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自然系统的层次结构
1.自然系统的结构性：结构与功能
“结构”的概念和“系统”的概念一样源远流长。但是，科学的结构概念主要产生于18世纪。18世纪的植物学家把“结构”定义为植物器官的各个部分组合、相互配合。他们（如C·V·林耐等人）有时把几何形式，有时把人体各部分的形式作为探索有机体结构的模型，以便可以为这些结构命名。1859年，马克思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71)这即是结构概念在政治经济学的起源。与此同时，随着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人们注意到同一化学组成的分子中诸原子之间的不同的相互关系。1861年，俄国化学家A·M·布特列洛夫创立的化学结构理论，将化学结构看作是分子中“诸原子相互结合的方式”(72)。L·V·贝塔朗菲指出：“内部描述本质上是结构描述，即用状态变数和它们的相互关系的概念去描述系统的行为。”(73)据此，我们可以将自然系统的结构定义为：自然系统的诸组成要素之间相互关系的总和，它表现为系统内部的组织形式、联系方式或秩序。
所谓自然系统的功能，是指系统与外部环境相互作用中表现出来的性质、能力和功效。自然系统的结构与功能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联系。它体现了系统与外部环境之间的物质、能量、信息的输入与输出的变换关系。自然系统的结构与功能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联系。对于一个自然系统来说，结构是功能的内在根据，功能是结构的外在表现。没有内部的联系，就不会形成系统的结构；而没有外部的联系，也不会有系统的功能。系统开放程度和开放方式的多种多样，系统环境的千差万别，使得系统的外在规定性在反映系统的内在规定性时，有了多种多样的可能性，即功能表现具有多种多样的可能性。与系统的结构具有相对的稳定性相反，系统的功能与环境相联系，意味着功能的发挥具有灵活的易变性，即功能的发挥可能随时发生变化。如由20种氨基酸和4种核苷酸组成的生命系统，由于它们相互组合方式不同，而形成了各种不同的结构（生命个体），导致了地球上200多万种动物、30多万种植物和10多万种微生物，出现了功能各异、绚丽多姿的生物世界。
自然系统具体的结构纷繁复杂，但总的看来可分为两种基本形式：其一，同时态的相对稳定的空间结构，即系统诸要素在空间上的联系与组合秩序。例如DNA分子的双螺旋结构。有的自然系统尽管存在时间十分短暂（某些共振态粒子的寿命为10－23秒），也有其相对稳定的空间结构，并且正是结构使得该系统具有与其他系统相区别的属性。其二，历时态的运动演化的时间结构，即系统随着时间的延伸而呈现的流动性、变动性秩序。如某些自然系统随时间的周期振荡，生命系统中存在的时间节律等。由于任何事物都具有广延性和持续性，因此系统的空间结构形式和时间结构形式一般是交织在一起的，系统诸要素不仅在空间上有相互结合的关系，而且在时间上有前后更替的顺序。
“相互作用是事物的真正的终极原因”(74)。根据目前科学所达到的认识，自然界中各种物质系统的结构，主要是由引力相互作用、电磁相互作用、弱相互作用和强相互作用构成的。在质量巨大的天体系统之间，由于引力相互作用起着决定的作用，因此才构成星系团的结构、恒星系的结构、行星系的结构等。由于原子内部的电子与原子核之间、各种不同状态的电子之间、分子内部各原子之间以及物体内部诸分子之间存着实质上的电磁相互作用，于是才构成了原子结构、分子结构、物体的凝聚态结构；而原子内部的核结构、强子结构等则主要是电磁相互作用、弱相互作用和强相互作用的综合结果的具体表现。现代分子生物学和量子生物学也力图用这四种相互作用来解释生物大分子的结构。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自然界的基本相互作用是一切物质系统结构的本质与根源，而自然界的各种系统的结构则是这些相互作用的具体表现形式和实现方式。
2.自然系统的层次性：系统与层次
所谓层次，是指事物或系统的等级性、等级秩序。自然系统的层次性，即一方面指系统由一定的要素组成，这些要素是由更低层次的要素组成的子系统；另一方面，系统自身又是更大系统的组成要素。整个自然界，存在着低级与高级之分，这种观点可以追溯到柏拉图的理念论，并且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得到进一步的完善，从而形成“自然等级”（scala naturae）的理论。亚里士多德认为自然界中的万物根据其质料因和形式因可以划分出不同的等级，并构成静止不动的自然等级。在这个等级中，无机物是低级的，有机物是高级的；而在有机物中，植物是低级的，动物是高级的，人类则是最高级的。这种观念在中世纪后期与经院哲学和世俗社会政治理论结合了起来，成为基督教会和封建贵族解释社会等级差别的理论依据。到17—18世纪，亚里士多德的自然等级观念被改造成为“存在的巨大链条（the great chain of being）”，并且越来越多的人认为这一链条之间的环节并非固定不变的。到了18世纪后期，存在的巨大链条不是静止不动的，其中存在进步（或前进）变化的观点已广为人知。一般认为，自然系统的层次性主要是指自然界物质系统的纵向联系的体现，它揭示了物质系统之间纵向的或垂直的有序关系。实际上，自然系统的层次性还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系统在某一等级上又可以分为多侧面的层次，即同一级的复杂系统，可从横向上分为若干互相联系、互相制约又各自相互独立的平行层次；二是一个高度复杂的自然系统以纵向层次和横向层次为基础，还可以构成纵横交错的立体网络系统，形成交叉层次。
现代科学的发展日益揭示出自然系统的层次性，系统层次性是自然界的基本属性。从宇观到微观，从无机界到有机界，人们都能见到这种层次性。在宇观世界，存在着行星系、恒星系、星系、星系团、超星系团等层次；在微观世界，有分子、原子和基本粒子等层次。在生物界，则存在着生物大分子、细胞、组织、器官、个体、种群、群落、生态系统和生物圈等层次。
自然系统的这种层次性特征，实质是自然系统普遍差异性的表现，而系统的等级层次恰恰是在差异形成的“关节点”上被区分开来的。在两个层次之间往往存在着“关节点”，两个“关节点”之间属于一个层次，“关节点”之外属另一个层次。在“关节点”处，系统的性质出现质的飞跃，系统的层次随之发生转换。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各个非连续的部分（层次）“是各种不同的关节点，这些关节点决定一般物质的各种不同质的存在方式”(75)。
自然系统不同层次之间具有不同质的规定性和量的规定性，是部分与整体、连续性与间断性的统一。系统连续性的中断形成相互异质的层次。横向结构连续性的中断，形成横向层次或平行层次；纵向过程的中断，形成过程层次。中断的关节点，即是相邻层次的分界线。层次与系统在结构上是相对的，系统是多质、多量、多层次、多向的复合结构，而层次只具有系统结构中一部分特定质的结构内容。系统与层次结构上的对立，引起了两者在功能上质与量的根本差异。在一般情况下，系统的功能处于支配的主要地位，而层次的功能则处于被支配的次要地位。
自然系统的不同层次之间存在着隶属关系，高层次包含着低层次，并由低层次构成；低层次从属于高层次，但低层次的变化也影响高层次的状态。有的低层次系统可以发展为高层次系统，高层次系统也可以分解、还原于低层次系统。如生命的形成和生物的进化就是由低层次向高层次演进的过程；生物死亡后，又分解、还原为低层次的物质元素。
同一层次的系统之间存在着相干性关系。只有通过相干性关系，它们才能结合起来构成高一级系统，在单纯加和性关系中不会出现层次结构。系统与层次的统一性表现在：系统与层次相互依存、彼此作用，并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
高层次与低层次之间的相互关系，可以归结为三点：（a）高层次系统的结构、属性和运动形式是从低层次系统及其运动形式经突变而产生出来的；（b）高层次虽然是从低层次中产生，产生后仍然以低层次为基础与载体，但高层次一旦产生，就与低层次有本质的区别；（c）高层次系统既然产生了新的结构、属性和规律，因此作为高层次系统组成要素的低层次系统就与单独存在的低层次系统在性质上有所不同。由于自然系统的不同物质层次有着不同的质的规定性，所以有各自特殊的运动规律。一般说来，系统愈是处于高级层次，其运动规律愈复杂；反之，则相对简单些。但是复杂的运动规律并不违背低层次的运动规律，而是将低层次的运动规律包含于自身之中，给其以适当的范围或极限。
3.物质层次划分的判据
自然界究竟有哪些层次呢？这就涉及对自然系统的层次应该如何进行划分的问题。历史上有不少科学家和哲学家讨论过这个问题。其中还有一些人对物质层次进行了客观分类。归纳起来，主要有下述几种划分的判据。
①按物质客体的质量和空间尺度的大小来划分。19世纪中叶，恩格斯根据当时自然科学达到的认识水平，首先提出按物质系统质量的相对大小划分物质层次的思想。他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写道：“关于物质构造不论采取什么观点，下面这一点是非常肯定的：物质是按质量的相对的大小分成一系列较大的、容易分清的组，使每一组的各个组成部分互相间在质量方面都具有确定的、有限的比值……可见的恒星系、太阳系，地球上的物体，分子和原子，最后是以太粒子，都各自形成这样的一组。”(76)20世纪40年代初，伦敦皇家学会会长W·H·布莱格在他的《现代科学发明谈》一书中，依物质系统尺度的大小，按一个数量级一个层次，将自然界划分为41个层次。1961年，法国哲学家J·P·威西叶把物质世界分为三个层次：（a）宏观世界，以厘米为单位量度，其运动受经典力学规律支配；（b）微观世界，以10－8厘米量度，其运动受量子力学规律支配；（c）超微观世界，以10－13厘米量度，其运动受亚量子力学规律支配(77)。这基本上也是把空间尺度作为物质层次的分类原则。不过，单从量上划分物质系统层次是不够的，W·H·布莱格划分的缺点是没有注意不同层次之间的质的差异。
②依据物质之间相互作用的性质和描述这种作用的不同理论来划分。20世纪60年代初，日本物理学家坂田昌一就提出按物质系统所具有的不同规律划分物质层次的思想。他强调，自然界每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就出现了“在性质上不同于通常层次的新的物质层次”，并且不同的层次具有不同的规律。他说：“原子物理学在本世纪取得的蓬勃发展，不仅发现了自然界的许多不同质的‘层次’，而且使人们认识到所有规律只是在它的应用范围内才是正确的，若是到了新的‘层次’，就会有新的规律起支配作用。例如，对于‘原子世界’中的运动来说，牛顿力学已经不能适用，不能不让位给量子力学。而在量子力学之前，爱因斯坦发现了相对论，这是根据在研究具有与一般物体无法比较的巨大世界中的运动时，牛顿力学不能成立这一认识建立的。”(78)“今天我们从原子的‘层次’踏进了更深的‘层次’——基本粒子的世界，看来在那里有着超越量子力学的新规律在支配可能性。”(79)据此，坂田昌一将物质层次分为：基本粒子—原子核—原子—分子—物体—天体—星云，以及分子—胶体粒子—细胞—器官—个体—社会等层次。
之后，中国学者进一步提出按物质之间相互作用的性质和描述这种作用的不同理论划分物质层次的思想。认为从基本粒子到分子的微观层次之间，以电磁力和核力相互作用，它们服从量子力学规律的支配，描述它们的是量子力学、量子场论和统计物理学；从布朗粒子到地上物体再到行星、恒星等的宏观层次之间，以电磁力和核力相互作用，它们服从经典物理学规律的支配，用牛顿力学、麦克斯韦电磁理论、热力学来予以描述；恒星以上的宇观层次之间的作用力主要是万有引力，它们的运动特征主要受广义相对论、星系动力学和宇宙力学的规律支配。
③按不同自然系统具有的不同的结合能形式与大小来划分物质层次。这一划分的最初思想，源于20世纪60年代美国物理学家V·F·韦斯科夫以“量子阶梯”的概念所表述的能量与层次相应的能量层次观。他在《人类认识的自然界》、《20世纪物理学》等著作中，反复地论述了这样两个重要思想：其一，每一特定的物质结构层次都有一个能量的阈值，在每一层次的能量阈值之内，物质就是不可分的。在微观层次内，分子、原子、原子核及核子各有其特殊的能量状态相适应，并且随着层次的深入，能量阈值不断增大。其二，物质的结构层次愈高，在“量子阶梯”上的梯级愈低，则物质的组织和分化程度愈高(80)。
20世纪70年代，美国系统论哲学家E·拉兹洛进一步将“量子阶梯”的概念推广用于自然界的所有物质层次，指出：“低层次系统有较强的结合力（如核力与电力结合成原子结构），而高层次系统明显地是由较弱的结合力造成的（有机体有机化学键，群体与生态系统的结合则依靠位置的结构，共生行为是由基因编码造成，社会系统的结合通常要求有价值、规范和法律等）。”由此，他将自然界的物质系统划分为“次有机组织的”、“有机组织的”和“超有机组织的”三个等级。所谓“次有机组织的”，指的是物理、化学、天文学、地学所研究的实在对象；“有机组织的”，指的是生物科学研究的实在对象；“超有机组织的”，指的是社会科学所研究的实在对象(81)。E·拉兹洛指出：“自然界的一切领域中发展的构型都是相似的——进化贯穿于次有机组织领域、有机组织领域和超有机组织领域，进行的推进表现为系统之上再叠加系统，组成一个连续的等级结构。”(82)1986年，E·拉兹洛在《进化——广义综合理论》的论著中提出了按结合能大小所描绘的物质层次进化序列。他写道：“当我们从初级组织层次的微观系统走向较高组织层次的宏观系统，我们就是从被强有力地牢固地结合在一起的系统走向具有较弱和较灵活的结合能量的系统。具有强大结合力的相对小一些的单位就好像是在构造较高组织层次上的、较大的并且结合能较弱的系统时所用的建筑板块一样。所构成的这些系统又依次成为构造体积更大、组织层次更高、结合得更松的单位的建筑板块。”(83)
④以普适常数作为区分自然系统的物质层次的标志。早在19世纪中叶，恩格斯就曾以量变质变规律来分析物理学的普适常数的实质。他指出：“物理学的所谓常数，大部分不外是这样一些关节点的标记，在这些关节点上，运动的量的增加或减少会引起该物体的状态的质的变化，所以在这些关节点上，量转化为质。”(84)100年后，现代科学的发展进一步揭示出基本物理常数的本质：一方面它表征运动规律的“量转化为质”的关节点；另一方面它还表征了将自然界各个部分结合在一起的自然之网上的定量联结点。
1958年，德国著名物理学家W·K·海森堡在《物理学和哲学》一书中首先提出关于自然界的三个普适常数对应于不同时空层次的思想。他指出，“相对论与自然界中的一个普适常数光速相联系”，光速c在于区分宇观物质的高速运动与宏观物质的低速运动间的时空特性的变化；“量子论是和自然界的另一个普适常数——普朗克作用量子——相联系的”，普朗克常数h提示了时空在宏观与微观范围的差异(85)；另外，海森堡预言说：“自然界必定还存在第三个普适常数……如果我们假设自然律确定包含具有长度量纲、数量级为10－13厘米的第三个普适常数，那么，我们还可以预料，我们日常概念只适用于比这个普适常数大的时空领域。”(86)
之后，中国学者在W·K·海森堡这一思想的启发下提出了用普朗克常数h、万有引力常数G、哈勃常数H分别作为微观、宏观和宇观层次的表征。
1989年，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注意到德国物理学家M·普朗克在1912年将万有引力常数G、光速C和普朗克常数h结合而成的一个长度（普朗克长度）：
他指出，过去多少年，人们只知道普朗克长度是个有趣的量，并不了解它有什么具体意义。但近年来理论物理学家为了把自然界中的四种力（引力、弱力、电磁力、强力）纳入统一的理论，即所谓“大统一理论GUT”，提出了一个“超弦理论”（superstring theory）。而这里的“超弦”的长度正好是大约10－34厘米。超弦世界比今天已经发现的中子、质子等“基本粒子”的10－15厘米世界还要小19个数量级！钱学森认为，这超弦的世界是一个比微观世界更下一个层次的“渺观”世界。
既然从渺观到微观相差19个数量级，那么不妨让微观世界到人们所熟悉的宏观世界之间也相差19个数量级，而微观世界的典型长度为10－15厘米，因此宏观世界的典型长度就是10－15×1019＝102（米）。
从宏观世界往上是宇观世界，如果它与宏观世界也相差19个数量级，那将是102×1019＝1021（米）＝105（光年）（相当于银河系的大小）。
钱学森提出，在宇观世界之上还有一个层次，称为“胀观”。“胀观”比宇观更大1019个数量级，典型尺度是105× 1019＝1024（光年）＝1016（亿光年），它比我们现在所在的宇宙的尺度即大约200亿光年大得多了（表1-1）(87)。
表1-1 普朗克长度和自然界的物质层次
4.无限层次立体网络结构的自然图景
将上述几条标准不是孤立起来而是综合起来，按照量与质相统一的思想加以考察，自然界便会在我们面前呈现一幅无限层次立体网络结构的图景(88)。
这一图景一方面表现为无数相同等级的系统相互依存，构成水平网络；另一方面还表现为不同等级的系统在纵的方向上相互联系构成的垂直层次结构。所谓“立体网络”结构，还包含着这样两个意思：第一，每一个物质系统并不一定由紧接着的下一个层次的物质系统所构成，它可能由其底下相隔若干层次的某一层次或几个层次的系统组成，例如，原子是由下一层次系统的原子核与再下一层次的电子所组成；有一些恒星，如中子星则是直接由基本粒子组成。第二，某一层次的系统组成高一级层次时，并不一定组成惟一的高层次系统，而是可以组成两种以上的不同层次，因而层次之间的联系出现了分支的现象。例如，分子这一层次既可以组成凝聚态物体、行星系、星系、星系团、超星系团等层次的系列，也可以组成生物大分子、细胞、生物个体、群体、生态系统、生物圈等层次系列。层次分支往往意味着新的运动形式的出现，我们应当充分认识它的重要性。
这种关于物质系统在垂直方向相互叠加形成的自然图景，E·拉兹洛曾给予了这样生动而形象的描绘：“自然界的组织结构就像一座复杂的、多层的金字塔，——在它的底部是许多相对简单的系统，在它的顶部是几个（极顶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所有自然的系统占据了这些界限之间的位置；它们同上面和下面的层次连接在一起。就它们的组成部分来说，它们是整体，但就更高层次的整体来说，它们又是部分。”(89)
必须指出的是，在现今观测所及的总星系之外还有更大时空的物质层次。无论是在对A·爱因斯坦相对论引力场方程的宇宙解所进行的物理解释中，还是在宇宙学的“人择原理”、暴胀宇宙论以及量子力学的“多宇宙诠释”中，都确认在我们的总星系或“我们的宇宙”之外，还有许多个具有种种特性的总星系（宇宙）。并且已经有学者把与我们的总星系同类的天体系统叫做“超世界”，而把由许多物理上不同的天文“超世界”的总和（包括“我们的宇宙”在内）称之为“超宇宙”或“总宇宙”。
在比微观更深层次结构的阶梯中也有其台阶。科学家们检查了轻子（电子、μ子、中微子等）和夸克的深层结构，发现它们直到10－17厘米距离上还是一些点状的粒子。这表明，如果它们有深层结构的话，也只能在比10－17厘米更小的范围内显示出来。现在，人们根据轻子和夸克已表现出的某些联系，推断轻子和夸克可能是同一层次上的粒子(90)，并认为轻子和夸克都具有某些亚结构，亦即两者应由更基本的粒子构成。目前，科学家已经提出了一些夸克和轻子的结构模型。只是组成夸克和轻子的元粒子的名称叫法不一，诸如亚夸克、前夸克、前子（preons）、初子（rishons，取义于希伯来语“第一”、“初始”之意）、阿尔法子（alphons，希腊文第一个字母α的谐音）、奎斯（quips，摘取英语“在夸克内部quarks inner parts”的词头而成，此词又有“古怪”之意）等等。
自然系统等级序列的最上层和最下层都不是封闭的，也就是说它既无上限，亦无下限。我们既不能把整个宇宙看作是目前所知道的总星系，也不能把已知的基本粒子看作是构成宇宙的最小单元。在我们看来，无限即是对有限的超越，对自然界物质层次的无限性肯定是通过否定它的立面——有限性来实现的。因此，只要证明一个有限的物质系统之外仍然有其他物质形态存在，那就是对自然界无限性的一次证明。自然界是无限的，物质层次是不可穷尽的，人们对物质层次的探索也是无止境的。
【注释】
(1)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13页。
(3)L·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04页。
(4)“原子”在希腊当时是一个新创的字，是从动词“τεμνω”（切割）转化为名词“τομη”，然后再加否定词成为“ατομα”（不可分割）的。
(5)亚里士多德：《物理学》，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69页。
(6)同上书，第119页。
(7)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7页。
(8)亚里士多德：《物理学》，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42～143页。
(9)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183页。
(10)马里奥·邦格：《科学的唯物主义》，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26页。
(11)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45页。
(12)H·G·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606页。
(13)同上书，第13页。
(14)M·海德格尔：《形而上学导论》，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70～71页。
(15)M·海德格尔：《形而上学导论》，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6页。
(16)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89页。
(17)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4页。
(18)M·海德格尔：《形而上学导论》，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5页。
(19)同上书，第15～16页。
(20)R·G·柯林武德：《自然的观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2页。
(21)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十八世纪法国哲学》，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495页。
(22)P·H·D·霍尔巴赫：《自然的体系》下卷，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161页。
(23)列宁：《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1页。
(2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86页。
(2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88页。
(2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409页。
(27)J.S.Mill.Three Essays on Religion，New York.1874，p.64.
(28)M·石里克：《自然哲学》，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6页。
(29)H·罗尔斯顿：《哲学走向荒野》，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0页。
(30)W·K·海森堡：《物理学家的自然观》，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1页。
(3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35页。
(32)同上书，第307页。
(3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05页。
(3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02页。
(3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72页。
(36)“生态”一词来源于希腊语“Oικo”，意为生活的处所、家园。“生态系统”一词，1935年由英国生物学家A·G·坦斯利提出，认为生态系统包括整个生物群落和它们环境中的一切物理的和化学因素（即气候和土壤因素）。
(37)霍尔姆斯·罗尔斯顿：《哲学走向荒野》，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0页。
(38)同上书，第18页。
(39)霍尔姆斯·罗尔斯顿：《哲学走向荒野》，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89页。
(40)M·海德格尔指出，人遗忘了“存在”这一自身生存的基础，就成了“无家可归”者。
(41)H·萨克塞：《生态哲学》，东方出版社1991年版，第33页。
(42)同上书，第44页。
(43)L·V·贝塔朗菲：《一般系统论（基础·发展·应用）》，社会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213页。
(44)L·V·贝塔朗菲：“普通系统论的历史和现状”，载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所编译：《科学学译文集》，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21页。
(45)E·拉兹洛：《用系统的观点看世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4页。
(46)L·V·贝塔朗菲：“普通系统论的历史和现状”，载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所编译：《科学学译文集》，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15页。
(47)钱学森：《论系统工程》，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年版，第10页。
(48)上海师范学院等编选：《欧洲哲学史原著选编》，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55页。
(49)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十八世纪法国哲学》，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495页。
(50)伊曼努尔·康德：《宇宙发展史概论》，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年版，第13页。
(51)皮埃尔·西蒙·拉普拉斯：《宇宙体系论》，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年版。
(52)P·霍尔巴赫：《自然的体系》上卷，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17页。
(53)黑格尔：《自然哲学》，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582页。
(54)同上书，第28页。
(5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409页。
(56)L·V·贝塔朗菲：《一般系统论（基础·发展·应用）》，科学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33页。
(57)同上书，第118页。
(58)同上书，第32页。
(59)黑格尔：《逻辑学》下卷，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163页。
(60)朱可夫：“科学知识结构中的一般系统论和控制论”，《世界科学》1981年第4期。
(61)A·N·怀特海：《科学与近代世界》，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70页。
(62)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8～9页。
(63)黑格尔：《小逻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405页。
(64)同上书，第282页。
(65)殷鹏程：《基本粒子探索》，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78年版，第190页。
(66)L·V·贝塔朗菲：“普通系统论的历史和现状”，载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所编译：《科学学译文集》，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05页。
(67)N.Bohr.Physical Review，1935，48，696.
(68)D.Bohm.Quantum Theory.New York，Prentce‐Hall，1951，614～619.
(69)J.S.Bell.Physics，1964，1，195～200.
(70)Herbert.Quantum Reality，Beyond the New Physics.Anchor Press，1985，p.212.
(7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页。
(72)张华夏：《物质系统论》，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15页。
(73)L·V·贝塔朗菲：“普通系统论的历史和现状”，《科学学译文集》，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15页。
(7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574页。
(7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637页。
(7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614页。
(77)J·P·威西叶：“层次论和自然界的辩证法”，《自然辩证法通讯》1964年第1期，第45页。
(78)坂田昌一：《物理学方法论论文集》，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122页。
(79)同上书，第136页。
(80)V·F·韦斯科夫：《人类认识的自然界》，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27～132页。
(81)E·拉兹洛：《用系统论的观点看世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5页。
(82)同上书，第61页。
(83)E·拉兹洛：《进化——广义综合理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32页。
(8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404页。
(85)W·海森堡：《物理学和哲学》，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06页。
(86)同上书，第107页。
(87)钱学森：“基础科学研究应该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哲学研究》1989年第10期。
(88)陈其荣：《自然辩证法导论——自然论、科学论和方法论的新综合》。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73页。
(89)E·拉兹洛：《用系统论的观点看世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61～62页。
(90)哈罗德·弗里茨：《物理的基元》，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191～1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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