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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语言的魅力

时间:2022-02-28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邓小平语言的这些特色,既是继承了我国自古至今公文语言的优秀传统,又有他个人的发展创造。研究学习邓小平语言的特色,对于提高党政机关公文的质量,将会大有裨益。下面就邓小平语言的特色,试作一些阐述。从以上两例,我们不能不佩服邓小平用语的科学经济,文字的简括凝练,简直到了不容拔一字的地步。邓小平在一次部队工作会议上曾指出:“应该学会用自己的话写文章”。《文选》的语言不仅明白易懂,而且包含了深刻的含义。

人曰:“文如其人”。邓小平的语言,正如他那极具魅力的人格一样,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

从《邓小平文选》(以下简称《文选》)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出,邓小平语言的特色与他的性格特点之间,有着不少相似之处:语言简洁——爽快求实的作风,语言平实——平易质朴的性格,语言新颖——勇于开拓的精神,语言生动——灵活多样的风格,语言幽默——乐观豁达的态度,语言深刻——绵里藏针的个性……

邓小平语言的这些特色,既是继承了我国自古至今公文语言的优秀传统,又有他个人的发展创造。研究学习邓小平语言的特色,对于提高党政机关公文的质量,将会大有裨益。下面就邓小平语言的特色,试作一些阐述。

第一,邓小平语言十分简洁,文字少而精。

一是用尽可能少的文字表达尽可能多的内容,达到言简意赅,文约事丰。如,1982年9月,邓小平同外宾谈到党的十二大时,这样说道:“十二大提出的奋斗目标,是二十年翻两番。二十年是从一九八一年算起,到本世纪末,大体上分两步走,前十年打好基础,后十年高速发展。战略重点,一是农业,二是能源和交通,三是教育和科学。搞好教育和科学工作,我看这是关键。”(文选三卷9页)邓小平仅用89个字,就把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确定的战略目标、战略步骤、战略重点,准确精炼地概括出来。又如,关于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谁是谁非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争论了十几年而没有解决,邓小平只用了77个字,就阐明了这样一个重大理论问题。他说,“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文选三卷373页)从以上两例,我们不能不佩服邓小平用语的科学经济,文字的简括凝练,简直到了不容拔一字的地步。

二是善用短句。《文选》中,10个字以下的短句,占到一半以上。如《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的讲话》中,共有315个自然句,其中7个字以下的短句占总句数的40.5%,10个字以下的短句占62.4%,20字以上的中长句只不到4%。短句一目了然,读起来上口,讲起来干脆有力。如“要广开门路,多想办法,千方百计,解决问题。我们定下了一个雄心壮志,定下了一个奋斗目标,就要去实现,不能讲空话。”(文选二卷196页)如果不是短句,每句话都写成30多个字的长句,就达不到这种效果。再如,邓小平在概括1989年国际形势时说道:“总之,对于国际局势,概括起来,就是三句话:第一句话,冷静观察;第二句话,稳住阵脚;第三句话,沉着应付。不要急,也急不得。要冷静、冷静、再冷静,埋头苦干,做好一件事,我们自己的事。”(文选三卷321页)这段话最短的短语只有2个字,长的也只有6个字。句式短促,节奏明快。

第二,邓小平语言直捷、平实、易懂,全无哗众取宠、矫揉造作、装腔作势之弊。

一是“照直说”,本本色色,不绕山头兜圈子。《文选》的语言十分直率,句句直抒胸臆。如《“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一文,一开头便说明自己的观点:“‘两个凡是’不行。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1976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用“不行”两个字,一语表明自己不赞同“两个凡是”的鲜明态度;用两个“说不通”,实实在在地道明了理由。又如,邓小平在回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的问题时,记者问邓小平给江青打多少分,邓回答:“零分以下”;又问邓小平对自己怎么评价,邓回答:“我自己能够对半开就不错了”。这些回答真是出人意外地直率。

二是用词造句通俗易懂,不事雕琢。邓小平在一次部队工作会议上曾指出:“应该学会用自己的话写文章”(文选二卷118页)。《文选》中的文章,不论是在庄严的会议上的讲话,还是与外国友人的谈话,都如同他平时讲话一样,很白、很实、很通俗。如“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群众怎么读?要求都读大本子,那是形式主义的,办不到”(文选三卷382页)。“要管用”、“读大本子”,确实是明白如话。《文选》的语言不仅明白易懂,而且包含了深刻的含义。如“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些话从字面看,平淡无奇,但是蕴含的道理却十分深刻。正如宋代苏轼说的,“凡文字少小时须令气象峥嵘,彩色绚烂,渐熟乃造平淡。其实不是平淡,乃绚烂之极也。”公文语言应该追求这种平淡美、质朴美。

第三,邓小平语言的另一特色是新颖。

邓小平一贯提倡大家讲新话,讲“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反对讲套话、空话。他曾批评道:“我们的思想懒汉不少,讲现话、空话的多。”(文选二卷279页)他不仅倡导,而且身体力行。在《文选》中,新话俯拾即是。

一是创造新词新句。如“讲现话”、“两手都要硬”、“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一国两制”、“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等等。这些话不仅听起来很新鲜,而且准确地反映了客观事物,在实践中产生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二是用词造句有特色。《文选》中的一些词句带有明显的个人风格,如,用“从来”,而不用“始终”;用“拔尖”,而不用“出色”;用“小看”,而不用“轻视”;用“一招”而不用“措施”;用“丢”而不用“抛弃”;等等。

第四,邓小平语言活泼、形象,富有感染力。

一是词汇生动形象。如“一个部,三五个部长够不够?其他尽是业务机构,为什么要一桌两桌的领导干部呀?”(文选二卷388页)用“一桌两桌”形容领导干部太多,使人联想起开会时主席台上一排排的领导同志,十分形象。

二是采用比喻手法。如,“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文选三卷372页)“小脚女人”走不快,用来比喻某些同志在改革开放中步子总是迈不大,十分贴切。

三是遣词造句很灵活,不老套、古板,而富于变化。如,“我们搞改革开放,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也没有丢毛泽东。”(文选三卷369页)这句话中,在“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后面省略了“主义”、“思想”这些中心词,在“丢”字后面省略了“掉”字,不仅达意,而且造成生动的效果。试将省略的词加上去,语势立刻会变得平淡无奇。

四是适当运用古语、成语。如,“哪有什么金口玉言,即席讲几句就句句准确?”(文选二卷277页)又如,“有些混迹于艺术界、出版界、文物界的人简直成了唯利是图的商人。”(文选三卷43页)

五是创造略缩语。如,“我们提出要教育人民成为‘四有’人民,教育干部成为‘四有’干部。‘四有’就是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文选三卷205页)经过概括的“四有”,既生动又好记,一经提出,迅速在全国叫响。

第五,邓小平语言的修辞手法独特。

《文选》中,除了运用比喻、对比、对偶、设问、引用等常用的修辞手法外,还运用了一些特殊的修辞方法。主要有:

(1)四字格。也称四言词组,是由四个音节组成的词或词组,概念和音节都有其本身的相对独立性,可以独立成句,也可以作句子成分。四字格在汉语中使用频率高,而且形式多样。如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就是一个整齐的骈立四字格,简短的四个字,意思明确,声音响亮,谁都看得懂、记得住,这是典型的中国特色。《文选》中四字格运用颇多。《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使用四字格共31句,占全文总句数的10%。如,“我国历史悠久,地域辽阔,人口众多,不同民族、不同职业、不同年龄、不同经历和不同教育程度的人们,有多样的生活习俗、文化传统和艺术爱好。”(文选二卷210页)。特别是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中,给官僚主义画像时,连用了24个四字格:“高高在上,滥用权力,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好摆门面,好说空话,思想僵化,墨守成规,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办事拖拉,不讲效率,不负责任,不守信用,公费旅行,互相推诿,以至官气十足,动辄训人,打击报复,压制民主,欺上瞒下,专横跋扈,徇私行贿,贪赃枉法。”使用四字格不仅使语言更加精粹,而且好讲好记,为人们喜闻乐见。

(2)回环。又叫回文,是用回环往复的句式加强语势的修辞方式,基本形式是“A-B,B-A”。如“我们坚信马克思主义,但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只有结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才是我们所需要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文选三卷213页)这是一种往复回环形式,先说我们坚信的马克思主义是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后说这样的马克思主义才是我们所坚信的马克思主义,全句首尾呼应,强调了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意义。回环的表达形式,还能够精确地揭示事物之间的辩证关系。如,“治理国家,这是一个大道理,要管许多小道理。那些小道理或许有道理,但是没有这个大道理就不行。”(文选三卷124页)这句中,先说治国这个大道理要管小道理,后说小道理没有大道理管就不行,首尾呼应大道理,从而说明了大、小道理之间的制约关系。这种回环句式能使语义深邃,引起人们的深思。

(3)反用贬褒。《文选》中,为了表达的需要,有时把在通常情况下具有贬义色彩的词,当作褒义词来用;或把褒义词当作贬义词用。这是一种临时的修辞措施,是靠上下文的语言环境来获得表达效果。贬词褒用,如:“我们全党要把这个雄心壮志牢固树立起来,扭着不放,‘顽固’一点,毫不动摇。”(文选二卷249页)“顽固”本是贬义词,这句中用作褒义,含有“顽强、执着”之意。褒词贬用,如,“我们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大家意见都是一致的,这一点要归‘功’于十年‘文化大革命’,这个灾难的教训太深刻了。”“功”即“功劳”,是褒义,“文化大革命”显然是没有什么功劳的,所以“功”在这句话中用作贬义。这种贬褒的反用,从词面意义到特定情境中的意义的对立,使人感到诧异,这种诧异又引起人们的联想,而领悟到作者的意图,往往达到表意强烈和幽默的效果。

以上五点,是笔者学习邓小平语言的点滴体会。邓小平语言的丰富内容和鲜明特色,需要广大文秘工作者认真加以总结和继承,运用于党政机关公文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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