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政治家与法案执行

7月8日，财政部长罗伯特·沃克（Robert J.Walker）通知所有进口港口开始执行《药品进口法》，并提供了相关的指南。^[96]法案的实施对于阻遏掺假药品的进口是非常成功的，或诚如论者所言：法案推行带来的“最为有益的影响之一是，它不仅促进了对这类欺骗药品的拒绝，而且还阻止了它们从国外的进口”；同时法案“可以直接引起公众对药品掺假问题的关注”，进而“间接地帮助法案条款的推行”。^[97]

为了跟踪新法案的执行情况，“掺假问题特别委员会”（The Select Committee on Adulteration）受众议院委托，对波士顿、纽约、巴尔的摩和费城等4个港口进行了为期5周的调查。12月26日，爱德华议员致信财政部长罗伯特·沃克，报告了其调查结果。报告指出，法案的执行卓有成效，具体而言：（1）改善了进口药物的质量和纯度；（2）从进口到使用全面地防止了掺假和有害药品；（3）不会为诚实的进口商和销售商制造难题；（4）增加了税收；（5）保护了医学界和社区。^[98]实际上，相关的统计数据也显示了法案执行的效力，至12月，法案仅执行6个月时间，纽约港的特别检查员就检查和清理了价值超过200万美元的药品。^[99]

然而，特别委员会的调查也发现，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药品的掺假在美国将继续扩散。^[100]究其原因，或正如皮尔斯指出的那样，“掺假药品不仅从国外进入我们市场，而且还在这里制造”；换言之，尽管联邦政府在很大程度上阻止了国外掺假药品的进口，然而“它没有权力来阻止国内的掺假”。^[101]无独有偶，1848年6月20日，丹尼尔·迪克森（Daniel Dickinson）参议员在讨论药品进口议案之时就已指出了法案的类似漏洞，“药材可以运到这里，仿制的药品可以在（国内）制造”，如果国会“既能阻止药品的合成，又能阻止病人使用和阻止医生开列”，将会有助于问题的解决。^[102]当然，爱德华议员对此也毫不讳言，“如果国会有权力通过一项联邦立法来阻止它，将可能避免”国内药品的掺假。^[103]

爱德华议员此时已经注意到美国药品问题不仅是个进口问题，而且还是个国内问题。同时他们也相当清楚，在彼时代的“二元联邦”体制之下，希望国会颁行立法来管理此问题，实如痴人说梦，因为国会没有权力来干涉宪法授予州保留的“剩余权力”——治安权（police power）。随着进口药品的减少，其原有的市场份额逐步让位于国内的制造商，而“庸医骗术的巨大体系”又因“得到容易轻信的公众的支持和政府的批准”颇为流行。^[104]结果不言而喻，药品问题的日益恶化严重损害了消费者的身心健康。

面对这样的窘境，爱德华议员积极地展开游说，希望通过其他途径来限制国内掺假药品问题的进一步恶化。1849年1月1日，爱德华特意致信专利局（Patent Office）局长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请求“修正专利法以阻止合成药品申请专利”。^[105]遗憾的是，1月19日，伯克在迟来的回信中，婉拒了爱德华关于修正专利法的要求。^[106]

然而这样的失败并没有彻底地令“不知疲倦的”^[107]爱德华议员感到气馁，相反，他转而寄望于通过州和地方的执法来打击国内的药品掺假。2月6日，爱德华把特别委员会的调查报告提交众议院讨论，“希望各州、市、镇能通过明智的法案同联邦政府合作，以阻止掺假和仿制药品的邪恶而残酷的行动”。^[108]

同时，爱德华议员还提出一项新的议案——H.R.755号议案，其中规定，该议案通过之后，将不再批准任何类似的药品专利，目的是禁止专利药品。^[109]爱德华指出，这一议案是为保护公众健康而采取的新措施，以继续维持《药品进口法》同样的体制。他建议国会通过这一议案。尽管众议院议长表示会考虑这一提议，^[110]但事实上，这一议案最终被束之高阁。

其间，美国医学界一直关注着法案的执行情况，同时通过各种方式推动法案的实施。1848年11月14日，纽约市海关一位官员致信爱德华议员：“我已经收到来自全国医生的600多封信，他们高度评价了国会在这一问题上的行动。全国和州医学协会、医学教授和医学界已经通过支持性的决议。”^[111]

与医学政治家爱德华议员一样，美国医学会也已经意识到单纯地管理进口药品对于解决药品掺假问题是不够的，为了配合法案的执行，医学会积极开展活动来打击国内药品的掺假。1849年5月4日，美国医学会代表大会批准了掺假问题特别委员会的决议，建议由各州挑选出2名代表组成“掺假和混合药品委员会”（The Committee on Adulterated and Sophisticated Drugs），旨在“关注药品掺假的实情”；^[112]同时，通过了《掺假和混合药品委员会报告》，该报告在高度评价了《药品进口法》的积极影响之后，特别指出委员会应考虑的下一个议题是“国内的掺假和混合药品”问题，并具体分析了国内掺假药品的现状，提出了较为切实可行的措施，倡议州立法机构颁行严厉的立法与之斗争，这被其视为解决该问题的“最好措施”。因为，委员会也非常清楚，国会可以在美国医学会的倡导下迅速而有效地采取措施管理进口药品，“但它对国内的掺假置之不理，就不能走得更远”。^[113]

是日，美国医学会代表大会还通过了托马斯·伍德（Thomas Wood）医生提出的建议，决定建立一个揭露假药和秘方药的分析局，通过在报纸上公布其检查结果，以开启民智，揭露其本质和危害。^[114]

翌年5月10日，美国医学会第三届年会又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1）由州和地方医学会任命一个检查局来负责检查药店中出售的药品样品，并向各自医学会报告其检查结果；（2）全美受人尊敬的药商和药剂师采取积极的措施限制“劣质和掺假药品的制造和出售”，同时加入医学会或医学院，以增进其药剂学的知识和提高整体的职业水准；（3）美国医学会任命一个由各州代表组成的委员会，负责“收集仿制和掺假药品的信息”。^[115]同时，决定任命一个由爱德华担任主席的药学和掺假药品委员会。^[116]

以美国医学会为代表的医学界的一系列活动，进一步推动了《药品进口法》的执行，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国内药品的掺假和专利药品的泛滥，为此后医学会进一步参与政治活动积累了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