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战地医生到整复外科开拓者

张涤生，1916年6月出生。197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毕业于南京国立中央大学医学院。曾任上海第九人民医院整复外科主任、中国修复重建外科学会主任委员，是中国整复外科创始人之一及开拓者。现任上海市整复外科研究所名誉所长、上海第二医科大学终身教授。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先后荣获上海市劳动模范、上海市科技先进工作者、国家科委先进工作者、上海市医药荣誉奖、国家科委何梁何利科技进步奖等荣誉称号。中国第七届光华工程奖获得者。

口述：张涤生

采访：王　滢

整理：王　滢

时间：2011年1月13日

地点：上海市第九人民医院

西方人把每一个10年唤作一个“台阶”。我1916年出生于吉林长春，屈指算来，已登上第十个“台阶”。回首90多年的生活历程，人生道路弯弯曲曲，高低不平，有颠沛流离，也有舒畅愉悦。有幸渡过这段时光，我深感是机遇，更是一份难得的福分。

追求进步，投身抗日战场救死扶伤

1935年，我顺利考入南京中央大学医学院。进入大学，耳濡目染之下，我的思想认识提高了，逐渐知道中国当时存在着两个截然不同的政党，一个是反动的国民党，另一个就是先进的中国共产党。尽管生活和学习在国民党统治区，但我知道红军的万里长征，在延安有一个由毛泽东领导的红色政权，中国大地上正有无数进步青年向往着它。我们大部分青年都是爱国的，具有进步思想，向往共产党，于是参加了各种进步学生运动。

“西安事变”后，全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宣传运动。我也利用暑假的时间回到老家无锡乡下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我本打算留在无锡老家参加新四军，但是我父亲劝我留下来，说：“如果你将来做医生，同样不也可以服务人们嘛！”我并不情愿留下来，就和几个同学打算坐火车去四川的附校。但是我们走了两天都没走成，因为一到无锡火车站，警报就响起来了，日本人的侦察机在无锡火车站上空盘旋，火车根本开不出去。回家后，父亲无可奈何地说：“你再试一次，要走不成了我也不管你，随便你去哪里。”第三天，我们又去火车站，8点半的时候日本飞机没有来，我们就顺利地搭上了火车。谁能料到，那竟是最后一班从无锡火车站开出的火车，10点钟后日本的轰炸机就把无锡火车站炸了个精光。

1937年11月，我随着中央大学西迁去了成都华西坝，继续自己的求学生涯。没过多久，我就和华西大学的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投身学生运动。1938年春，我们的学生组织改组，大家一致推举我担任华西坝大学生抗日救亡团团长，领导学生进行抗日救亡运动。后来，华西坝有了五所大学，抗日救亡团改组为五大学战时服务团，由金陵大学我的一位老同学担任团长，我成为其中的一个负责人，共同领导学生运动。由于国民党当局开始压制学生运动，逮捕学生，我就转移到成都乡下躲了起来。我的几个同学都被捕了。在乡下躲避了整整一个暑假，我又回到了学校继续读书，直到1941年毕业，成为一名医生。

毕业之时，我们几个思想比较进步的大学生本想做医生，但向往着延安的革命生活，经过深思熟虑后决定到延安去，于是写信给中共重庆办事处表达我们的意愿。一个星期后，我们收到了重庆办事处钱旭光同志的亲笔回信。他在信中表示：你们的来信我收到了。但是很抱歉，去延安要经过川北的蜀道，“蜀道难、难于上青天”，还要经过西安才能到延安。现在从西安到延安这条道国民党查得很紧，如果你们去了，我们不能保证你们能安全经过那道关口。他告诉我们：经过考虑，决定让市委通知我们不要到延安去了，大学毕业后就留在这里，同样能为人民服务，为抗日战争做贡献。于是，我们只好听从学校安排，去了贵阳红十字会总队部。我参加了贵阳红十字会总队救护分队，开始为从战争前线运送下来的伤病员们做手术，成了一名真正的救死扶伤的医生。

在救护分队，来自北京协和医院的外科主任张先林教授成了我的老师。他曾经在美国留学专攻整形外科技术，医疗水平很高。他专门为从战场运送下来的伤病员做整形手术，于是我的重点也放在了整形外科上。

1943年年底，我奉命调往印缅战区，参加中国远征军救护医疗队，随军飞越驼峰到了印度，又从印度黑多去缅甸北部战区前线，在美军第43流动手术队当军医。后随军转战密支那、八莫、南坎等几个战役，在日军炮火下进行伤员急救治疗工作，夜以继日，经历了生死考验，一直到抗日战争结束。

赴美求学，师从国际整形外科先驱

我1946年春脱下军装重返故里，和阔别8年之久的父母和弟妹们重逢，欢愉之情难以言表。这时，老上司林可胜教授为了奖励我们这批随他抗日征战作出贡献的医师们，特选送了100多名各级医师，在美国医药助华会（ABMAC）的资助下，去美国进修或参观。我的外科老师张先林教授问我愿意学习什么。我不假思索地回答：愿意去学习整形外科。他便为我办理了去美国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进修学院学习整形外科的事宜。导师是美国整形外科先辈之一——Robert.H.Lvy教授。Lvy那时已近60岁，是一位慈祥谦和的学者，曾先后参加两次世界大战，为战伤晚期伤员做了大量整形修复手术，经验丰富，技术精湛！他知道我有参加二战的经历，对我特别亲切。

两年的异国学习生活使我获得了进入这门新外科专业的开门钥匙，并逐步登堂入室。学习不但充实了我的医学理论和技术，也让我见识了当时美国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社会生活水平的提高。对比我国那时落后的现实，我进一步坚定了学成后报效国家的决心和愿望。

报效祖国，开创中国整形修复学科

我从美国学习归国不久，便迎来全国解放和新中国的诞生。我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遇，开拓了人生的新道路。1955年初，我到广慈医院任职，经历了几次严峻考验，并在世界获得一定的声誉。1956年，我国登山队首次攀登珠穆朗玛峰成功，但有的登山队员却被冻掉了鼻子、手指和脚趾等。我为他（她）们做了一系列全鼻再造手术、手部功能恢复性手术，都获得很好的效果，得到了北京国家体委领导的认可，并受到表扬。

1958年5月初，广慈医院收治了大面积烧伤病人邱财康，抢救获得成功。作为抢救小组一员，我也参加了烧伤治疗，这对我既是挑战也是机遇。通过这次经历，我获得了如何治疗整体烧伤的经验，提高了学术水平。

新中国整形外科是从1958年大炼钢运动中飞出来的一只开屏孔雀。1962年，瑞金医院正式建立整形外科学科，这是继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北京医学院附属第三医院整形外科以后的全国第三个整形外科。1966年，整形外科迁往上海市第九人民医院。历经10年“文革”的折腾，到1976年整形外科才又重放光芒。令人欣喜的是：一座宏伟的整复外科大楼拔地而起，整复外科研究所、上海市重点学科、上海第二医科大学整形外科医院相继挂牌，一个个心中热切期望的目标逐渐成为事实。伴随改革开放的步伐，我们整形外科逐步走向世界，九院整形外科渐渐成为国际上一颗耀眼的明星。这是整形外科过去60年不断耕耘、开拓创新的结果，来之不易。在此期间，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开始以一名党员的身份为党和人民服务。

我在毕生从事的医学实践过程中，常怀着一种强烈的敢为天下先的执著愿望，力求不断创造新技术、开拓新领域。1976年，国内第一例肠游离移植再造食管手术在我手上完成。1976年，国内第一例眶距增宽症的矫治手术病人从我院顺利康复。1982年，我主持完成的世界第一例一次性阴茎再造手术被国际医学界称为“张氏阴茎再造术”、“中国卷筒技术”。1996年，中国医学史上第一例胸骨缺损移植修复手术引起世界关注。

张涤生教授办公室

我秉性好奇，对各种东西都感兴趣，且勇于探索。从事医疗工作不但要掌握自己专业的新知识技术，还应随时了解相关专业的新发展，甚至不太相关的科学进展也要了解。在我的生活中，报刊杂志、电视广播等都可以成为信息的来源，都是开拓性思维的源泉。我研制的烘疗机，就来源于我在学习祖国医学文献时的发现，以后又利用微波代替电热，可以说就是一个“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例证。我发明的“张氏阴茎再造术”，灵感则来源于火车上邻座小女孩的剪纸！

我对病人怀有一颗赤子之心，时刻把病人的利益放在首位。行医道路不可能是一条坦途，病人的病情可以千变万化，各有不同，疑难杂症又是那么千奇百怪，但这才是考验医生技术和医德水平的试金石。要做一名能获得广大病人信赖的医生，还得要树立勇于探索、敢担风险的崇高精神。我很少对病人说“不”或“没办法”。我在遇到疑难重危病人时，虽介于“可治”和“不可治”的矛盾中，但总是想办法“跳一跳”，把“不可治”转化为“可治”。

在学术创新开拓方面，我当仁不让，争取第一。几十年来，在整形外科领域，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技术上，我都力求创新，有所开拓。改革开放以来，九院整形外科蜚声中外，至今不衰，为国家增添了一份荣誉，这是我个人和我所带领的一班人共同努力的结果。

步入耄耋之年，我虽已精力有限，退居二线，但壮志犹存。工作中，我常见到国内极有才华的外科医师，技术经验堪称一流，可惜他们在有生之年却没有留下珍贵的著作传之后人，对此我感到十分惋惜。近两年来我出版了三本书，以求不断启发和激励后辈迅速成长，希望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把我国整复外科事业的火炬代代传递下去。

采访札记

勇于探索，敢于创新

采访之前，我认真地整理了张涤生院士的资料并熟悉了相关内容。走进张老办公室的一瞬间，满屋子的荣誉证书映入我的眼帘。张老正在认真地看书，见到我们，他非常和蔼，一点没有陌生的感觉，很高兴地介绍了他即将要出版的几本书以及他的养生之道。我深深感受到，张老虽然已年过九旬，却始终保持着孜孜不倦的工作态度和积极向上的进取精神，就像他本人所说：“我常怀着一种强烈的敢为天下先的执著愿望，力求不断创造新技术，开拓新领域。”他的精神深深地打动了我。

采访中，我认真地倾听着这位老前辈讲述他的丰富经历，仿佛自己也已经融入了他的那个年代，再一次被张老勇于探索、敢于创新的精神打动。在我看来，这次采访并不是一次简单意义上的采访，而是我对心灵的一次重大洗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