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台湾家庭结构的若干特点

中国传统社会的家庭结构，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即大家庭、小家庭及不完整家庭。在代代分家析产的条件下，家庭结构的基本格局及其长期演变趋势，一般表现为大家庭与小家庭的动态平衡，或者说是大家庭与小家庭的周期性变化。[1]然而，在清代台湾，不完整家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大家庭的发展也不稳定，从而在总体上呈现出家庭结构的小型化趋势。本文主要依据《台湾私法附录参考书》收录的分家文书和继承文书[2]，探讨清代台湾家庭结构的若干特点，并分析其历史原因。

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以前，清政府严格限制大陆妇女移居台湾[3]。因此，当时来自中国内地的移民多系单身男子，导致男女比例严重失调，不完整家庭为数甚多。雍正六年（1728），蓝鼎元在《经理台湾》中说：

统计台湾一府，惟中路台邑所属，有夫妻子母之人民。自北路诸罗、彰化以上，淡水、鸡笼山后千有余里，通共妇女不及数百人。合各府各县之倾侧无赖，群聚至数百万人，无父母、妻子、宗族之连络，似不可不为筹画也。

大量单身移民的存在，构成了清代台湾特有的“游民阶层”。根据陈孔立教授的研究，乾隆二十九年（1764）至嘉庆十六年（1811），游民约占台湾总人口的20%—30%，道光二十年（1840）约占10%—20%。[4]这些游民的基本特征，在于无固定职业和无家室之累，亦即未能组成正常的家庭。道光年间，陈盛韶在《问俗录》中记云：

台湾一种无田宅、无妻子、不士、不农、不工、不贾、不负载道路（之人），俗指为“罗汉脚”。……曷言乎“罗汉脚”也？谓其单身，游食四方，随处结党，且衫裤不全，赤脚终生也。大市村不下数百人，小市村不下数十人。台湾之难治在此。

除了“游食四方”的“罗汉脚”之外，有不少艰苦创业的大陆移民，也未能组成完整的家庭，以致身后无人承祧，成为“绝嗣家庭”。在《台湾私法附录参考书》中，收录了一批有关“绝嗣财产”的契约文书，一般称《托付字》、《托孤字》或《合约字》[5]。此类契约文书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一是业主在垂暮之年，把家业托付给族人或亲邻，以备日后代为立嗣或祭祀之需；二是业主生前未立遗嘱，而又没有后嗣，遂由族人或亲邻共同立约，承管有关产业及承担有关义务。很明显，在这两种情况下，绝嗣者的家庭都不可能发展为正常的大家庭。试见下引两件契约文书：

1. 道光十二年《托孤字》[6]

立托孤字人宗兄陈庄，……因庄父子来台为活，克勤克俭，创（业）垂统，犹可继也。不意天缘有限，血脉兹终。年既七十，岂有何赖？此天之亡我也！……今碍病笃，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不得以已，当场将业托孤于宗弟陈奇添掌管为业，代理庄父子一炉忌辰、节祭，永远奉祀。……诚恐来日变坏此业，违失香烟，时故集诸人毕至，此业文字当天焚烧，以防其坏。

2. 道光二十七年《合约字》[7]

同立合约字人外甥柯溪、族侄标吟，堂侄德月、有道、扶王、扶助等。……缘我堂叔派揉、派晏兄弟二人，自来台克勤克俭，有自置开垦得田、厝、山场物业……俱各载在垦单合约内，明白炳据。今因兄弟二人不幸仙逝，并无婚娶、螟蛉儿孙。侄念及一本至亲无嗣，又不忍其烟祀无赖，爰是邀请内外亲戚，公同妥议，将此三处物业出赎，全年小租粟十三石五斗正，历年踏出小租粟八石五斗正，按作七人轮流祭祀开费之资。每年除纳山税、祭费以外，其余尚剩租粟，存积生放，以为立嗣儿孙娶妇之费。

上述两个第一、二代移民的家庭，都是没有配偶关系的不完整家庭。如果婚姻状况比较正常，这两个家庭都有可能发展为大家庭，而不至于没有后嗣。然而，对于这些初来乍到的大陆移民来说，“立业”比“成家”也许更为迫切，这就不能不导致无后而终的悲剧。这两个绝嗣家庭都留下了一些产业，至少在创业方面还是比较成功的，而对于那些始终未能“立业”的移民来说，就更谈不上“成家”了。

应当指出，在任何社会中，都会出现无后者，但就其对家庭结构的影响来说，却可能是很不相同的。在明清福建大陆地区，无后者一般可以通过抱养、立继等方式，使先天不足的绝嗣家庭发展为颇具规模的大家庭。例如，康熙四十八年（1709）的侯官林氏《遗书》记述：

昌思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因承父命，所抱各口董家有一新添幼童……名曰午使。痛母无乳，日夜含哺，百般抚养，犹胜亲生。今幸年已二十有五，娶媳黄氏，复蒙天佑，得产男孙一丁、女孙二口。纵谓螟蛉之子，亦不得复言螟蛉之孙。今昌病体临危，理合诸亲面前，将昌分下所有一切产业，尽付与男午使掌管，家下弟侄不得妄相争执，籍称立嗣等情。[8]

由此可见，在抱养“螟蛉”的形式下，无后者的小家庭可以有效地扩展为大家庭。至于在近亲中择立继嗣的做法，更是中国传统社会的普遍习俗。在清代台湾，自然也有养子和嗣子，但可能为数较少，所以才会出现众多的绝嗣家庭。笔者认为，在台湾早期移民社会中，无论是抱养还是立继，都是不容易做到的。尤其是立继，一般只能在昭穆相当的近亲中选立后嗣，这对远离家乡的移民来说，往往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实际上，正是由于无后者生前立继无望，才会把产业交给族人或亲邻，使之在日后代为奉祀或立嗣。这种以“托付”的形式继承遗产及“烟祀”的做法，可以说是大陆传统的立继制度在台湾早期移民社会中的一种变态。

应当指出，在“托付”和“立继”的形式下，绝嗣家庭的演变趋势是完全不同的。很明显，“托付”只能使无后者的“烟祀”不至于失传，却不可能使无后者的家庭得到持续的发展。至于那些没有遗产的绝嗣家庭，更是连“烟祀”都无从“托付”，死后只能成为无祀之鬼。清代台湾各地有不少“义塚”及“无祀坛”之类的慈善设施，就是专门为办理无后者的丧葬与祭祀礼仪而设的，可见当时绝嗣家庭为数之多。

综上所述，清代台湾的不完整家庭及绝嗣家庭，未能进一步发展为小家庭及大家庭，从而背离了中国传统家庭的正常发展轨道。究其根本原因，在于性别比例关系的失调和继嗣制度的不完善。

大家庭的发展是否稳定，取决于分家析产的时机。在清代福建大陆地区，一般是在第二代诸兄弟都已完婚之后，才开始正式分家析产。因此，分家前的家庭结构，一般是父母与已婚诸子同居共财的直系家庭，或者是父母死后已婚诸子继续同居共财的联合家庭。即使有少数大家庭未能善始善终，通常也是由于某种特殊的原因。[9]然而，在清代台湾，往往第二代尚未全部完婚，即已开始分家析产。例如：乾隆三十五年（1770），台南肖氏四兄弟分家时，只有2人已经完婚[10]；嘉庆四年（1799），台中某姓分家时，第二代七兄弟中只有5人已经完婚[11]；道光十八年（1838），嘉义某姓分家时，第二代六兄弟中只有4人已经完婚[12]；光绪二十年（1894），王氏三兄弟分家时，只有一人已经完婚[13]。类似的例子还有不少，难以一一列举[14]。这就表明，清代台湾大家庭的发展，不如大陆地区稳定，或者说不如大陆地区完满。

分家时诸兄弟是否已经全部完婚，对于分家后的家庭结构具有决定性影响。这是因为，在代代分家析产的情况下，如果分家时诸兄弟均已完婚，分家后的家庭一般是配偶关系相对完整的小家庭，甚至可能形成某些以第二代为核心的大家庭。[15]然而，如果分家时诸兄弟尚未全部完婚，分家后就会出现不完整家庭，而且很难形成以第二代为核心的大家庭。因此，大家庭的发展不稳定，必然导致家庭结构的小型化趋势。试见下引三件分家文书：

1. 道光十八年《阄书》[16]

立阄书继母郑氏。先夫首婚得蔡氏，合余生子（六）人。……因遭家不造，长子不幸夭没，四子出继夫兄，而蔡氏与先夫亦即相继殒落。……兹幸次子、三子俱各完婚，四子虽然出继，亦为之婚娶明白。……爰请房亲、族长佥议，先抽车势顶吉基港田大小三坵，付出嗣子掌管，永为己业，以祀夫兄一支；又抽出朱晓陂乾大崎园一所，为余养赡之资；余俱拆作五份均分，拈阄为定，各人各管，与四子无干。其夫兄遗业，乃系四子掌管，与长、次、三、五、六无干。……至五、六以及长孙，尚未匹配，预约婚娶之时，将中圳园之业设成处置，各贴出佛银五十大元，以为婚娶之资。（余略）

2. 道光十八年《合同阄书》[17]

同立合同阄书字人长族、次寝、三掌同等。……族等兄弟三人，意欲各人分居，致（自）火另食，以为日后创造之基，成家之富。于是公请族长，在祖先位下议定，将田园踏作三份均分。……又抽出王田社脚下园一所，为祖先祭祀之公业，作长、次、三房轮流，上承下接，耕种收成，祭祀完课。又议，三房尚未完婚，议将公业本年二月起，至廿年二月止，交掌耕种收成二年，为完娶之费。（余略）

3. 咸丰三年《嘱阄分字》[18]

立嘱阄分字父三财。……余自先祖父肇基贻谋以来，于我躬嗣而受之，至今耄矣。爰是邀同房长，将先祖父建置物业……价共值银四百大元，应当为六份均分。碍母亲未及百年之老，日食诚恐无资；又有五位幼子，曾未长大，亦未成人。此时只有长男天泽长成完婚，意自欲另炊成家。吾于是佥同房亲商议，将水汴头内田契银踏出佛面银四十大元，以为日后母亲作赡老之资；其幼子曾未长大，亦未完娶，亦踏出契面银三百大元，作五份均分，每份应分六十大元，以后可作聘费。虽以承祖父物业，时分于子，然吾思之，自不可以无谋食之计，是以将契面踏剩六十大元，可为夫妇作赡老之养。其踏明以后，无剩银项可分与长子天泽，是以将家器、什物及春粮，照六份均分。上引第一件分家文书，是直系家庭的分家事例。这一大家庭解体之后，分别形成了三个小家庭和三个不完整家庭。

上引第二件分家文书，是联合家庭的分家事例，这一大家庭解体之后，分别形成了两个小家庭和一个不完整家庭。上引第三例，是主干家庭的分家事例，这一大家庭解体之后，分别形成了两个小家庭（父母、长子）和5个不完整家庭（未婚诸子）。由于这些大家庭的解体过于迅速，分家前第三代尚未完婚，因而分家后也就不可能形成以第二代为核心的大家庭。

值得注意的是，在此类分家文书中，一般都有为未婚诸子提取婚娶费用的规定，这似乎已经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分家方式。笔者认为，在分家时为未婚者提取婚娶费用的做法，表明大陆传统的分家习俗在台湾移民社会中发生变形。前已述及，在清代福建大陆地区，一般是在第二代都已完婚之后才开始分家析产，而这正是大家庭能够长期稳定发展的道德基础。然而，在分家时为未婚者提供婚娶费用的社会习俗一旦形成，就意味着大家庭可以提前完成既定的使命，从而大大加速了其解体过程。由此可见，清代台湾大家庭的发展不稳定，绝不是一种偶然现象，而是反映了家庭结构小型化的必然趋势。

所谓“多元的大家庭”，是指大家庭中存在多元结构。在清代台湾，有些大家庭虽然尚未正式分家析产，但实际上早已形成若干相对独立的小家庭，其基本特征是共财而不同居。这些多元家庭大致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在移民过程中形成的多元家庭；二是因兼祧数房而形成的多元家庭。关于前者，试见下引两件分家文书：

1. 乾隆八年《阄书》[19]

立阄书人韩门郭氏。自适笃斋公，见其生平为人孝友诚实，继志述事，知公必昌后也。公产六嗣：长高泽、次高翔、三高瑞，皆前口方安人出；四高珠，侧室花氏出；五高凤、六高麟，自氏出也。公乙已登仙录，迄今九载……爰命泽等，延请家长三房胞叔熙文，公同酌议：凡亨记所有台、漳田园、店屋、厝宅，统计价银六万四千二百八十两零九钱五分二厘，抽出七千八百三十七两四钱八分八厘，以为亨记存公；抽出三千二百零九两零四分，抵还各欠款并小宗入主费用；抽出一千六百三十九两二钱，为氏养赡；抽出四百一十一两，为侧室花氏养赡。二者百年后开费外，仍归配享。抽出一千四百四十两，为高麟暨两妹完婚妆费；抽出三百九十五两二钱，为高瑞续弦；抽出三千四百八十四两六钱，为长孙之租；抽出三千四百一十五两四钱，为书田，鼓励世世子孙读书入泮，付其收租执掌。……尚存银四万二千零一十九两二钱四厘，作六份均分。……其四房御记，同其生母花氏在台，众不就寡，系氏拈阄。此分外所有余剩不及声明之产业，并年久欠数者，尽行归公。

2. 光绪十年《再分阄书合同字》[20]

同立再分阄书合同字人郭维枢妻蔡氏、赵氏，偕男辅铎、奇才、孙甘棠等，二房侄辅祈、辅汀、三房侄光禧等。……缘氏先夫维枢自幼渡台，经营生理，建置产业。因念亲亲之谊，不忍自私，乃于光绪丁丑年，回唐设阄书四本，将先后回唐自置房屋业产，配作四份，分与二房胞弟维坚、三房胞侄成家、四房胞侄光禧，及在唐长子辅铎，四人各得一份；又别置在唐公业，俾四人轮收；复将埤城隆益枢记股内，抽银一千元，注明维坚之业。……其在埤产业，系己卯年维枢公回埤，设立阄书五本，为长男辅铎、次男安然、三男自在、三房侄成家、次房侄光禧等，配作五份，每人分银一千五百元；惟安然、自在二人尚在幼读，加贴婚娶、书费银各五百元；俱合在隆益枢记股内。又置公业七千五百元，每人各分一千五百元。余枢记所存公款五千七百元，系维枢公自己掌管。……不意先夫先年谢世，二房侄辅祈、辅汀称伊无分在埤公业，又无加分银项。氏仰体先夫友于之志，不忍令其不均。爰集子侄，议请公亲，将二房所缺额数，就隆益枢记股内摊补均匀，并将公业契券检交诸子侄，再立阄书六本，俾各执掌，著为定章。庶几一劳永逸，上以成先夫之雅谊，下以杜日后之纷争。

上引二例表明，清代台湾较为富裕的移民，可能同时在大陆和台湾建家立业，从而构成分居异地的多元家庭。就其财产关系而言，分居异地的家庭成员仍然属于同一大家庭单位；而就其生活方式而言，却又分属于若干相当独立的小家庭。如上引第一例，居住在大陆的韩氏和居住在台湾的花氏，即使没有分家析产，实际上也是各自为政的。上引第二例的情况更为复杂，可以说是一种多层次的多元家庭。在分家之前，郭维枢与在大陆的诸兄弟分居共财，构成了二元的联合家庭；而郭维枢的“在唐妻”蔡氏及长子，又与“在埤妻”赵氏及次子、三子分居共财，构成了二元的直系家庭。这一相当庞杂的多元家庭，前后经历了两代人之间的三次分家，才最终宣告解体。

尽管从财产关系看，分居异地的多元家庭属于大家庭，而基本的生活单位却往往是小家庭。如上引第一例中的花氏母子和第二例中的蔡氏母子，事实上很难组成大家庭，充其量只能发展为主干家庭。此外，这些多元家庭的发展往往也是不稳定的。如上引第一例，分家时六兄弟中有二人尚未完婚；第二例中的郭维枢为诸子分家时，其次子和三子“尚在幼读”。笔者认为，这种在移民过程中形成的多元家庭，始终处于从大家庭向小家庭演变的过渡阶段，可以说同时具有大家庭和小家庭的双重特征。

因兼祧数房而形成的多元家庭，并非清代台湾所特有。不过，由于清代台湾绝嗣家庭较多，而选立继嗣又相对比较困难，兼祧数房的做法可能比较盛行。在清代台湾的分家文书中，出嗣者参与遗产分配的现象相当普遍，表明出嗣者与非出嗣者可以共同拥有本生父母的财产，从而构成了分居而又共财的多元家庭。如道光六年（1826）的李氏《分业阄书合约字》记载：“爰将所创田园、厝宅，抽出养赡以外，并踏为出嗣子玉赐、玉泰二人之业，其余付与玉庇、玉清、玉琛、玉膑四人均分；厝宅以及家器、什物，各作六人均分。”[21]光绪二十一年（1895）的李氏《遗嘱阄约》记载：“吾夫……生下男儿二，长曰秉渔，次曰秉均。……然秉均出嗣夫弟五种，与六房秉猷出嗣同承五房家业，经已阄分，立约炳据。因思秉渔、秉均同气连枝，实属至亲至谊；与其各承家业，何若合一折衷，斯为手足是敦耳？……爰是邀请房亲族戚到家作证，将先夫从前阄分物业应得租额六十石，抽起十石以为氏养赡，又抽出五石付秉均前去掌管，由是秉渔应得租额四十五石。”[22]

一般说来，遗产继承必须以宗祧继承为前提，出嗣者只有兼祧本生父母，才有资格继承有关遗产。如前引李氏《遗嘱阄约》规定，待主分人去世后，其养赡租由出嗣者与非出嗣者共同继承，“轮流祭祀先考妣”[23]。因而，此类分居共财的多元家庭，无疑是兼祧习俗的产物。不过，在兼祧的形式下，如果出嗣者仍然与非出嗣者同居共财，此类多元家庭也就不可能出现。如光绪二十三年（1897）的刘氏《阄书约字》记载：“岳等兄弟三人……惟是神岳自幼出继胞伯父拔元公为嗣，所有与腾蛟兄阄分田业，仍归先父欣其公掌理，合食已久，原无尔我之分。分居议成，必酌匀润之益。共请族长、公亲酌议，将岳所有阄分田业，并先父欣其公所有遗田业，议从一体均分。”[24]在这里，由于出嗣者与非出嗣者始终未曾分居异财，自然也就不可能形成多元家庭。

出嗣者是否兼祧本宗，往往不是在出嗣之初即已确定的，而是在分家析产的过程中才得以确认。因此，此类多元家庭也往往是潜在的，只有在分家之际才转化为现实。例如，同治七年（1868）的某姓《阄书》记载：“切思父母生我兄弟四人……但次兄因出嗣于顶祖为孙，四房之中尚缺一房。当日次兄英生下三男……值临终之际，思念木本水源，特佥次男厚复顶二房之额。……是以爰邀族长公同酌议，就赎回祖田业及再置田业共二所，抽出租粟以为百世祀业，付四房轮流祭祀公费；其余所有田园、房屋及家器、什物等项，配搭明白，作四房均分。”[25]由此可见，在盛行兼祧的社会环境中，出嗣者可以随时提出兼祧本宗的要求，从而也就有权参与有关遗产的分配，使潜在的多元家庭转变为现实。当然，如果出嗣者最终放弃了兼祧本宗的要求，此类多元家庭也就不复存在了，但这只有在分家析产之后才可以确认。换句话说，在分家析产之前，始终存在着出嗣者兼祧的可能性，因而也就始终存在着此类潜在的多元家庭。

因兼祧而形成的多元家庭与在移民过程中形成的多元家庭，都具有大家庭和小家庭的双重特征，二者并无本质差别。然而，就其演变趋势而言，二者又有明显的不同。如果说，移民的多元家庭正处于从大家庭向小家庭演变的过渡阶段；那么，兼祧的多元家庭则表现为小家庭向大家庭的暂时回归。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两种多元家庭都是不稳定的大家庭，或者说都是正在解体中的大家庭。

清代台湾的不完整家庭、绝嗣家庭、不稳定的大家庭及多元的大家庭，都在不同程度上背离了大陆传统家庭的正常发展轨道，未能顺利实现大家庭与小家庭之间的周期性循环。除此之外，清代台湾也有稳定发展的大家庭，其演变趋势一般是分解为若干以第二代诸子为核心的小家庭，甚至可能派生出某些以第二代为核心的大家庭。因此，清代台湾家庭结构的基本格局及其长期演变趋势，取决于各类家庭所占的比重。

一般说来，如果绝大多数的家庭都有可能发展为稳定的大家庭，其总体态势必将表现为大家庭与小家庭的动态平衡；如果为数较多的家庭未能发展成稳定的大家庭，那就很难维持大家庭与小家庭的动态平衡，从而在总体上呈现出家庭结构的小型化趋势。为了对此有较为明确的认识，试依据《台湾私法附录参考书》中的有关契约文书[26]，对清代台湾不同历史时期的家庭形态做一分类统计，列为下表：

上表说明：

1. “稳定的大家庭”，是指分家前第二代都已完婚的直系家庭和联合家庭。

2. “不稳定的大家庭”与“多元家庭”时有交叉，为避免重复，表中概计入“多元家庭”；在“资料来源”中则同时列出，以供参考。

3. “绝嗣家庭”一般同时也是“不完整家庭”。由于有关契约均与绝嗣财产的继承有关，故概计入“绝嗣家庭”，不再分别立项。

从统计学的观点看，计入上表的样本数未免太少，不足以确切反映清代台湾家庭结构的基本态势。尤其是那些没有遗产的不完整家庭，在上表中完全得不到反映。不过，上表的统计对象不是来自于有意的选择，而是依据随机抽样统计的要求，包括了《台湾私法附录参考书》中所有的家庭结构较为明确的契约文书。因此，相对于本文的研究目的而言，上表所显示的统计结果应当是比较可信的。如上表所示，在70个行将解体的家庭中，稳定的大家庭只有33个，约占47%；其他家庭共有37个，约占53%。这就是说，大约有一半左右的家庭，未能发展为稳定的大家庭。据此可以推断：与大陆传统家庭相比，清代台湾的家庭结构具有明显的小型化趋势。

一般认为，家庭结构的不稳定及其趋向小型化，是移民家庭形态的普遍特征。清代台湾家庭结构的演变趋势，无疑也是受到了移民环境的制约和影响。但也应当指出，至迟在19世纪中叶前后，台湾已逐渐从移民社会转化为定居社会，而大家庭的发展并未因此而趋于稳定。如上表统计的28个光绪年间的台湾家庭中，稳定的大家庭只有8个，不到总数的1/3。这就表明，清代台湾家庭结构的不稳定及其趋向小型化，并非只是受到移民环境的影响，而是反映了更为深刻的历史变迁。由于篇幅的限制，在此不拟详述影响清代台湾家庭结构的诸多因素，仅就家庭结构与共有经济的关系略作分析。

所谓共有经济，是以按份共有为基本特征的股份制经济。在清代台湾，共有经济的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就其共有者的构成而言，既有乡族内部的共有经济，又有一般社会成员之间的共有经济；就其经营范围而言，既有与工农业生产有关的共有经济，又有与商品流通及房地产经营有关的共有经济[27]。由于共有经济的广泛发展，遂使各种经济活动不再以一家一户为基本单位，家庭在生产经营中的作用日益衰退。

一般说来，在清代台湾的第一、二代移民中，与他人共同合资经营，是比较成功的创业道路。例如，道光二十一年（1841），陈逊言在《遗书》中记云：“我祖子祥公生五子，无遗业，各自营生。我父文澜最季，……迫于家计，始来台业医度活。母终堂，我兄弟遂先后渡淡，依于父。比积有微资，付我兄弟作怡和生理，颇获微利，而我父命兄弟始置室家。至嘉庆拾年，我父年老，立书命分。统计家资店底，共一千六百元，作四股均分，我兄弟每股分银四百元，存一股沪尾陈有福合作布店生理，为自己膳资。……而我所分之额，即招伙合作恒丰生理，后又招伙合作长兴生理，兼掌料馆事务，渐次获利。”[28]由此可见，陈逊言的发家史，主要是通过合股经营而实现的。在合股经营的情况下，家庭只是一个生活单位或消费单位，而不是一个生产单位或经营单位。因此，能否维持大家庭的生活方式，对生产或经营活动并无太大影响。不仅如此，即使在分家之后，原来的家庭成员仍可共同拥有各种“公业”，继续保持经济协作关系。例如，陈逊言在《遗书》中规定：“现将实业中有与他人合买者、有带祖坟及零碎者并典借租利、园宅、店屋生理，概抽为公业。历年除公费外，若有赢余，再置公业，不许侵匿。……自分定以后，公事归公，私事归私。或事介公私者，自当公同酌议帮贴。”[29]

在清代台湾的分家文书中，为了支付“公费”而提留“公业”的做法相当普遍。有些较为富有的家庭，分家时提留的“公业”往往达到相当大的规模，对派下子孙的经济生活具有深刻影响。如乾隆五十八年（1793）的韩氏《阄书》记载，在价值六万四千余两的家产中，抽出“存公亨记产业”价值七千八百余两、抽出“书田”价值三千四百余两、抽出继母及庶母“养赡”产业价值两千余两，抽出“抵还各欠款并小宗入主费用”一千六百余两，四项共计一万五千两左右，由派下六房共同继承[30]。又如，嘉庆二年韩氏《书田约字》记载：

文等兄弟三人……当先严在日，既置有仁德北里等数宗田园，立作义田，以为友德公兄弟五房耕作，依次轮值，俾得各安其业；又置有大埔林等处公馆，共十万余金，立作元记大公，凡元记份下子孙，无论成名不成名，皆可依次轮收，支理族中公务；又置有广储东里一带田业，内荫风水一穴，命百岁后营葬于此，并将该业配作祀田，以为祭扫之资。……我兄弟继其志，述其事，爰将在日所踏赡养四万余金，兹计除该丧费外，只剩有大康榔保、大邱田保等处大小租谷及二八抽的糖觔、两店地埤各项租业，计有一万零五百金，佥议将此立作书田，馆号“捷记”。[31]

在分家时提取如此之多的“公业”，实际上不可能全部用于分家后的“公费”，其中必有余利归派下子孙分享。如云：“如是有承高、曾、祖之公尝，如是值年之际，须要三大房当同到佃，公收公费，其余剩者照三房均分。”[32]由于每一代分家都要提留“公业”，这种以宗族的名义集中经营的共有经济势必日益扩大，其余利也就日益增加。除了宗族内部的“公业”之外，清代台湾还有各种民间社团的“公业”，一般也是合股经营的共有经济。如云：“圣王公田分得三十石，按三大房均分，每房历年各收一十石正。”[33]如果一个家庭同时对若干民间社团的“公业”拥有此类股份，那么，得自这些“公业”的收益也就很可观了，对家庭经济的影响同样是不可忽视的。[34]

值得注意的是，在分家析产之后，家庭财产的所有权固然是分散了，其经营方式往往仍是集中的。这就是说，在产权因分家而分散之后，仍可对遗产实行集中经营，从而也就未能形成以家庭为单位的经济实体。试见光绪十年郭氏《阄书合同字》的有关记载：

一、长房长子辅铎，丁丑年阄分在唐公业，估银二百七十八元；又分长孙光趁业估银二百二十六元；又己卯年阄分银一千五百元，附枢记股内；又分公业估银一千五百元。以上共分去银三千五百零四元正，此照。

一、长房次子安然已故，传孙甘掌承，己卯年阄分银一千五百元，又加贴婚娶书费银五百元，俱附枢记股内；又分公业一千五百元。以上共分去银三千五百元正，此照。

一、长房三子自在已故，先夫在日再立一子奇才承顶，己卯年阄分银一千五百元，又加贴婚娶、书费银五百元，又（俱）加枢记股内；又分公业估银一千五百元。以上共分去银三千五百元正，此照。

一、二房维坚已故，传两子辅沂、辅汀承顶。维坚自咸丰十年经与先夫分炊清楚……又另给单对隆益枢记股内本银一千元，合戊寅年终得到二百元，内扣庚辰年维坚别世抽作丧费六百元余，止存六百元附枢记股内。批明于此，以前银单不得执照……

一、三房维晃早世，子成家承顶，丁丑年阄分唐业二百八十一元六角；又己卯阄分银一千五百元，附枢记股内；又另给公业估银一千五百元。……

一、四房维扈幼殇，螟光禧承顶，丁丑年阄分唐业二百七十八元；又己卯年阄分银一千五百元，附枢记股内；又分公业估银一千五百元。……

一、长房在唐妻蔡氏，议贴赡老银八百元，附枢记股内，此照。

一、长房在埤妻赵氏，议贴赡老银八百元，附枢记股内，此照。

一、长房次媳李氏守节，议贴月息银三百元，附枢记股内，此照。

一、公议：枢记存银六百元，仍附枢记股内，得利即交赵氏，为逐年祭祀、应酬诸费，此照。

上述郭氏各房于光绪五年（1879）瓜分的“在埤”产业，实际上是一种可以定期领取红利的股本所有权。就其经营方式而言，分家后的各房无疑仍是属于以“隆益枢记”为标志的同一经济实体。在这里，由于家产的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分家析产对经营活动并无直接的影响。郭氏在分家后对家产继续实行集中经营，可能是为了保持一定的经营规模以利于同业竞争，这在城市工商业中尤为重要。不过，即使是在竞争并不激烈的其他经济领域，集中经营仍不失为一种可取的协作方式。如云：“承典詹双美小田一所，……每年的贌小租谷一百一十石，先抽租谷一十五石，付母亲吕氏取收，以为养赡之资；又抽起租谷一十五石，付汉生取收，以为功勋之资；又抽起租谷五十二石四斗，以为抵还他人银利；其尚剩小租谷二十七石六斗，作四份均收。”[35]这种只分租而不分地的做法，无论是对佃户还是对地主，都可以省去不少麻烦。在某种意义上说，分家后对家产继续实行集中经营，也就是把家产全部转化为“公业”。这是一种与“公费”无关的“公业”，因而更集中地反映了清代台湾经济结构的共有化进程，同时也更集中地反映了清代台湾家庭经济功能的衰退。

一般说来，家庭经济功能的衰退，是家庭结构趋于小型化的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在雇佣关系还不发达的传统社会中，只有借助于共有经济的广泛发展，才有可能使各种经济活动从家庭中解放出来，因而可以说，清代台湾家庭结构的小型化，与经济结构的共有化是密切相关的。但也应当指出，经济结构的共有化，并非清代台湾特有的历史现象。在大陆传统社会中，至迟自明中叶以降，由于合股经营及乡族财产的发展，经济结构已出现了明显的共有化趋势，而家庭结构却并未因此而出现明显的小型化趋势[36]。因此，清代台湾家庭结构的小型化，无疑还受到其他历史条件的影响。例如，清代台湾的商品经济及雇佣关系较为发达、就业机会较多、社会流动性较大、孝悌伦理观念较为薄弱等，都可能是促成家庭结构小型化的重要因素。这些都是有待深入探讨的问题，本文暂不赘述。

[1]参见拙文：《明清福建家庭结构及其演变趋势》，《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4期。

[2]《台湾私法附录参考书》（以下简称《参考书》）编印于1909—1911年，为日据初期“台湾旧惯调查会”编撰的《台湾私法》一书的原始资料汇编。《参考书》的第一卷下“公业”类及第二卷下“相续”类，共收入近百件清代台湾的分家文书和继承文书。

[3]自康熙统一台湾始，即已明令禁止妇女渡台，此后于雍正十年（1732）至乾隆五年（1740）、乾隆十一年（1746）至十三年（1748）、乾隆二十五年（1760）至二十六年（1761），曾数次放宽禁令，允许已渡台者在一定期限内归籍“搬眷”。但直至福康安镇压林爽文起义之后，始正式解除“携眷”之禁。参见“台湾省文献委员会”编著的《台湾史》第七章第四节：“渡台禁令与人口”。

[4]陈孔立：《清代台湾的游民阶层》，《台湾研究集刊》，1987年第2期。

[5]《参考书》第二卷下“公业”类“相续”类第26—27；第一卷下“公业”类第28—35。

[6]《参考书》第一卷下“公业”类第32。

[7]《参考书》第一卷下“公业”类第35。

[8]原件藏于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

[9]参见拙文：《明清福建的家庭结构及其演变趋势》，《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4期。

[10]《参考书》第一卷下“公业”类第63。

[11]《参考书》第二卷下“相续”类第25。

[12]《参考书》第一卷下“公业”类第11。

[13]《参考书》第二卷下“相续类”第12之一、二。

[14]有关分家文书，尚可参见《参考书》第二卷下“相续”类第12、第16—17、第19、第21；第一卷下“公业”类第1、第6、第13、第24、第39、第63—64、第70等。

[15]参见拙文：《明清福建的家庭结构及其演变趋势》，《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4期。

[16]《参考书》第一卷下“公业”类第11。

[17]《参考书》第一卷下第32。

[18]《参考书》第二卷下“相续”类第16。

[19]《参考书》第一卷下“公业”类第75。

[20]《参考书》第一卷下“公业”类第2。

[21]《参考书》第一卷下第10。

[22]《参考书》第一卷下第9。

[23]《参考书》第一卷下第9。

[24]《参考书》第一卷下第65。

[25]《参考书》第一卷下第8。

[26]资料来源：1. “稳定的大家庭”，分别见于《参考书》第二卷下“相续”类第13—15、第18、第22；第一卷下“公业”类第7、第12、第14—17、第20、第22—23、第36、第38、第40—43、第45、第49—52、第55、第60、第65—67、第69—70、第76。2. “不稳定的大家庭”，分别见于第二卷下“相续”类第12、第16—17、第19、第21、第25；第一卷下“公业”类第1、第6、第11、第13、第24、第37、第39、第63—64、第70、第75。3. “多元家庭”，分别见于第二卷下“相续”类第20—21、第23—24；第一卷下“公业”类第2、第8—11、第27、第39、第75。4. “绝嗣家庭”，分别见于第二卷下“相续”类第26—27；第一卷下“公业”类第28—35。

[27]参见拙文：《清代台湾的合股经济》，《台湾研究集刊》，1987年第3期；《清代台湾乡族组织的共有经济》，《台湾研究集刊》，1988年第2期。

[28]《参考书》第二卷下“相续”类第14。

[29]《参考书》第二卷下“相续”类第14。

[30]《参考书》第一卷下“公业”类第75。

[31]《参考书》第一卷下“公业”类第76。

[32]《参考书》第一卷下“公业”类第69。

[33]《参考书》第一卷下“公业”类第353页，光绪五年《阄书字》。

[34]参见拙文：《清代台湾乡族组织的共有经济》，《台湾研究集刊》，1988年第2期。

[35]《参考书》第一卷下“公业”类第15，光绪十二年林氏《分关阄约字》。

[36]杨国桢：《明清以来商人“合本”经营的契约形式》，《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2期；叶显恩、谭棣华：《论珠江三角洲的族田》，《明清广东社会经济形态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拙文：《明清闽北乡族地主经济的发展》，《明清福建社会与乡村经济》，厦门大学出版社，198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