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赤脚医生到公务员

（一）从赤脚医生到公务员

与世界上大多数学校校长不同的是，我当校长是“半路出家”，我的人生经历了许多角色的转换，最后才在“校长”这个位置上安定下来。

我生长在一个普通的上海人家，父亲是机械工程师，母亲是纺织局职工。1970年，我进入上海市七一中学学习，学习期间，我经常帮老师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这也锻炼了我的工作能力。

1974年2月，我被分配到农场当赤脚医生。经过半年医训班的学习，我成了一名赤脚医生。当时我被留在场部医院，但我想自己开创一片天地，就找到医院院长，要求到连队去，而且是去需要创建医务室的连队。当上了赤脚医生，我经常与场里的职工及其家属打交道，接触面广，在待人接物上日渐成熟；亲手创建医务室，从无到有，需要有创新精神，更需要耐心细致的工作。作为文体骨干，在农场里我组织各种活动，锻炼了我的综合协调能力。生活是一面镜子，它使人在严酷的环境中发掘出自身的潜能；生活又是一块试金石，它磨炼了我的意志，考验了我的才能，坚定了我努力奋斗的信心。

1977年恢复高考，我的内心起了波澜。读书一直是我的梦想，即使到了农场，我也一直没有放弃过这种梦想。那时没有高复班，我写信让父亲替我买了文化自学丛书，自己学习。第二年夏天，我被上海电视大学录取，成为电大机械系的首届学生。但是1979年，我母亲从纺织系统退休后，我顶替回到了上海。因为纺织局要女同志，正好交运局和纺织局有联谊关系，我就作为交换对象去了交运局。由于交运局没有电大，我因此辍学了。

1979年3月3日，我去交运局报到，被分在上运三场9车队当装卸工。工作之余，我总是呆在车间里看老师傅们修车子。每年9月车辆年检、驾驶员审证时，车队里几十辆车子、几百名职工，安全员忙不过来，就把我调去帮忙。我写的材料报到三场安全科，科长觉得我材料写得不错，字又写得很好，就把我借调到安全科工作。

1980年，交运局七·二一大学更名为上海交运局职工大学，“文革”后首次招生。在父亲的建议下，我报考了职工大学。整个交运局有几百人报名，首届学生只招40人，我有幸成为其中之一，学的是汽车运用技术专业。职工大学的3年令我脱胎换骨，我如饥似渴地学习，像海绵一样吸收知识。刻苦的学习得到了良好的回报，我年年拿一等奖学金，年年被评为校三好学生，1981年还被评为上海市三好学生。所有的学科我都名列前茅，尤其是“机械制图”这门课，我的作业被当作范本贴在墙上展示。我还担任副班长的职务，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3年的时间一晃而过，我在学习中成长，逐步完善自我，这也为我日后事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983年我从职大毕业又面临着选择。一天，班主任通知我到校长室去一趟。我有点纳闷，校长找我会有什么事？走进校长室，吴校长一见到我就让我坐下，并微笑着说：“小鲍啊，你在职大的3年学习刻苦、成绩优异，经过我们校党委讨论决定，你毕业后留校任教！”听了吴校长的话，我挺高兴，因为能够留校任教，是对我3年学习的最大肯定，但我还是想学以致用，表示想回原单位工作。机缘巧合的是，那年正逢上海市开展“双补”（文化补课、技术补课）活动，由于缺少组织“双补”工作的人才，交运局人事教育处史副处长到职大来看毕业生档案材料，结果挑中了我，于是一毕业我就进入交运局机关工作，成为了一名公务员。

从赤脚医生到工人、学生，再到公务员，不得不说，机遇一次次地在恰当的时候来到我身边，而我也一次次把握住了它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