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职业体育治理目的

5.4　我国职业体育治理目的

从我国职业足球演变轨迹看，在改革的起步阶段，中国政府选择足球项目作为改革的战略重点。这里的主要原因是，与其他一些运动项目相比，足球运动项目的改革成本较小，约束条件较为薄弱。作为“世界第一运动”的足球，在中国也受到了普遍关注，但与其他优势项目相比，中国足球运动项目的竞技水平，“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梦想却一直没有得以实现，基于国人的期望、社会的压力，使得如何提高足球运动项目的竞技水平摆在了体育总局有关决策者的面前；而在举国体制和奥运争光计划的制度安排中，如何用有限的资源获得最大的效用，又使得许多省市体委放弃了足球这类“前期投资大，金牌效益低，运动成绩差”的运动项目，许多省市在响应奥运争光计划的同时，纷纷解散当地的足球队，而将有限的资源用到有希望在奥运会等大型赛事中获得奖牌的运动项目中；此外，随着全球一体化的发展态势，国外发展良好的职业联赛通过现代媒体一一展现在国人面前，尤其是发展成熟的欧洲足球职业联赛，其精彩的赛事、疯狂的球迷、可观的经济效应，无疑为迷茫和困惑的中国足球点亮了一盏明灯。

基于此，依托社会资本、提高足球竞技水平的改革被提上了议程，中国也由此拉开了职业体育俱乐部的发展序幕。1993年，全国11个试行的城市相继成立了职业足球俱乐部，比如1993年1月5日，中国中信国安集团公司和北京市体育局共同建立了北京国安足球俱乐部；同年11月8日，四川省运动技术学院与成都全兴酒厂共同组建的“四川全兴足球俱乐部”，俱乐部受四川省运动技术学院和成都全兴酒厂共同领导，俱乐部的最高权力机构是董事会，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制；同年12月10日，隶属于申花集团的上海申花足球俱乐部正式成立，俱乐部实行独立的自负盈亏经营策略，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制，董事长为郁知非，总经理为孙春明，副总经理为陈维力，首任主教练为上海名帅徐根宝。

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队的目标是“勇攀世界体育高峰，为国争光”，省市运动队的目标是“提高运动技术水平，创造优秀运动成绩”。透过这种“运动成绩最佳化”的发展模式^[47]，体现的是我国发展体育的政治目标，通过竞技体育不仅能够向世人展现我国的国际形象和地位，而且能够激发国人的自信心、自豪感和凝聚力。因此，在推行职业体育发展之际，这个目标仍然存在，而且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仍然存在。而对于许多职业足球俱乐部而言，同样将运动成绩列为主要的治理目标，比如北京国安俱乐部就将追求运动成绩第一作为俱乐部奋斗和拼搏的目标，山东鲁能足球俱乐部立足创建百年鲁能，亚洲一流、世界知名的俱乐部；还有许多则将治理俱乐部的目标定位为宣传母体企业品牌的载体。比如重庆力帆集团总裁尹明善指出“8年寒窗无人问，一搞足球天下知”；大连实德集团董事长徐明说：“大连实德给企业带来的效应与每年花费10亿人民币投向各种传媒是相当的”；河南建业住宅集团董事长胡森对于投资足球更是信心十足，他认为投资的价值“无法确切估量”^[48]；广州医药足球俱乐部有限公司总裁杨荣明^[49]指出，广药与足球的“联姻”是一种双赢的结果，在广药集团立足广东、西进、北上、东扩的营销发展战略中，将广药的品牌推向全国，推向国际，足球这一全球影响力最大、最令人激情澎湃的体育项目，是推广和打造品牌效应的最佳载体（见续表5. 1）。

表5.1　俱乐部发展目标一览表

由此可见，我国职业足球的治理目的更多地仍体现为运动成绩最佳化，尤其是能够在国际上大型赛事上取得较好成绩成为主要的追逐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