故乡。当问起从哪里来时，他们回答“东干”，即甘肃东部，后来俄语音译一直沿用为“东干人”。东干人是我们这个族群丢失在中亚的兄弟，他们身上同样留着八百里秦川老陕人的血液，为人忠厚，老实巴交，待人诚恳，同当地居民建立了良好和睦的关系（图4-2）。

对比二：社区文化识别传播视角

中亚陕西村的识别传播：1990年，被称为国内“东干人研究第一人”的陕西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王国杰在乌兹别克斯坦第一次回访到一名东干老人。自此，国内逐渐开始了对中亚陕西人的研究热潮。这里笔者比较推崇黑克在《中国摄影家》发表的文章(黑克.哈萨克斯坦的“陕西村”［J］.中国摄影家，2009，（1）：72-75.)，该文以黑克亲自到哈萨克斯坦的“陕西村”的调研照片、访谈、感想为主，是比较原真写实的资料。另外陕西临潼人陈琦骑自行车万里独行访中亚“陕西村”，旅途备尝艰辛，而他的目的那样单纯和简单：“他们是陕西人，我也是陕西人，所以我要去看他们。就这么简单。”他给东干人带来陕西“乡党”真挚的问候，拳拳之心令人感佩，而最使读者难以忘怀的，还是东干人对祖先故土割舍不断的依恋之情(［1］陈琦.万里独行，探访中亚陕西村［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2］王蕴如，陈琦.哈萨克斯坦的“陕西村”［A］.《南方周末》编.行走发现［C］.北京：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2011：335-343.)和寻根潮。2008年西安电影导演“北枫”驱车到中亚陕西村采访，制作成24集纪录片《走入百年历史的俄罗斯陕西村！》，网站点击率极高，相关DVD热销。“北枫”告诉笔者，这些纪录片是在饱含感情的田野调查中拍摄的，它显示了我们这个国度里曾经发生的族群对抗历史，那是不堪回首的一页。今天中国多民族和谐共处的局面的到来实属不易。

台湾陕西村的识别传播：陕西村的发现和识别是30多年前的事情。1977年7月，当时台湾省教育部门的陕西籍督学徐秉琰等一行数人到陕西村调研教育、文化、民生等，搜集资料，发现当地村民墓碑上多刻有祖籍“陕西”。他得出四点推断：一、乌面将军庙中奉祀的乌面将军就是早年随郑成功收复台湾、赶走荷兰人的陕西名将马信；二、陕西村村民的体格、相貌具有内地陕西人的特征（比如下巴较大）；三、当地民情风俗与陕西省相似；四、台中陕西省同乡会确认陕西村百姓之先人，是由陕西先迁至福建沿海，明末清初再迁到台湾，定居彰化平原从事农垦活动，并且部分村民也默认他们是陕西移民之后代(童来运.台湾有个陕西村［N］.西安晚报，2010-7-4（10）.)，进而识别确定陕西村居民都是陕西籍人。人民日报社记者吴亚明到台湾“陕西村”的调研走访(吴亚明.台湾有个“陕西村”（行走台湾）［N］.人民日报，2011-1-14（19）.)等也体现了记者这种注重文化事实的慧眼。

对比三：环境与人口视角

中亚陕西村：1991年前苏联解体，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独立后，这群移民的居住地秋河两岸平原分属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三国。截止到2004年，流落到上述三国的东干人总人口是12万人(记者报道.聚焦中亚“陕西村”［J］.晚报文萃，2004，（9）：12-14.)。其中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分别大约有5-6万，乌兹别克斯坦东干人较少。秋河北岸的马三旗乡、营盘乡和新区乡三个乡7个村子都叫陕西村，其中一个村是由甘肃回民之后裔组成。哈萨克斯坦地广人稀，鼓励生育，每个家庭都是3-4个小孩，崇尚多子母亲。另外两国的人口政策也大同小异，如此，笔者可以推断，当年他们以积极包容的心态对待西迁至此的陕西人。30年前Svetlana Rimsky-Korsakoff Dyer调查当时的东干人大多数都生活在集体“农庄”里。农庄的主体是东干人，大约占到75％—90％，其余10％-25％为俄罗斯族、柯尔克孜族、哈萨克族、乌孜别克族、维吾尔族、塔塔尔族、白俄罗斯族、德国人、中国人（今日中国人后裔）、卡拉奇人、朝鲜人和乌克兰人等。每人每个月收入150卢布左右。因为多民族混杂，多种风俗混合，族际通婚，东干人的主体文化很容易被侵蚀，最后导致变异(Svetlna Rimsky-Korsakoff Dyer著，马强译.苏俄时期的穆斯林生活：东干人的个案［J］.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6）：45-49.)。

台湾陕西村：据《彰化县志》第一册之记载和记者的考察，台湾陕西村基本的历史地理信息如下：第一，村庄沿革。乾隆六年（公元1741年），彰化县10保110庄就有陕西庄在列，“清道光初叶陕西庄颇具规模”。古时的陕西庄包括现在的金兴村和港乾村。后来，由于乡里村落建制变革遂成了现在的陕西村。第二，人口与面积。截止2010年的统计：现有面积为2.03平方公里，11邻376户，共1654人。第三，四大姓。村中居民以林姓为大宗，约占60％。其次为张、昊、李姓，各占13％左右。村子分为南抵巷、下厝巷、水尾巷，八堡圳南北贯穿村中，林姓人家大部分住圳西。过去同姓人属同一家族，住在同样的三合院内，长大后各立门户。逢年过节祭祖祭宗均在同一公厅堂举行，村民和睦相处。第四，墓地。村北有一片墓地，老一辈相传所埋者为乌面将军之部下，其中有10通墓碑刻有陕西祖籍等字，说明他们均来自内地陕西，曾在此开荒种田。这是一个典型的华南村庄微观个案，地理环境空间是华南特质的，但是人口血缘文化特质却是飘移来自300年前的黄土高原。

台湾彰化的陕西村多是郑成功时代陕西军人之后裔，现在以林、张、李、吴为四大姓，信奉当时的马信将军，突出表现在对乌面将军庙的信仰方面。而台北的长沙街则无长沙籍之后裔，实因当时有一个从大陆来台湾做生意的人，不知道他姓甚名谁，只知道他是湖南长沙人，为了抵抗荷兰侵略者毁家纾难，后来不幸牺牲。人们为了纪念这位爱国人士，就将他居住过的那条街叫做“长沙街”，一直沿用到今天(钟丽红.台湾的陕西村与长沙街［J］.老年人，2001，（5）：18.)。

对比四：经济与技术视角

中亚陕西村：继承陕西农耕文化传统，以农业种植，蔬菜大棚为主，几乎垄断了哈萨克斯坦绝大部分的蔬菜供应。前苏联的解体对他们生计有较大影响和冲击。现在他们充当中亚国家和中国经济、文化交流的使者，在中亚国家和中国之间进行外贸交易，大力招揽中国企业赴哈萨克斯坦投资。

台湾陕西村：居民大部分以农耕为主，水稻一年两熟，收割后间种豌豆、亚麦等农作物。农闲时，村民常去工厂兼工。如今，村民的生活水准不断提高。农村柏油道路全部铺设完毕，而且，高速公路从村子西边通过。村里的年轻人多到城镇发展，寻找机会。村里老弱大多以务农为生(童来运.台湾有个陕西村［N］.西安晚报，2010-7-4（10）.)。

对比五：文化移入与文化创新视角

中亚陕西村：奈保尔（V.S.Naipaul，1932-）的代表作之一《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阐释了特立尼达印度人的飞地型移民文化。这种文化悬挂（Cultural Suspen ding）指代在移民的生存境域里，由于不能放弃或改变自己的固有文化传统，同时又不能认同移居地的文化，不能融入当地的社会，最后悬挂在当地社会文化之外。移民不能落根，固守自己的传统，拒绝新移居地的文化（或为新移居地文化所斥），漂移于一种特殊文化状态，结果必然是致力于原有文化的转移，在陌生的土地上建立起自己的文化飞地（Cultural enelave）(梅晓云.文化无根——以奈保尔为个案的移民文化研究［D］.西北大学世界史专业博士学位论文，导师：彭树智，2003：27.)。相反，中亚陕西村进行文化移入与文化创新，避免了文化飞地的悲剧，虽是无根的浮萍却在异乡寻根，有效融合于异国他乡。

从文化移入来看，移民过去的东干族也带过去地道的陕西文化习俗。他们在衣食住行上最为鲜明地体现出了陕西地方特色及明清时代的古风遗俗。陕西人把自己的习俗归结为“八大怪”：房子单边盖，帕子头上戴，面条像裤带，锅盔像锅盖，姑娘不对外，辣子是道菜，泡馍大碗卖，凳子不坐墩起来。东干人几乎一样不落地把这些传承下来，有些比今天的陕西人做得还认真(陈琦.万里独行，探访中亚陕西村［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东干人不主张异族通婚，他们的婚姻多是单向的。汉化的穆斯林和接受了伊斯兰的汉人之间存在大量的族际通婚。东干人很少将女儿嫁给东干男子。甘肃东干人可以将女儿嫁给陕西男子，但陕西东干人不愿意将自己的女儿嫁给甘肃东干男人乃至外族的哈萨克男人、吉尔吉斯男人等，更愿意将她们嫁给陕西男子。东干女人可以跟哈萨克男人和吉尔吉斯男人结婚，但很少跟俄罗斯男人结婚(Svet1 na Rimsky-Korsakoff Dyer著，马强译：《苏俄时期的穆斯林生活东干人的个案［J］.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6）：45-49.)。东干新娘出嫁的服饰全部是用手工制作的。哈萨克斯坦境内的陕西村还保留着一百多年前的陕西民俗，出嫁的新娘要穿绣花鞋，红绸衣服，裹上红盖头，挽着明清时期发型，插着簪子。并且大摆流水席，八人一座，男女分开。遵从回民禁忌，除了猪肉以外，以牛羊肉、大米、蔬菜等加工的八碗或者十碗，让宴客吃得“撑”。于他们而言，“根子在营盘，亡人进坟园”，实行伊斯兰化的土葬习俗（图4-3）。

中亚陕西村仍比较完整地保留着风俗习惯，东干协会在西安设立了办事处，作为“中国海外最大的移民团体”每年都送300名孩子到陕西西安专门学习语言、学习中国文化（其中大部分留学生安置于陕西师范大学、西安外国语大学和西北大学），希望他们回去教其他人学习语言，传授中国文化。他们害怕，在中亚会把先祖的语言和传统文化弄丢。笔者在2006年陕西师范大学元旦师生晚会上，看到东干学生表演节目，极为精彩。

从文化创新来看，中亚陕西村有明显的文化异化。1990年，被称为国内“东干人研究第一人”的王国杰教授在乌兹别克斯坦回访一位东干老人。这位老人惊异地问王国杰：你是从大清国来的？左宗棠的兵还在不？100多年了，他们还保留在100多年前的文化记忆中。随着全球一体化发展和新时代到来，哈萨克斯坦的“陕西村”也逐渐融入到时代的潮流之中，新潮的青年少女不再裹头巾，不再男女无话且不对视。街头甚至出现露脐低胸女装，拥挤的网吧和游艺厅，七十岁的老汉也开始上网。看《建元风云》等电视剧。

作为世界上唯一讲中国西北甘肃、陕西方言而用字母书写的独特人群，他们的语言淘汰了许多数量词。中亚学者和东干人自身认为东干人语言是一种独立于陕甘汉语方言之外的“新”的语言，中国大多数学者认为它仍然是汉语方言体系的一种(Svetlana Rimsky-Korsakof Dyer著，马强译.苏俄时期的穆斯林生活：东干人的个案［J］.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6）：45-49.)。这群黄皮肤黑头发的东干人，讲着变异的陕西方言，间歇夹杂俄语、英语词汇。现在当地人仍称呼政府部门为衙门，称呼警察为衙役，把飞机叫风船，村里的人都说着126年前的陕西方言，而对于一些新兴事物，如电脑等，就只能用俄语表达。他们现在除外出用地道的俄语外，还操着一口带有浓重西北口音的清朝时期的“陕西官话”，如将领导称为“头领”，将政府机关称为“衙门”，把政府官员称为“大人”，将警察称为“衙役”，称店铺老板为“掌柜”，称银行为“钱庄”，学校叫“学堂”，妻子为“婆姨”(黑克.哈萨克斯坦的“陕西村［J］.中国摄影家，2009，（1）：72-75.)。自己办《东干报》，说陕西话，同时也说俄语或者哈萨克语等，但是不会写汉字。1928年，用拉丁字母来拼写东干文，1958年开始用俄文字母，拼写老陕西方言的音。黄土高原的文化在中亚地区的他国社区已经部分产生地理形态的变异，最为典型的变异是汉字作为文化交流工具的集体缺失。

台湾陕西村：从文化移植来看，台湾陕西村的村民已经不会讲陕西话，生活习俗也跟台湾人无异，但是他们演唱的村戏无论在琴技、拉板、唱法上都与秦腔相去无几。另外，与别处不同，陕西村的宗祠除了供奉祖先牌位，还供奉着令剑、令旗以及写着东西南北中各营的令牌，显示了他们慎终追远的故园情怀。

从文化创新来看，台湾陕西村有明显的文化异化。这个独特的村落记载着先民“反清复明”、康熙平台的战争记忆，同时也记录他们的先祖明末清初迁到台湾，并定居此地从事热带山地农垦活动的祖先记忆。这两种“大历史”与“小历史”在陕西村这个点上有效结合，陕西村后代对先祖的文化记忆典型的表达是他们至今仍供奉着乌面将军的“马信庙”和“三秦雄风”的牌匾。

300年来，在台湾回归清朝统治、台湾再被日本殖民、近代国民党退守台湾、台湾的工业化腾飞和民主化推进等进程中，依附着黄土高原温带气候文化基质的陕西村，文化逐渐失去了其外在物质文化形态，内在的文化心理也在一定程度上被消解。如现在村里的年轻人多到城镇发展，寻找机会，而不再留在村里，村里同样出现留守老人、留守妇女和留守儿童。而留守村里的多老弱妇幼，他们大多数以务农为生，维持传统的生产和风俗习惯。村民已经不会讲陕西话，多讲闽南语和台湾版的普通话，生活习俗与台湾热带山地文化没有什么差异。300年后陕西村的秦腔明显带有闽南语色彩的秦腔仍然吼唱着传统的秦腔剧目。陕西村的宗祠除了供奉祖先牌位，还供奉着令剑、令旗以及写着东西南北中各营的令牌。可见制度文化中间层、精神文化内核仍然有很大程度上保留，异化明显的是外在的物质文化外壳而已，甚至一些异化的物质文化符号中也保留着传统的文化心理。

台湾“陕西村”民众虽然身在台湾，但关心陕西的事情，把陕西看作心底的故乡。2005年连战、宋楚瑜访问大陆，在陕西提到台湾有个陕西村，大陆陕西老乡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台湾陕西村民，记在心里，看在眼里。虽然都被称为陕西村，但在风俗习惯的保留、经济发展模式、文化的发展与创展历史等方面确实有不同之处。而在这个新世纪，陕西文化的历史还在续写。

对比六：价值观与行为模式视角

第一，中亚陕西村塑造社区记忆。中亚陕西村具有明显的陕西文化本土性：张洁，樊志民（2010）认为中亚陕西村移民是陕甘回民起义失败后民间自发的一次大规模境外生存移民，其移民经济在发展过程中呈现鲜明的本土性特征。陕西村早期的农业开发沿用了关中地区的农垦模式，畜牧经营也保留了在陕西时农牧结合的传统，手工业商业经营饱含关中传统工艺特点和民族特色，对外经济文化交流深怀浓重的故土情结，主要同中国、特别是陕西进行交流往来，整个移民经济发展呈现浓郁的陕西关中特色(张洁，樊志民.本土性：中亚陕西村移民的经济发展模式［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9（3）：125-129.)。正是基于陕西文化本位，中亚东干人在最早的乡庄兴建了一个陕西村史纪念馆，以塑造和保存社区记忆。馆中收藏如下：①主要历史人物的遗迹。白彦虎的眼睛、玉佩、象牙筷子、腰刀等遗物；列宁接见东干英雄马三奇的巨幅画像。马三奇的一尊塑像。②东干先民的生产和生活用具。包括以前使用过的兵器、农器、家什，当今东干人的生活用品、衣服、刺绣品、装饰物等。③出土文物。包括东干乡庄所在的古丝绸之路及古碎叶城遗址上出土的文物古董。他们通过先祖遗迹塑造了一种来自陕西的文化记忆，并且将这种独特的移民文化与中亚的哈萨克、俄罗斯文化区别开来。这种“遥望东方、踏步西方”的潜台词使这个异质社区在中亚具有较强凝聚力。

第二，台湾陕西村塑造社区记忆。1981年5月31日，在台湾占地200坪（每坪合3.3平方米）的陕西文物馆落成（图4-4）。陕西文物馆共有三层，在一层大厅里，陈列有《陕西文献》、书画、史料和典籍，大厅四壁悬挂着台岛名人赠献的匾额二十余块，题字有“黄渭源流”、“秦陇雄风”、“三秦遗民”、“光耀乡邦”、“荫满南天”等。这个保持陕西文化本底的场馆逐渐演变成当地居民一个文化交流的公共空间。台北的秦腔研究社剧团专门到陕西村祝贺，演出了秦腔古典剧《苏武牧羊》、《三娘教子》、《白蛇传》等。台湾的陕西村里珍藏的陕西文献、书画、典籍等的“文物遗迹”，都作为一种外在的文化符号，共同铸就了台湾陕西同乡聚会的最佳文化场所（cultural space）。可见文化漂移更能显示出中华文化强大的生命力和凝聚力。陕西村具有文化基质中的孤岛效应，引发了在台湾10万陕西籍人士寻根的热潮。每年农历八月二十三，也是“乌面将军”的诞辰日，陕西村热闹非凡，此时到陕西村聚会的来自台湾各地的陕西同乡人数可达七八千人。另据2002年台湾《陕西文献》102期载，陕西籍乡党在台湾中部县市从事公教及经商人数估计有8000余人。“台湾省政府”机关各部门有陕西籍人士50多人。全台湾陕西同乡，册记人数约8万4千人。现在可能已逾10万人(童来运.台湾有个陕西村［N］.西安晚报，2010-7-4（10）.)。他们通过节日祭祀表达一种移民思乡之情和慎终追远的故园情怀，也通过节日祭祀联系同乡，联络感情，叙述情缘。陕西村提供了一个异质的文化交流空间和表达文化认同的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