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闽南乡族械斗的演变

所谓乡族械斗，是指不同乡族集团之间的武装冲突。乡族械斗的盛行，与基层社会的军事化密切相关，反映了社会控制权由官方向民间的转移。清中叶前后，南方地区的福建、广东、广西、江西、湖南、安徽、浙江等省，普遍发生了大规模的乡族械斗，这是清朝由盛入衰的重要标志之一[1]。福建东南沿海的漳州、泉州、兴化等地，早在清初已是械斗多发之区，清末一度演变为乡族割据局面，受到了历朝统治者的密切关注。其流风所及，对台湾、粤东等地的械斗也有深刻的影响[2]。本文通过考察清代闽南乡族械斗的演变趋势，探讨基层社会的重组过程，并分析其社会根源。

闽南地区乡族械斗的盛行，可以追溯至明代前期。据说，咸丰皇帝曾询及福建械斗的起源，漳州知府张集馨奏称：“臣查《漳州府志》，盛于永乐末年，其始则不可考。”[3]明中叶以后，由于福建沿海地区长期遭受倭寇的骚扰，导致了民间的普遍军事化，遂使乡族械斗愈演愈烈[4]。清人汪志伊在《敬陈治化漳泉风俗疏》中说：“查闽省漳、泉二府，宋时有‘海滨邹鲁’之称，由风俗以思教化，美可知也。自明季倭寇内犯，练乡兵以卫村堡，募其勇豪，授以军器，尚勇尚气，习惯成风，嗣遂逞忿械斗。礼义廉耻之风微，而诡诈贪横之习起。”[5]郑振图的《治械斗议》亦云：“前明之季，海氛不靖，剽窃公行，滨海居民各思保护村庄，团练乡勇，制造戈兵。逮入国初，耿、郑交讧，戈铤蔽野，……百姓习于武事。其间聚族之人，挟睚眦之嫌，辄至操戈相向，彼此报复，率以为常。械斗之兴，有自来矣。”[6]这种因地方军事化而引发乡族械斗的议论，在闽南地方文献中屡见不鲜，兹不赘引。[7]

至于清代闽南乡族械斗的起因，大多因大姓欺凌小姓而引发，这也是清人的普遍共识。雍正皇帝在谕旨中说：“朕闻闽省漳、泉地方，民俗强悍，好勇斗狠，而族大丁繁之家，往往恃其人力强盛，欺压单寒。偶因雀角小故，动辄纠党械斗，酿成大案。及至官司捕治，又复逃匿抗拒，目无国宪。”[8]乾隆皇帝也认为：“漳、泉等府民人，凡遇争夺田土、集场及口争等事，辄率多人，执持器械，以决胜负。大姓欺凌小姓，小姓不甘，又复纠集多人，复仇报怨。”[9]在清朝最高统治者看来，闽南械斗之风导源于宗族矛盾，这无疑是正确的。但由此往往引起误解，以为清代闽南乡族械斗的主体是宗族组织，因而未能揭示其演变趋势与时代特征，在此有必要略作辨析。

自明末以降，闽南的小姓为了抵御大姓，往往组成各种形式的族群联盟，与大姓长期抗衡。因此，清代闽南乡族械斗的主体并非单纯的宗族组织，而是较大规模的乡族组织。明清之际，闽南地区已有不少“合众姓为一姓”的乡族集团。据《台湾外纪》记载，在漳州府平和县一带，“崇祯间乡绅肆虐，百姓苦之，众谋结同心，以万为姓。”[10]这一“万姓”集团拥有自己的乡族武装，于南明永历四年（1650）率众归附郑成功，从征江南各地。郑氏失败后，该集团的主要成员归隐于漳州云霄一带的寺庙中，继续从事反清活动，成为早期天地会的创始人。[11]

清代前期，由于族群矛盾日益激化，闽南各种拟制的同姓集团层出不穷，名目繁多。《宫中档》刘师恕奏折记载：“其初，大姓欺压小姓，小姓又连合众姓为一姓以抗之。从前以‘包’为姓、以‘齐’为姓，近日又有以‘同’为姓、以‘海’为姓、以‘万’为姓者。”[12]在乡族械斗较为激烈的地区，就连大姓之间也有类似的同“姓”组织。例如，泉州府同安县于雍正六年（1728）发生“包、齐”二姓大械斗，其中“包”姓集团即由李、陈、苏、柯等大姓组成，而“齐”姓则由众小姓组成。[13]郑振图在《治械斗议》中，对“包、齐”二姓解释如下：“强斗弱以族胜，名曰‘包’。包者，必胜之谓。弱斗强以连族胜，名曰‘齐’。齐者，协力取胜之谓。”[14]这说明，当时闽南地区的“包、齐”二姓已经成为社会分类的标志，专门用以特指不同的乡族械斗集团。

清中叶前后，闽南乡族械斗的规模不断扩大，械斗的主体逐渐演变为各种“会社”。道光年间，龙溪知县姚莹在《召乡民入城告示》中说：“昔日之斗，会社犹少，今各处无不会社。”[15]据说，当时龙溪县共有“一千零八社”。[16]这种因械斗而形成的“社”，一般是以宗族或村落为基本单位，平时通过“会社”的形式组成庞大的乡族集团，一旦械斗发生，遂演变为大规模的攻守同盟，形成广泛的军事对抗。姚莹对道光时期龙溪县的械斗态势有如下描述：

迩者古县之郑姓及杂姓五十余社械斗于南，天宝之陈姓及杂姓七十余社械斗于西，田里之伍姓及洪岱之施姓械斗于东，归德之邹姓与苏、邹等姓械斗于北。西北则乌头门之詹、陈等姓，东北刘鳌浦、扶摇之吴、杨等姓，浦南、芹里之梁、宋、钟、林等姓，半山、龙架坂之杨、林等姓，金沙、银塘之陈、赵等姓，东南则官田、宅前之吴、杨等姓，各社接连，大者数十，小者十余。频年以来，仇怨相寻，杀夺不已。其焚掠截虏、死伤破败之惨，概不可胜言矣。[17]

在泉州府属地区，清代也有各种因械斗而形成的“会”。《温陵风土纪要》记载：“郡属械斗最为恶习，有大小姓会、东西佛会，勾结数十姓，蔓延数十乡。”[18]这里的所谓“大小姓会”、“东西佛会”，是指同类乡族集团之间的联谊组织，亦称“会邦”。根据民国年间的调查：“会邦的组织，有如国际间的攻守同盟。一旦风潮激起，械斗的事总不能避免，……于是会邦的联络，各尽其互助的天职。因此一乡有事，牵连常及于数十乡。”[19]这就说明，在“会邦”、“会社”之类的组织形成之后，乡族械斗的规模已不可能局限于一乡一族，而是势必波及周边的同类乡族集团。清人论曰：

泉之民以乡斗，漳民之斗则以姓斗。以乡斗者，如两乡相斗，地画东西，近于东者助东，近于西者助西，其牵引常至数十乡；以姓斗者，如两姓相斗，远乡之同姓必受累，累则各自为斗，其牵引常亦能至数十乡。[20]

无论是以“乡”斗或以“姓”斗，械斗的主体都不是单一的宗族组织，而是以族群联盟为基础的乡族集团。在此情况下，即使是同一族姓内部的不同房派之争，也会引起大规模的乡族械斗。如泉州地区的“强弱房”械斗，往往演变为“东西佛”械斗，“若强房附于东，则弱房必附于西”[21]。因此，这一时期闽南的乡族械斗，必然伴随着广泛的社会分类过程，时人称之为“分类械斗”[22]。

清代后期，闽南乡族械斗的主体进而演变为“旗”，即分别以“乌白旗”、“红白旗”为标志的乡族集团。在太平天国运动期间，由于械斗双方相继与反清势力结盟，逐渐演变为不服政令的乡族割据势力。

“乌白旗”主要分布于兴化府属地区，一度参加林俊的小刀会起义，是清末闽南最为著名的两大乡族集团。施鸿保在《闽杂记》中，对“乌白旗”的由来有如下概述：

兴化乌白旗之始，起于仙游洋寨村与溪里村械斗。洋寨村有张大帝庙，村人执庙中黑旗领斗获胜；溪里村有天后庙，村人遂执庙中白旗领斗，亦胜。由是二村械斗，常分执黑、白旗，各近小村附之，渐及德化、大田、莆田、南安等处。一旗皆万余人，乌旗尤强。……抢劫掳掠，为患行旅，不但时相斗杀而已。癸丑、甲寅间，永春小刀会匪首林俊滋事，诱致两旗人破仙游、围兴化，势甚猖獗。前臬宪保慎斋泰，剿办年余。俊死，白旗先自投诚，乌旗犹恃众反复。及陈颂南侍御奉旨归办会匪，始亦就抚，然抢掠之习，犹未尽除也。[23]

其实，在“乌白旗”械斗爆发之前，兴化府属尚未发生大规模的分类械斗，不同乡族集团之间的分野也不明显。从乡族械斗演变为“乌白旗”械斗，并进而发展为乡族割据局面，与晚清时期的地方政局密切相关。咸丰五年（1855），莆田乡绅陈池养在《代杨东村明府拟请王抚宪速临兴郡禀稿》中说：

伏查兴郡民情，向来欺弱暴寡，但乡无甚大，官得而禁。故自嘉庆以前，虽有械斗之风，不如漳泉之甚。道光以来，命案不办，惟闻缉凶，小乡受虐无所控诉，因而联乡与大乡斗。闻风而起，联结渐多。道光二十五年，仙邑香、连、慈三里联乡大斗，旗分黑、白，因有“乌白旗”之名。自是与乌旗合者为乌旗，与白旗合者为白旗，纵数十里，横近百里，亘于莆、仙之间，南及惠界，各分党类，日事战斗。芟除树木，毁坏禾稼，无以为生，因而掳掠附近庄村，拦阻舟楫行旅，渐不可制。[24]

在“乌白旗”械斗爆发之后，适逢林俊发动小刀会起义，械斗双方为了借助小刀会以增强实力，相继与林俊结盟，遂演变为政治叛乱。陈池养禀称：“闻逆俊滋事之初，仙邑朱塞（寨）盐枭多往从之。仙邑南乡乌旗洋面陈尾，于八月廿四日引以陷仙邑。迨九月初九日，莆、仙二邑乌白旗遂引以围郡城。其时逆贼统约四五干人，其中乌白旗从者甚多。”[25]在此过程中，“乌白旗”集团一度联合行动，成为兴化府地区的主要反清势力。据陈池养记述：

林俊退在华亭地方，力劝乌白旗连和，制造云梯，商议再攻郡城。迨泉州官军行至枫亭，被逆匪林广要遮，逆匪初为官军所败，最后乌白旗三面环攻，彼众我寡，遂为所破。及二十二日，逆匪与乌白旗先聚莆南霞皋村，二十三、四日来攻郡城，昼夜不息。至二十五日，官军开城门，与南洋义民合攻，逆匪由山内而逸，乌白旗散归各村。……迨官军进攻仙邑，逆匪林俊并未出城抗拒，乌白旗胆敢聚众要遮官军，伤害文武弁及兵勇，因而焚烧仙城内外街衢店舍。败兵归者，俱言仙游西乡有“不畏林俊，但畏乌白旗”之语。[26]

在林俊领导的小刀会起义失败之后，由于“乌白旗”集团人多势众，清朝官军无力剿办，只好设法以招抚了事，以致多年悬而未决，逐渐演变为乡族割据的局面。时人记云：

某协戎督师剿办，不能到一匪乡、枭一匪首。我以招抚自恩，贼即以受抚愚我。顿兵三月，屡易师期，贼匪得以从容勾结。迨官兵一出，即入其阱中。……乃在事文式，怵于往辜，一以和解为主，仍是办理械斗故习。甚至王春波中丞泉州凯还，自涂岭以迄兴化，令前驱以银牌及六品军牌分给旗匪，民间因有“买路”之谣。于是界尾、塘边等乡，益横不可制，而著名匪徒如朱三、陈尾等，益怙恶不悛矣。相传中丞启行之次日，即有旗匪八百余人至兴化城外，借称向乡民索取前次攻城时寄放药铅、器械，实欲乘机攻扑郡城，幸被兵勇赶杀，始行逃散。夫军威不振，良民亦变为骄子，何况乱民？自是枫亭一路，行旅不通者数年。后虽略加惩创，而百里间不得而问，盖同化外矣。直至（同治）乙丑，左帅凯旋，檄布政司使王德榜，以兵剿办，乌白旗之孽始除也。[27]

自同治年间以后，尽管兴化府地区的“乌白旗”集团不再公然反清，而乡族械斗却依然如故，直至清末仍是当地严重的社会问题。光绪年间，莆田缙绅涂庆澜在《请饬办莆田械斗折》中奏称：

闻本年春间，该县东路笏石以下各巨乡相斗，致毙数命，报官不办，遂致蔓延四处，群相效尤，于是北路则有九峰、中沁至霞坂、沟上等村，共斗毙数十命；南路则濑溪顶至华亭、埔关等村，共斗毙数十命；惟西路广业、常太二铺稍见静谧。其最著者，东路笏石以下数十乡，如五虎、六狮、东蔡、朱寨等处，现在无日不斗，无斗不毙，尸骸枕藉，共见共闻，而地方官安坐衙署，若罔闻知。计自入春以来，斗者数百乡，毙者数十命，祸亦烈矣，绝未闻有办一斗案、拿一枪犯、惩一凶徒者。现在南路接连仙邑一带，黑白旗会匪又起，闻在濑溪顶竖旗拜盟，啸聚千余人，勾引斗乡奸民入会，羽党四出抢劫掳掠。九里洋大路各处，道途梗塞，民情汹汹。[28]

由此可见，在清朝末年的兴化府地区，由于乡族械斗的盛行和“乌白旗”集团的死灰复燃，地方政府对基层社会已经完全失去控制，乡族割据的局面更是牢不可破。

在兴化府“乌白旗”盛行之际，漳州、泉州地区也开始形成“红白旗”分类械斗，并逐渐演变为反清势力。咸丰年间，张集馨奏称：“臣前过惠安时，见械斗方起，部伍亦甚整齐。大姓红旗、小姓白旗，枪炮刀矛，器械俱备，闻金而进，见火而退。”[29]在漳州府属地区，“大姓则立红旗，小姓则植白旗，……订日互斗。大姓则合族相帮，小姓则合帮相助”。[30]清末漳、泉地区的“红白旗”集团，实际上是原有“会社”、“会邦”组织的进一步扩大。由于“红白旗”分类的范围突破了县界乃至府界，遂使漳泉各地的同类乡族集团联为一体，每一次“分类械斗”都有可能动摇全局。

咸丰年间，厦门、同安、龙溪等地的乡族武装，也一度与闽南小刀会结盟。据时人记述，厦门小刀会起事之后，“既又潜结漳浦、云霄红白旗匪，诏安、马巷善乌枪匪，为负隅记”。[31]在这里，由于小刀会与乡族武装遥相呼应，遂使地方官员剿抚两难，束手无策。当时的地方官员禀称：

厦、漳贼匪虽多，均系乌合，……惟同安情势，则有难于措手者。弟前因略知，系大小姓挟仇报复，故前函中拟请绅耆劝谕，以期解散。乃自受事后，确加查访，始知从同邑西南门起至灌口、龙江一带，百余里间，大小数十百乡，民心无不变动。现竟按照丁口，派纠钱文，购办火药、器械。究其根由，并不因会匪勾引裹胁。岂天厌此方人，故欲歼灭其种类耶？……若仅恃一二公亲，岂能尽安反侧？若极我兵威，又岂能将此数十百乡，尽诛其人而赭其地？[32]

实际上，当时即使是未曾发生小刀会起义的地区，也无不民心思变，四野骚然。咸丰五年（1855），署晋江知县禀称：

伏查晋邑幅员广阔，俗悍民刁，在下游素称难治。然自会匪滋扰，晋邑未遭蹂躏，论者且尚称为完善之区。……至械斗为下游恶习，从前地方官尚可随时随事下乡拿办，自办理军务，官府无力兼顾，各乡匪类任意横行。彼此结连数十百乡，竟敢迫近城厢，列械互斗，铳炮之声，震闻远近。虽经绅士前往劝谕，暂时止息，而匪徒未经创惩，终属目无法纪，因以叠相报复，要截抢掠，致民人不敢出乡，市井萧条，生理衰耗。外此则抢剥遍于道路，行旅视为畏途，窃盗扰及城乡，善良不能安枕。[33]

由此可见，在晚清闽南乡族械斗盛行之际，地方官对社会秩序已经完全失去控制，这就必然导致乡族割据局面的形成。

应当指出，直至民国初年，闽南各地的乡族械斗仍然十分严重，乡族割据的局面并未完全改观。当时福建当局曾制定一系列章程，严令惩办各地斗案，试图根治械斗恶习，但却收效甚微。如云：

仙游、莆田等处之乌白旗、铳刀会，同安等处之班、苦、包、齐及会班、会齐等会，又晋江之会帮、强弱会，各种名目，不一而足。无非集群顽不逞之徒，为贪劣之乡长、族长及讼棍、土豪所嗾使，伺隙而动，强凌弱，众暴寡。甚至一乡而联合数十乡，此邑而牵动彼邑，求快一朝之忿，寻仇报复，身命财产轻于鸿毛。……举凡极恶穷凶、残暴惨酷之行为，皆若行所无事。而盗匪之乘机蜂起，良懦之横被株连，更不堪问。地方官之贤良者，办理得法，尚可补救一时，然亦不外罚款私和了事，从未肯执法以相绳。不肖官吏一遇斗案，由皆视为利薮，敲诈多端，微独不能先事防维，且复有意酿成巨案，以遂其营利之私。故一案之起，其初两造不过小怨小嫌，每因官吏之恣为需索，判断不公，愈积愈深，铤而走险，或致无数之斗案辗转发生，迄无已时，而弭斗之法益穷。此可为太息痛恨者也！[34]

这里描述的闽南乡族械斗与乡族割据态势，与清末可谓一脉相承，甚至是有过之而无不极。民国初年，闽南地区民军四起，长期处于军阀混战状态，实际上也是乡族割据的进一步发展。

纵观清代闽南乡族械斗的演变过程，我们不难发现当地社区关系的深刻变化。前已述及，在清代闽南各地的乡族械斗中，形成了许多不同名目的乡族集团。如清初“合众姓为一姓”的同“姓”集团、清中叶的“会社”与“会邦”组织、清后期的“乌白旗”与“红白旗”，都是因械斗而形成的乡族集团。此类乡族集团的普遍发展，打破了强宗大族控制基层社会的局面，遂使超村落组织与族群联盟在社区生活中占据了主导地位。

在清代闽南乡族械斗的演变过程中，基层社会经历了全面的分化与重组过程。清人陈池养论曰：“既同居一乡，而小姓相联；同为一姓，而小房相联。于是或合数十乡而为一，或分一乡而为二，斗经岁月，死不报官，此械斗之风之所以日长也。”[35]清末泉州缙绅吴增在《泉俗激刺篇》中，对乡族械斗也有如下评述：“蔑天理，无人心，械斗祸最深。彼此同一乡，既分大小姓，又分强弱房、东西佛、乌白旗，纷纷名目何支离。械斗祸一起，杀伤数十里。死解尸，冢发骨，乡里毁成灰，田园掘成窟。伤心惨目有如是，不知悔祸不讲理。”[36]在他们看来，乡族械斗破坏了传统的伦理规范，导致了普遍的社会对抗，构成了对统治秩序的严重挑战。

从表面上看，乡族械斗是完全非理性的社会暴力行为，却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与合理的发展逻辑。笔者认为，清代闽南乡族械斗的社会实质，在于争夺对于基层社会的控制权。其根本原因，在于清代社会控制体系的失衡，亦即官僚政治体制与基层社会自治化的内在矛盾。

中国传统社会的控制体系，可以分为“公”与“私”两大系统，“公”的系统即国家政权，“私”的系统即乡族势力。[37]在一般情况下，国家政权可以利用乡族势力，对基层社会实行间接统治，从而表现为某种程度的乡族自治。明中叶以降，由于宗族组织的普遍发展与财政、户籍制度的改革，导致了基层社会的全面自治化。[38]在聚族而居的历史条件下，基层社会的自治权往往为强宗大族所把持，遂使土豪劣绅得以“武断乡曲”。明嘉靖二十六年（1547），福建巡抚朱纨在推行保甲法时，就曾经明确指出：“保甲之法，操纵在有司则可，操纵在巨室则不可。近见闻一等嘉谈力行者，此不过为蕃植武断之地耳，非真欲厚风俗也。”[39]尽管朱纨力图打击豪族势力，却无法改变现存的局面，他自己反被闽南“巨室”诬告入狱而死。万历二十年（1592），福建巡抚许孚远在团练乡兵时，则采取相反的策略，试图倚仗“富室大家”的实力以控制基层社会。他认为：“此举专为各保地方所设，惟富室大家为主，贫人下户干系甚轻。”[40]万历四十三年（1615），福建巡抚黄承玄在《约保事宜》中亦云：“凡保中富家大姓，其族众、族男、干仆，率以千百计。宜于保甲之外，另集乡兵，以资防御。”[41]这种鼓励“富家大姓”建立乡族武装的做法，既促成了各地民间的军事化进程，也强化了乡族组织的社会控制权。

明清之际的长期战乱，逼使闽南民间聚族自保，进一步加强了宗族组织的凝聚力。清代福建的地方官员，仍是借助于强宗大族，对基层社会实行间接统治。康熙年间，闽浙总督兴永朝在福建推行“粮户归宗”，赋予宗族组织包揽赋税的特权。[42]乾隆年间，在福建全省推行“族正”制，“官给印照、责令约束族丁”。[43]官僚政府选任“族正”的目的，原是为了加强官方对大族的控制，但结果却事与愿违。乾隆皇帝曾在上谕中指出：“所举族正，大半多系缙绅土豪，未必尽属奉公守法之人。若明假以事权，必使倚仗声势，武断乡曲，甚而挟隙诬首及顶凶抵命，何不可为？”[44]因此，他不同意赐予“族正”品官顶戴，使之未能正式纳入官僚体制。[45]

由于官僚政府未能对基层社会实行直接统治，强宗大姓“武断乡曲”的现象也就难以避免。如云：“漳俗，族姓大小、强弱之分最明。小役大，弱役强，由来已旧。缙绅之强大者，平素指挥其族人皆如奴隶，而性畏见官，有事则深匿不出，或阴使其族人为诸不法。愚民不知畏官，惟畏若辈，莫不听其驱使。”[46]在族际关系中，强宗大族更是依仗权势，鱼肉乡邻，从而激化了社会矛盾。清道光年间，陈盛韶在《问俗录》中记云：“强凌弱、众暴寡，福建下四府皆然。诏安小族附近大族，田园种植须得大族人为看管，方保无虞。其利或十而取一，或十三而取一，名曰‘包总’。否则强抢偷窃，敢怒不敢言。”[47]在兴化府仙游县一带，“小姓畏大姓甚于畏官。其畏之者何？一朝之忿，呼者四应，直有剑及寝门、车及蒲胥之势。而小姓积怨既久，乃集群小姓以与之敌”。[48]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小姓难以利用法制手段与大族抗争，就只能诉诸武力了。清代闽南乡族械斗的起源，大多表现为小族反抗大族的斗争，其原因即在于此。

清代闽南乡族械斗的盛行，反映了官方社会控制能力的日益削弱。清人论及闽南乡族械斗的起源，无不归咎于吏治的腐败与法纪的废弛。闽浙总督卞宝第认为：“至于械斗之习，则有由官激成者。甲乙结怨申诉至官，官或懒于听，或狱以贿成，讼者积愤不伸，遂至酿成私斗。”[49]《泉漳治法论》对此有如下分析：

夫民有屈抑则讼之官者，势也。乃讼之官而官不能治，曰犯不到案者，悍而不可捕也；捕已到案矣，又或贿之而不能持其平也。民以为信矣，官不能捕，吾将自捕之。于是有掳禁之事，有私刑拷掠、毙命灭尸之事，以为犯罪而官不能治，则虽毙命灭尸无惧也。俄而信矣，毙命灭尸者可不到案矣，到而贿以免矣。于是群相效尤，遂成风俗。……至其事关乎乡邑者，则率众合族，私相侵伐，由是而有械斗之事。

在械斗爆发之后，又往往因官吏贪赃枉法而不能平息，甚至使之更为激化。嘉庆年间游宦泉南的福州名士陈寿祺，在《冶南狱事录》中记述了当时晋江、南安、同安、龙溪等县的一些大斗案，其中多数与地方官吏的“索贿”有关。例如：

（同安）灌口东蔡之斗也，距十余里有二姓，曰“山边李”，曰“莲花陈”，亦以其间相攻击，各毙一人。令且治东蔡狱，且责李、陈贿。陈贫而李富，李之贿倍于陈四。李之族相与谋曰：“二姓死人均，而贿轻重悬，不如再斗，视所死之多寡而定贿焉。毙益夥，则令怵于法，吾可无贿而息。”于是果再斗，毙陈七人，李亦毙五人。邑贡生某甲、某乙相与调停，卒使二姓纳贿累千金于官，令竟寖其狱。[50]

有些官吏为了满足私欲，更是不择手段地激化矛盾，扩大事端，使械斗双方雪上加霜，蒙受更大的劫难。陈寿祺记云：

凡泉民械斗，……往往不以闻于官，以官不足治其狱也。其讼于官者，率乡之奸宄与讼师。比舍凶手而罗织，富者无得脱，令乃集民壮、乡勇、徒役近百人或百余人，若出师状，驰诣其所捕捉，尚恐不胜，则以兵从。而民先尽室远遁，空其庐。令与兵役至，索人不得，则焚其屋舍，殃其鸡犬，鱼烂而未已，于是健役与乡之奸宄数人为之居间关说，使必纳贿以解。其富而无辜者惧祸，不得已诺之，然亦敛钱于合族。乃集既成，官使健役等往敛而纳诸上，健役又必与居间者俱恫喝蹂践，民毒痡焉，健役以次收囊橐。自营将、县宰以逮阍人，兼从胥役厮养，舆皂之徒咸中饱，然后狱事颇释。[51]

由于官吏不仅未能有效治理械斗，反而为民众带来灾难性的后果，陈寿祺强烈反对官方对斗案的积极干预，力主以乡族自治平息械斗之风。他在《与总督桐城汪尚书书》中说：“往时猛吏治泉，闻其止斗捕凶，善钩致魁恶而用之，往往焚爇邨庄，株连族属，始未尝不扑捄一时，然其害至不可胜道。……今之宰于泉者，犹复效尤不已，诩为长策，不识摧残之极，依于胡底？此鄙人所为杞忧者也。”[52]在《与总督赵尚书书》中，他又提出：

顷承示禁止械斗，当责之生、监、族长，将奏行之，甚善甚善。……必于族长、房长之中，择其端良洁悫者，立一人为族正，复立一人为族副，奏明于朝，假之以约束举劾之权，严之以纵容曲庇之罚，则任专而有所执持。遇有议斗，集众祠堂之时，族正、族副忠言劝阻，族长责之房长，房长责之家长及诸恶少年，而锋遂以杀，势遂以格。如是，然后族长得行其志，有司得伸其法。若其寻常雀鼠之讼，族正副可以制其曲直而止，善也；否则听断于官。勿令每案牵涉，使其仆仆然匍匐公庭，由是族长安而民事亦无不治。设不幸而成械斗，将必有擒絷倡乱之人以献者，何凶之难缉哉！[53]

在这里，陈氏实际上是要求恢复乾隆初年的“族正制”，再度强化宗族自治的机能，以此作为重建社会秩序的基础。此论虽然不无迂腐之嫌，却也是有感而发，表达了他对官方统治能力的极端不信任。

平心而论，在清朝的政治体制下，即使是廉吏、能吏，也未必可以制止乡族械斗。这是因为，乡族械斗源于基层社会的内在矛盾，其发生与发展往往是不以官吏的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因此，廉吏与能吏只能治理于事后，却难以防患于未然。清人姚莹曾经指出：“夫械斗之缘有数端，或宿仇不解而斗，或讼狱不平而斗，或大小相凌而斗，或睚眦仓促而斗，……此皆乡情未和之故也。”[54]这就是说，乡族械斗虽有种种不同的起因，其根本原因则是乡族集团之间的矛盾冲突。由于清朝政府未能对基层社会实行直接的统治，自然也就不可能正本清源。乾隆皇帝曾明确表示，治理民间械斗之法，“惟在地方官实力弹压，有犯必惩，以清嚣凌之习，政体不过如此。”[55]如果乡族械斗尚未危及清朝政权，清政府也不可能把治理械斗视为当务之急。

更有甚者，有些地方官员为了贪图私利，往往有意激化乡族矛盾，助长械斗之风。郑振图在《治械斗议》中指出：“有司于庶狱无所罔利，而于其斗也，命伍伯询有赀力者嬲之，武弁亦剖食焉，而皆以斗为利薮。……从前械斗之案，官借以渔利，近时无利可图，则亦不得不事和解。”[56]陈寿祺论及闽南官吏办理斗案时的“贪贿”之风，则认为这是当时的地方财政体制使然。他在《冶南狱事录》中指出：

大邑廉俸仅千金，而岁费当数万缗。郡伯之例规，幕宾之修脯，驿传之供亿，贼囚之解送，其用至繁浩，计安所出？非资贿于民不可。资贿于民，则莫械斗若也。莅兹土者，上下内外嚣然，惟贿之是图。官所置民壮乡勇，大抵皆市井诸恶少，与悍役日出洞伺民间，一闻某乡械斗，则鼓掌相庆，否则疾首蹙额，若不可终日。[57]

这种以斗案为生财之道，唯恐民间不斗的心态，不仅反映了官吏道德素质的普遍下降，而且说明乡族械斗与当时的政治体制密切相关[58]。

值得注意的是，清代的有些地方官吏，曾经认为乡族械斗有助于稳定清王朝的统治秩序。如嘉庆年间，汪志伊在《敬陈治化漳泉风俗疏》中说：“会匪由来虽久，而不致酿成如川、湖巨案者，则以乡邑械斗，互相仇杀，其仇不可解，其心不能合，其势不能联故。”[59]他所说的“会匪”，是指当时活跃于闽南、台湾等地的天地会。既然清朝官员认为械斗有助于遏制天地会的反清活动，自然也就不会积极治理当地的乡族械斗了。延及清代后期，闽南乡族械斗已演变为全面的社会动乱，各级官员无不视为心腹之患。但这时已是病入膏肓，无从治理了。

[1]参见冯尔康等著：《中国宗族社会》，第248—253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又，日本学者仁井田陞在《中国法制史研究·家族村落法》一书中，收录了大量南方各地乡族械斗的资料，可资参考。

[2]清人程含章《论息斗书》认为，粤东械斗之风，“起于福建之漳、泉，流传至于潮州，渐染及惠、嘉、广、肇、韶、南，而以潮州为尤甚”。（《清经世文编》卷二十三）乾隆皇帝亦云：“广东之惠、潮两府，与闽之漳、泉壤地相接；江西之宁都一州，与汀州府属亦属毗连，悉皆薰刁风，号称难治。”（《清高宗实录》卷一四六）详见徐晓望：《试论清代闽粤的乡族械斗》，载《学术月刊》，1989年第5期；胡炜崟：《清代闽粤乡族性冲突之研究》，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至于清代台湾的械斗之风，论者多认为与闽南、粤东民俗有关，兹不赘引。

[3]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第266页，中华书局，1981年。另据黄谋烈《从先维俗考》，泉州地区的械斗亦源于明代。

[4]参见拙著：《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第171—174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

[5]《清经世文编》卷二十三。

[6]《清经世文编》卷二十三。

[7]参见拙著：《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第171—174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

[8]《清世宗圣训》卷二十六，《厚风俗》。

[9]《清高宗实录》卷一四六，乾隆六年七月乙丑上谕。

[10]江日升：《台湾外纪》，卷七。

[11]参见翁同文：《康熙初叶“以万为姓”集团余党建立天地会（天地会起源新证之一）》，“中华学术与现代文化丛书”之三，《史学论集》，1975年。

[12]转引自庄吉发：《清代天地会起源考》。

[13]王先谦：《东华录》，雍正朝卷十二，雍正六年正月己未。另据民国《同安县志》卷三，《大事记》，此次械斗的大姓集团为李、陈、苏、庄、林五姓。

[14]《清经世文编》卷二十三。

[15]姚莹：《东溟外集》卷四。

[16]姚莹：《东溟外集》卷四。

[17]姚莹：《东溟外集》卷四。

[18]转引自《泉州旧风俗资料汇编》，第111页，泉州市民政局、泉州市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1985年。

[19]转引自《泉州旧风俗资料汇编》，第166—167页。

[20]引自《泉漳治法论》。

[21]参见《泉州旧风俗资料汇编》，第162页。

[22]陈池养：《慎余书屋文集》卷二，《咸丰乙卯公禀宓署府宪留兵防守郡城》。

[23]施鸿保：《闽杂记》卷七，《乌白旗》。

[24]陈池养：《慎余书屋文集》卷二，《咸丰乙卯公禀宓署府宪留兵防守郡城》。

[25]陈池养：《慎余书屋文集》卷二，《咸丰乙卯公禀宓署府宪留兵防守郡城》。

[26]陈池养：《慎余书屋文集》卷二十一，《兴郡剿捕事宜议》。

[27]魏秀仁：《陔南山馆诗话》卷八，引《大令集》。

[28]涂庆澜：《荔隐山房文略》卷一。

[29]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第266页。

[30]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第266页。

[31]参见黄家鼎：《小刀会匪纪略》，光绪十九年刊本《马巷厅志》附录下。

[32]沈储：《舌击编》卷五，《咸丰三年六月代李勋伯作》。

[33]沈储：《舌击编》卷五，《咸丰五年九月晋江察稿》。

[34]《治闽公赎》卷下，《饬六十一县知事遵照公布〈福建省械斗暂行章程〉并〈县知事办理械斗案功过暂行章程〉，限文到十日内将办理情形具覆由》。

[35]陈池养：《慎余书屋文集》卷一，《窃叹》。

[36]转引自《泉州旧风俗资料汇编》，第111页，泉州市民政局、泉州市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1985年。

[37]参见傅衣凌遗作：《中国传统社会：多元的结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3期。

[38]参见拙著：《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第242—257页。

[39]朱纨：《甓余杂集》卷八，《公移二》。

[40]许孚远：《敬和堂集》，《团练乡兵行各道》。

[41]黄承玄：《盟鸥堂集》卷二十九。

[42]参见拙著：《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第190—194页。

[43]《清高宗实录》卷四十九，乾隆二年八月。

[44]《清高宗实录》卷一三三五，乾隆五十四年七月庚戌。

[45]参见常建华：《清代族正问题的若干辨析》，《清史研究通讯》，1990年第1期。

[46]《清经世文编》卷二十三，姚莹：《覆方本府求言札子》。

[47]陈盛韶：《问俗录》卷四，《诏安县·包总》。

[48]陈盛韶：《问俗录》卷三，《仙游县·竹签》。

[49]卞宝第：《闽峤輶轩录》。

[50]陈寿祺《左海文集》卷三，《冶南狱事录》。

[51]陈寿祺《左海文集》卷三，《冶南狱事录》。

[52]《左海文集》卷五。

[53]《左海文集》卷五。

[54]《清经世文编》卷二十三，姚莹：《覆方本府求言札子》。

[55]《清高宗实录》卷八一二，乾隆三十三年庚申。

[56]《清高宗实录》卷八一二，乾隆三十三年庚申。

[57]陈寿祺：《左海文集》卷三，《冶南狱事录》。

[58]参见拙文：《清代福建地方财政与政府职能的演变》，《清史研究》，2001年第2期。

[59]《清经世文编》卷二十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