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台湾的合股经营

在台湾经济史上，合股经营是一种重要的经济组织形式。日据初期的“临时台湾旧惯调查会”，曾对台湾民间的合股经营做过调查，收集了许多与此相关的契约文书等原始资料，并在《台湾私法》一书中专门介绍[1]。本文拟在此基础上，对相关契约文书作进一步的分析，考察清代台湾合股经营的行业与地区分布、经营管理与权益分配方式，并探讨其生产关系及历史作用。

《台湾私法》对于“合股”的定义是：“由二人以上出资经营共同事业的组织。”[2]在台湾民间，对合股经营则有各种不同的称谓，诸如“联财、合伙、相合、公家、合做、合最、合资、公司”之类，都属于合股经营的形式。此外，又有“斗生理”或“份生理”之类的俗语，一般用于合股经营的商业活动[3]。

清代台湾各种合股经营的经济组织形式，究竟是从何时开始形成，又是如何推广开来的呢？由于资料不足，我们只能寻见某些蛛丝马迹。《台湾私法》曾依据契文推定，在嘉庆、道光年间，台湾已有不少的合股经营组织；而雍正三年（1725）创立的台南三郊，表明当时的台湾已有“合股营业者”的存在[4]。又据道光《厦门志》记载：“合数人开一店铺，或制造一舶，则姓金；金犹合也。不惟厦门，台湾亦然。”光绪《澎湖厅志》亦云：“妈宫郊户自置商船，或与台、厦人连财合置者，往来必寄泊数日，起载、添载而后行。”这就表明，在经商、航海等风险较大的经济事业中，合股经营历来都是颇为盛行的[5]。不仅如此，在清代台湾的垦田及水利事业中，也不乏“合垦”或“合筑”的事例。例如：雍正十一年（1733），广东陆丰人罗朝宗，“偕其县人黄魁兴、官阿笑合垦十一股之福兴庄及中仑、大竹围、下崁、头厝等地，翌年告成”。[6]嘉庆十五年（1810），蓝阿善等21人立“合约字”云：“切惟先年十四股同气合本，连伙向堑社通事、众耆番等手内，明给出鸟树林南势山林埔地一处……各自费工资开辟成田，股内筑坡开圳，溪水通流，灌荫禾苗。”[7]由此可见，在清代台湾的开发过程中，曾经有效地采取合股经营的形式，组织较大规模的开垦及农田水利建设。清代后期，这种合股经营的组织形式，已经遍及于台湾城乡各地的不同经济领域。

《台湾私法》对合股经营的事例做了分类统计。其统计办法是：先把有关事例分为“商事”和“民事”两大类，再按地区分行业统计。大致说来，“商事”类的统计对象，主要是各大城镇的合股组织；“民事”类的统计对象，主要是各地乡村的合股组织。为了更明确地反映清末台湾合股经营的行业与地区的分布状况，试依据《台湾私法》所提供的资料，改制二表如下：[8]

表1　“商事”类合股组织的行业及地区分布　单位：个

表2　“民事”类合股组织的行业及地区分布　单位：个

上述二表的数据，主要取自于日据初期的调查资料，可能尚不足以反映清代台湾合股经营的历史全貌。不过，其中大多数的合股组织，已经存续数十年乃至上百年，因而仍可反映其基本的发展态势。此外，上述二表的统计项目，也不是很周全的。例如，当时台湾有428个渔业团体，其“合股”资本达129916元，而调查者则视之为“同业组合”，未列为统计项目[9]。又如，清代台湾有许多乡族组织经营的共有经济，实际上也是合股经营的表现形式之一，而在此亦未作统计[10]。限于篇幅，本文不拟详述清代台湾合股经营的各种不同形态，但应当指出，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合股经营是一种相当普遍的社会经济现象，在东南沿海及台湾地区尤为盛行，因而是不可忽视的民间经济组织。

合股资本的所有权构成，具有“按份共有”的特征，其权益分配是相对分散的。然而，就其经营管理方式而言，又是相对集中的。正因为如此，合股经营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具有相对分离的倾向，两者的运作方式不尽相同。

清代台湾合股资本的经营管理，有四种基本方式：一是聘请外人专事经营管理；二是由少数股东负责经营管理；三是由各股东分别委派代表参与经营管理；四是由全体股东共同从事经营管理。大致说来，前三种均属于委托经营，第四种则属于共同经营。试见下列契约：

（一）同治七年《合约字》[11]

同立合约字邹开纪、蔡泰记、李品三、杜顺德、王金庆、邹登记、陈深记、林添记、林克记。……匾曰德源，合共七股，得利就母均分，计本银七千元。……股份、条目标明于后：

一、公同议举王迁记为当事，在店经理公事；公议得到十元抽一元，以作全年谢劳。（余略）

（二）光绪某年《合约字》[12]

（前略）兹吴飘香为要振兴商业，是以邀集良友，……协商开创益章号杂货、北郊、布店生理，共合二十股，每股元本七三银五百元正，合计本资一万元正。吴飘香六股，在本资银三千元；祥和号四股，在本资银二千元；晋益号二股，在本资银一千元；裕泉号四股，在本资银二千元；益和号四股，在本资银二千元。……立合约字之日，其项即交吴飘香收领办理，振作配运南北杂货等款。如行诸务，一切归飘香调遣公办，不得偏私废公等情；如有斯情，被诸股东察出，应宜协议定止。（余略）

（三）光绪二年《合立约字》[13]

合立约字余金源。……匾曰同裕，合共一百五十二分，每分应本银一百元。其逐年得到，照分均分；计共六八足拜佛银一万五千二百大元。既叶同股伙振记、修记、滋记、妹官、合兴、裕记、陆记、金源、文记，同心共契……股份、条目标明于后：

一、店内各号房，务须照派执事之人掌理，不得乱为顶替，免致紊乱。（余略）

（四）光绪十七年《合同约定》[14]

立合同约字人金大全户下黄仁记、张变记、冯德记、李正记。缘他里雾堡苦苓脚庄溪边荒溪埔一块……历百余年无人垦种。今云林县主奉宪出示招垦也，经赴县具禀，奉准承领司单，升科垦耕。德等四人按作四股，每股备出六八番银七十五元，四股共本三百元。本年先垦二十甲零，再垦一十甲，共三十甲零。此外，除余地招佃广垦，续报升科，现在所出本银三百元，为第一年补备申县、工伙、完粮、开圳等项之需；如有不敷，按股均找。将来每季所收谷稻、杂粮并佃租、小租，按时公议变价，四股均分；每季应需工本，亦按四股均摊。账目、农工，均为黄、李二人经理；每逢收成一次，将账结算一次，冯德、张变二人随时查阅；所有得到，照四股均分。凡我四人，协力同心，庶几年谷丰登，一本万利。（余略）

上引第一例，全体股东均未从事经营管理；第二例，仅有一位股东从事经营管理；第三例的众股东，可能原来已是合股组织，因而只能由各股“照派执事之人掌理”，多数股东仍未直接参与经营管理；第四例的股东虽有所分工，但基本上是共同承担经营之责。一般地说，在股东人数较多、合股资本较大的情况下，大多采取委托经营的方式，因而导致了所有权与经营权的相对分离。如云：“本店事务，应由当事人秉公设法。至于股份东家在店办事，亦须秉公协力；凡有诸事，须与当事之人相商公允妥行，不得擅便，亦不得擅用人数，致干嫌疑”。[15]当然，在委托经营的情况下，股东们仍有可能对经营管理实行干预，“当事”者并未获得完全独立自主的经营权。如云：“掌握全盘生理，招客买卖，并行内伙伴概归正、副二当事人裁酌；唯管银人须听各股东公议举用”；“本行乃做打鼓南北行九八生理，自行配寄等。倘要谋别处郊号，必先通知各股东商量停妥，当事人不得擅自举行。”[16]在有些规模较大的合股组织中，除“当事”之外，又有“总理”、“协理”之类的名目。光绪二十一年（1895），“捷兴公司”的《股票》规定：“当事人掌握生理，务宜秉心经营，凡事并账目须听协理股东稽查；如有不公侵取等弊查悉，由协理股东公议去留，不得异言生端。”[17]光绪三十年（1904），“隆兴昌记”的《合约章程》规定：“本公约专作米谷及绸布外水生理，须与总理人共议，设绸银根妥协，方可举行，当事人不得擅自专行，免致冒险。而本号全盘账目，须听总理人查核来往银钱等货项，不得异议。”[18]有的合股组织甚至规定：“或有一二股东因意气不合，而欲阻住生理截结者，正、副当事不得听从，必须协理与正、副当事人议准，方得照办焉。”[19]在这里，“协理股东”之类已凌驾于全体股东之上，掌握了实际上的经营决策权，其职能类似于董事会，而“当事”则只是受雇于人的经理式人物。

在合股经营形成之后，各股东仍可分别行使其所有权，即按股分拆或转让其合股资本。在分拆股本的情况下，往往危及合股经营的存续，导致合股组织的解体。试见下引契约：

光绪七年《分拆生理阄书字》[20]

同立分拆生理阄书字人张荣文、占枝、林南等，于同治癸亥年间，文先父张妹官、南胞弟林长春与占枝官三人连财合伙，各备出本银四百大元，开张染坊溢美号生理。按作三股，合共本银一千二百大元，长、蚀其股均分，结明在账。……文、枝、南等添姻亲故旧，又兼连财美意，虽有子贡高风，难效管鲍之知己，爰是同请公亲出为妥议，至公无私，以安和气，当堂议定就店中数目除还他人以外，有存银钱、货物、菁锭、大皮粉浆、焿铊各账、家器及一切所应有微物，概作三股配搭均平，设立阄分，以智、仁、勇三字为号，祝告神前，拈阄为定。既拈之后，各物各掌，不得混争；各账各付，按额分明。……即将图章磨去，以杜弊生。（余略）

上述这种由全体股东共同分拆股本的行为，一般说来是较为少见的。在现存的有关契约中，绝大多数是“抽股字”或“退股字”，亦即由少数股东收回其部分合股资本，其余股东则继续维持合股经营的方式。这实际上也是一种分拆股本的行为，其结果是导致合股资本的缩减，而不是宣告合股经营的终结。试见下引契约：

（一）光绪十九年《抽回股份字》[21]

立抽回股份字人郡城内三元巷郑修记，即郑行记江立，有阄分应分条款内，于光绪二年九月间，有同王振记、苏裕记、吴陆记、苏妹官、黄温记、高瑞记、蔡合兴等号，伙开同裕号典铺于郡城内三四境豆签口，公出资本一万五千二百元，即作股份一百五十二份，修记在额银二千五百元，即作股份二十五份，当年各立有合约执据。后经股伙余金源抽出股份十份，尚存股一百四十二份。今因行纪挂欠债项，乏银抵款，爰与诸股合伙商酌，愿于二十五股内抽回股份一十二分五厘，应得本银一千二百五十元，并历年支剩得利银四百九十六元四角六占正，及贴本年九月止按得利银暨在架加头升利，约有五百零三元五角四占正，共银一千元，即日收过公司来本利银二千二百五十元正。保此银系行记江立阄分应得份额，与房亲等人无干。（余略）

（二）光绪二十五年《退船股字》[22]

立退船股字人庆奇兰，前有晋成号、震记号、李益官、琴记号，合置小挂船一只，行驶台湾一带地方，船名金复升，牌号金复胜。兰今欲别创，愿将此船股份五百元，按六五（折）实三百二十五元抽回，所有逐帮得利，核算清楚。此后该船利亏得失，概不干庆奇兰之事。（余略）

由于分拆股本直接影响合股经营的存续与发展，往往受到诸多限制。如云：“各股伙如欲抽本别图生理……务须先期通知当事及诸股伙，许抽方抽，毋得自便。”[23]“本行股内各东，倘有志别业者，将名下股份让出，须先邀集同伙，齐议归何人承受，秉公结算划割。”[24]因而，有的股东遂以典卖股权等形式，收回自己的股本。试见下引契约：

（一）同治六年《抽卖股份字》[25]

立抽卖股份字人叶合成，有原在顺裕典舖本银四千五百元，计四股五分……今因抽银别创，托中将合成四股半之股份内抽出一股，卖与黄绍记承坐，计收母银一千元，现得在架利银六百二十一元八角分尖，又收贴头销号出当加头银一百七十八元一角四尖，合共母利加头银一千八百元，即日收银定讫，将此一股典舖股份交付银主接掌，将来加头与合成无干，不敢再有异言滋事，并将原约字内批明出卖字样，又与账簿内登记抽股顶股银。（余略）

（二）光绪十五年《胎借银字》[26]

亲立胎借银字人李品三，因前年有将德源一股股字，抽出半股与林启丰承坐。兹因乏银别创，自己向过林启丰面议，将此半股股字借出六八母银九百五十大元，并剩二百六十五元。其六八佛银一千二百十五元，每月每百元愿贴利银一元二角正。面约逐年利息对德源半股得息支取外，如有长短，自应相凑，品三不得私向支取。（余略）

上述这种转让股权的行为，并未影响合股经营的原有规模，只是使股东的构成发生了变化。按照惯例，转让股份必须先“归就”原来合股之人，“不得私退外人承坐”。[27]如果全部股份最终转入同一股东之手，也就意味着合股经营的终结，道光二十年（1840），黄广官立《归就字》云：“前年同吴披官合伙同买得林团官竹林、荒山一所……今因乏银别置，先问一房亲人等不欲承受外，托中送就与伙记吴披官承归……其荒山并竹林、茅屋厝、杂物等项，即踏付与吴披官前去掌管耕种，不敢阻挡。”[28]一般说来，只有在股东较少而且合股资本不多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因“归就”股本而引起合股组织的解体。

在合股经营的过程中，如有必要追加投资，一般是把股息留作股本，或由股东再行“添本”。如云：“本号生理，其得利仍存经营，以固永远”；“如生理未见得利，资本短缺，各股东自当再行添本。若无添本，听当事人立字盖用图章，向人告贷，不得异议。”[29]除按股追加投资之外，亦可通过吸收存款，增加营运资本。如云：“其股内有愿附银在本行内放息者，每百元全年利息银十元照算，以昭公平”[30]；“诸股主若有货卖公司，欲将货项存公司生息者，则自交货之日，半个月起利。”[31]这种存款不同于股本，可以按期支取定息，与经营效果并无直接的联系。

如果原有合股组织难于维持正常的经营，可以通过“重立股份”或再招新股，实行整顿和改组。光绪三十年（1904），黄东记等同立《集源号质屋股份契约字》云：“我集源质屋，迄今百有余载矣。迩来抽股日众，资本日少，以致每年得利仅抵福食薪金，而营业等费尚有不敷。乃于本年一月间，邀诸股重立股份，再定章程，……共以六份为准，同力合作，得利均分。”[32]光绪二十三年（1897），汪藻记等同立《合约字》云：“今台南竹仔街泉裕、振成合伙生理，迄旧岁修谋为未得如意，邀请股商裕成等，爰禀知己者，共议职资，公举陈黎老为当事营谋。爰议所有前者邱振成一面欠项及存账一切，振成自抵当，不干合伙公司之事；汪泉裕亦然。……再邀源合成在一股本银六百元、启隆胜在一股本银五百元、汪藻记在一股本银六百元、汪耀记在一股本银六百元，计七股合共资本四千一百元，在店经营，匾改曰裕振成字号，仍作绸布生理。逐年得利，照本均分。”[33]很明显，在股份的构成改变之后，其经营管理与权益分配也随之发生变化，实际上无异于成立新的合股组织。

合股资本的收益分配，在原则上必须“照本均分”；如属委托经营，往往先由“当事”者抽成，然后再按股份均分。如云：“苟有长息，除行中诸费外，并开赏当事勤劳一九的分之外，应作二十股均分。”[34]有时“当事”者的分成比例，亦按股份计算，称“荫股”或“虚本”。如云：“共商举议当事之人，而友老为人真正无私，熟识布务，举其当事，薪金而外另荫虚本二百元，得半股之数，利、蚀均分。”[35]此外，在规模较大的合股组织中，股东除瓜分红利之外，尚可抽取定息。光绪三十年（1904），“和兴公司”的《公议章程》规定：“本行生理，每股本银一万元，共一十一股，每年（每股）利息八百四十大元”；“除开归返利息外，如有得利，须俟三年或五年大结，除虚账外，准可实给与当事人花红分甘，以酌其劳”；“每百元应抽给正当事一十四元、副当事六大元，余者照股本均分。”[36]可见，该公司的分配程序为：先由股东抽取定息；次由“当事”抽成“红利”；再按股份均分余利。这种分配结构，无疑有利于维护股东的权益。

清代台湾的合股经营，不仅涉及各种不同的经济领域，而且适用于各种不同的社会经济关系。就其生产关系而言，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一是租佃型；二是雇工型；三是协作型。一般说来，在各种不同的经济领域，合股经营的生产关系与历史作用也不尽相同，不可一概而论。

在与农业生产有关的经济部门中，租佃型的合股经营颇为盛行。试见下引契约：

（一）雍正五年《合约字》[37]

同立合约字人张子彰、欧家千、欧献臣，因同出本银二百两，合买过薄升灿请彰邑布邑禀南势底荒埔一所，照原日清给垦单告示界址，……其历年正供及庄费，俱照八股均出，不得互相拖累；所收租息，俱照八股均分，不得互相侵占；庄中所有事务，须当协力办理，不得互相推诿。如正庄费股内之人乏银以应，伙记中公借其应用，每两贴利三分，至冬收成，将伊本股内抽租息扣抵，不得异言。（余略）

（二）咸丰三年《合约字》[38]

立合约字人天禄、聪祥、小华三人等，合伙同出本银，倩工开筑新庄仔庄埤圳，通水灌溉，俾新庄仔庄一带埔园尽变为水田，获利无疆。其逐年各佃一九现抽的水谷，作三份均分；后日子孙，不得争长竞短致不和。（余略）

（三）光绪十九年《合约出贌山埔种茶承耕字》[39]

同立合约出贌山埔种茶永耕字埔主李宝山、李历山等，有……佃人张鼎生前来向贌出埔地一段，面踏分明，即交佃人自备工本，任从栽种茶枞，风围相思。当日同场议定，递年每万茶坡应纳大小园租七元正。茶枞落地三年后，陆续栽种，陆续过点，无论荒歉，两无加减，永为定规。其茶租按作春、秋两季完纳清楚，向埔主给单为凭，不得少缺等情；如有少缺，定从埔主另招别佃；如无少缺，依照原约而行。倘日后茶枞枯槁，其相思风围等项，任从佃人砍伐，埔主不得异言，亦不得均分，即将山埔交还埔主掌管。（余略）

（四）光绪二十五年《许贌耕塭字》[40]

同立许贌耕塭字人风邑仁寿上里新港口庄塭主蔡查某、邱万、何知批，有公置盐水塭一所……凭中引就文贤里崎峔庄邱查某、垅堡大潭庄许户长同出头承贌，筑造养畜鱼虾。限至十年，每年贌户照串完纳官租，免完塭税；又再贌六年，每年塭户完纳塭主一百元大足，作塭税，塭主自纳官租。合共十六年限满，有他人要贌此塭，加添塭税若干，塭主宜与贌户相议，若贌户肯趁他人加添塭税，塭主自当贌原贌户，再限年数，不得刁难；若原贌不肯趁他人加添塭税，愿听塭主起耕，交塭贌过他佃，原贌户不敢异言生端。（余略）

上引四例，都属于租佃型的合股经营，而其间又有所差别。第一、二两例，投资于土地开垦及水利建设，无疑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根据日据初期的调查资料，清代台湾的开垦事业耗资甚巨而又伴有危险，“最适合于合股经营”；在规模较大的开垦合股中，大多“由资本家与农民结合而成”，即采取“集股号佃”的组织形式[41]。道光年间，淡水同知令姜秀銮、周邦正主持竹堑东南山地的垦务，而二人受命之后，“遂集闽、粤之人，各募资本一万二千六百元，治农亩，设隘寮，名曰金广福。……田工既竣，且拓且耕，至者数千人，分建村落，岁入谷数万石，以配股主，二人亦巨富”[42]。由此可见，这种租佃型的开垦合股，虽然不能创造出先进的生产方式，却也有效地促进了清代台湾的开发过程。至于那些以收取水租为目的的水利合股，则在客观上提高了受益范围内的土地丰度，这种水租颇类似于资本主义的级差地租。上引第三、四例，基本上属于寄生性的租佃剥削，当然不可能有任何的积极作用。值得注意的是，有不少商人借助于合股经营投资于土地，参与寄生性的地租剥削。道光年间，“日新号”的股东投资4000千余元，购买一批“田园、厝宅”等出租取利，后因“本号生理分拆”，所有田产“就生理份上十九股均分得业”，但又仍然维持集中管理的方式，“合招妥佃耕作，历年收成扣完大租外，亦照十九股均分得租”[43]。在这里，商业资本与土地资本形成了牢固的结合，从而延缓了地主土地所有制的解体过程。

清代台湾商业及主要手工业部门中的合股经营，大多存在着雇佣关系。在某些商品化程度较高的农业生产部门中，也不乏雇工型的合股经营。试见下引契约：

（一）光绪十六年《合股约字》[44]

同立合股约字吴钦记、林利记。经于光绪十六庚寅年闰二月间，合本开张布舖，匾曰合发，公定条规，配请当事……

一、公请当事在店总理各事，夙夜辛勤，尽力经营，除薪金外，公议得利十元抽出一元，以谢全年辛勤劳绩。

一、同请店内诸伙在店，各理诸事，除薪金外，公议得到十元抽出一元，与诸伙就薪金分摊，以作全年辛勤谢劳。

一、公议：店内诸伙升黜以及薪金多少，由当事裁夺；而当事亦宜向各股斟酌，方为周密。

一、公定诸伙薪金，逐月按作二期发给；倘诸伙中有急需之事，欲向当事先借，少则由当事自酌，多则当事宜转合各股再酌，方得准给；而当事亦宜如此。

一、公议：本号定不出账；若诸伙经手之人，果深知人家以及贩客着实，账项不致拖延被累，须会当事许允，而后出账。倘至期报延不还清者，由当事将经手人之薪金扣抵。（余略）

（二）光绪十七年《合约字》[45]

同立合约字人张和恺堂、陈庆记、黄仓记、林萃记、商仪记。今因安海街和恺堂有应分效忠里盐埕庄鱼塭壹口，要招股耕作，爱与记等共商合伙，三面议定每年税银贌价七百元。将该鱼塭分作十三股，张和恺堂应得五股，陈庆记、林萃记、黄仓记各得二股、商仪记得一股，长年及诸伙得一股。如逐年得利多少，除税银、伙食、薪金、开费外，余剩若干，各照股抽分，不得争夺。其鱼塭面约壬辰年起至丙申年止，共五年，张和恺堂商定另换约字，至于庄内新旧器具，逐件照坐，不敢翻异。（余略）

（三）光绪二十一年（？）《合股字》[46]

同立合股字人下林仔边街黄长记号，即黄国良。因前在东港街开设张长泉号油车牛磨生理一舖，历年已久，无甚得利，兼无妥人可用，是以停罢。兹因有东港街吴聚成号，即吴兆汉出为合伙，拟作两股经营，每股议出本银六八佛银二百大元，交汉出为当事。日后得利，两股均分。……至一切店中车间、栈房以及器臼家伙，议明踏税，当事之人薪金，议明开列于后。（余略）

（四）光绪二十六年（？）《合同薄》[47]

（前略）兹吾侪同人……公备资本金龙银七千二百大元，作为十二股，制造烟草生理。店设台北大稻埕中北街三十八番号，字号金长发。……所有条规、事款、诸东芳名、股份多寡，概列于左：

一、议：佥举司事人翁锦全、陈义山，递年生理得利加一抽分，以酬司事之劳。

一、议：司事人者，不论东家亲属，工俸按月支取，不得任意长支，亦不得挂借银两等弊，务要循守规矩。如有不照店规者，立即开除，不得徇情。（余略）

上引四例表明，在雇工型的合股经营中，雇佣关系与合股关系往往相互渗透，混合生长。有的股东兼任“当事”，实际上也就具有出资者与出力者的双重身份，形成了股东与股东之间的雇佣关系，如上引第三、四两例。有的股东并未出资，而是以出力者的身份获得“荫股”，从而使雇佣关系带有合股的色彩，如上引第二例。即使是在劳资双方并无合股的情况下，受雇者也可以按一定的比例分成利润，如上引第一例。在这里，由于受雇者的利益与经营效果直接结合，自然也就乐于“踊跃营生”，“勤劳店务”，为雇主创造更多的利润。正因为如此，有些独资创办的企业，往往也借助于合股分利的形式。光绪三十一年（1905），“德记洋行”的股东发生争议，据说是由于受雇者利用合股关系，反客为主。其所立《协约》记载：

兹德记洋行原系陈北学自备资本开张，数年间稍得有利，乃格外施恩，筹出四股株金，赏给正当事方庆佐、副当事蔡长云两人，俾得连财合股，协力经营。此事年历已久，众所共知。不意庆佐既逝，其子方振基不知感恩，反以营业系亡父之名，自操胜算，妄争产业，谋为争讼不已，继以争夺。幸诸公人出为调停婉劝，不久想得算清。至于再共同营业，谅必诸股主会议，合立合股字契约，方得为是。

从表面上看，这一争端的起因是受雇者试图“自操胜算，妄争产业”，而实际上，“德记洋行”的投资者早已收回原有资本及历年利息，其现有资本完全是“当事”者经营所得。据记载：“德记洋行旧有二十股，陈北学得十六股、方振基得三股、蔡则书得一股。而各股东取去股份银及利子，将各股东之利益金留存，以作商业之资，业经有年。”[48]由此可见，这种以合股分利的形式出现的雇佣关系，对于雇主是颇为有利的，可以说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

协作型的合股经营，是小私有者之间的一种经济联合体。在清代台湾的农业、手工业及商业等经济部门中，都普遍存在以小私有者之间的劳动协作为基础的合股经营。试见下引契约：

（一）道光十二年《合约字》[49]

公立合约字人海丰庄众佃林文山、何承宗、林玉山、肖赤官等。为本社老田洋近来圳路被水冲压，圳水难通，于道光十年十二月间，老田洋并新田洋众佃分议，将二处逐年鸠集银元，托中向买科科庄刘石光并李天纵等数处田园，开凿为圳，通流溪水，以滋新旧圳禾苗，契字为据。爰是众佃通同公立条款在下，须当共遵，勿为儿戏。

一、众议：新旧二州田份食水，须照田声多寡流灌，不得持强增多，违者议罚。

一、众议：圳水灌田有余出卖者，银项多少，诸东须择一人收取，交过郑口口收存，翻为田圳公用之资。（余略）

（二）光绪十三年《出分垦阄书字》[50]

立出分垦阄书字人日北番垦首陈老己，即孙陈登云。缘咸丰四年，已与陈、罗等有纠集银元货物，向埔社化番草地主笃律、雅安、宇完、包完等给垦荒埔一所，址在东螺地边生番股内，当时立有垦契，四至大界载明契内。其时分为二十七份，各拈阄份，自备工本开辟成业……每份逐年配纳化番租谷九斗正，掌管耕种，已历多年。但因当日垦契维云祖父一人名字，其余同垦诸人并无契据，窃恐后日子孙不知底细，致生事端，以此陈、罗等前来相商，各分出阄书契字一纸，以作契券。（余略）。

（三）光绪三十年《股伙合作生理约字》[51]

出本银列明于左：

一、方青桂出本银一百二十大元，应得四分。

一、郭阿水出本银六十大元，应得二分。

一、连清泉出本银一百二十大元，应得四分。

……

再批明：其生理有得利者，应作股份均分；或是缺本者，亦作股份均摊，该股伙应额抵当补足。批照。

再批明：三水薪水月各人三元，各人可以支领；如领过额者，应当支还店内。（余略）

（四）光绪三十四年《合约字》[52]

同立合约字人，新竹厅竹北二堡新庄仔庄百五十六番地徐庆浴、徐庆旺，同堡坑仔口庄二百六十七番地郑天桃等。缘徐庆浴、徐庆炳等，自光绪三十二年间，合出资本建设蔗廍制造砂糖，有起盖廍亭屋宇一所……兹因数年间年冬缺歉，生理不就，徐庆浴、徐庆炳相商，愿将此蔗廍、廍亭瓦屋一座，间数不计，基本石轮二付，及上下盘并附属所用机器、糖鐤、什物等项一切，以及目前所有被各蔗佃该欠蔗种金概行在内，按定价金六百元正，作为六股，每股按金一百元，欲退出二股与人，即招出徐庆旺、郑天桃等合伙共业。……自此各宜同心协力，勤勉经营，各再备出资本金，奖励各蔗佃多种。所有长利，应照股份均分；倘或亏本，亦应照股份均出，各不得异言生端滋事。（余略）

上引第一、二例，反映了农民小生产者在水利建设与土地开垦过程中的合股经营。这种合股组织对于提高农民的经济独立性，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无疑是有积极作用的。上引第三例，反映了小商人之间的合股经营，其间虽有投资额的差异及雇佣剥削的可能，但基本上是属于平等互利的协作关系。上引第四例，是一种“合股而设”的“公司廍”，其经营方式颇具有包买商的特色，股东的身份应是小商人兼手工业者。此外，清代台湾由蔗农合设的“牛奔廍”，也是一种协作型的合股经营。其经营方式是：“每奔出牛三，为园九甲。一廍凡九奔，以六奔运蔗，三奔碾蔗，照阄轮流。通力合作，其法甚善，各乡无不设之。”[53]这种小私有者之间的合股经营，规模虽小，为数甚多，其地位与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

清代台湾合股经营的形式与规模，是十分纷纭复杂的。根据日据初期的调查：在“商事”类的合股经营中，股东少者2人，多则十数人；资本额少者百元上下，多则数万元乃至十多万元。在“民事”类的合股经营中，股东最少者2人，最多者达189人；资本额最少者20元，最多者达154000元。[54]这些形式多样、规模不一的合股组织，遍及于各种经济领域和各个社会阶层，深刻地影响着清代台湾的社会经济结构。笔者认为，清代台湾草莱初辟，必须有效地组织各方面的人力和财力，才能顺利地进行规模空前而又富有冒险性的开发事业。这是清代台湾盛行合股经营的内在原因，也是合股经营在台湾历史上的主要作用。

[1]“临时台湾旧惯调查会”成立于1901年。其调查成果，于1909—1911年编成《台湾私法》一书刊行，有关原始资料则编为《台湾私法附录参考书》和《契字及书简文类集》出版。本文引用的资料，除参考上述日文原版，主要引自《台湾文献丛刊》版的《台湾私法物权编》、《台湾私法商事编》等（以下简称《物权编》、《商事编》）。

[2]《台湾私法》第三卷下（1911年日文版）第122、123页。

[3]《台湾私法》第三卷下（1911年日文版）第122、123页。

[4]《台湾私法》第三卷下（1911年日文版）第121、120页。

[5]《台湾私法》第三卷下（1911年日文版）第121、120页。

[6]连横《台湾通史》卷三十一，《列传三》。

[7]《台湾公私藏古文书影本》第四辑第三册，转引自《中国史研究》，1986年第2期。

[8]表一资料见于《台湾私法》第三卷下第128—146页各表；表二资料见于同书第259—266页各表。原书“商事”类的统计项目，除商业外，又有当铺、汇兑业、运送店、油车、牛磨、制酒公司、印刷业等名目，表一则分别归类为商业、金融业、运输业及加工制造等，以期简明扼要；表二也做了类似的处理。

[9]《台湾私法》第三卷下第268页。

[10]参见拙文：《清代台湾乡族组织的共有经济》，原刊于《台湾研究集刊》1988年第2期。

[11]《商事编》第一册第125—127页。

[12]《商事编》第一册第115—116页；原文仅有年号，未标明年月。

[13]《商事编》第一册第95—99页。

[14]《物权编》第九册第1681—1682页。

[15]《商事编》第一册第124页，裕振成号《合约字》。

[16]《商事编》第一册第133—144页，《和兴公司股票》。

[17]《商事编》第一册第131页。

[18]《商事编》第一册第137页。此契立于日据初期，但就其形式及内容来看，与日据以前的合股契约并无二致，故仍采用之。下同。

[19]《商事编》第一册第108页，德昌公司《合股约字》。

[20]《商事编》第二册第251—253页。

[21]《商事编》第二册第230—231页。

[22]《商事编》第二册第281—282页。

[23]《商事编》第一册第126页，德源号《合约字》。

[24]《商事编》第一册第134页，《和兴公司股票》。

[25]《商事编》第二册第255页。

[26]《商事编》第二册第230页。

[27]《商事编》第一册第126页，德源号《合约字》。

[28]《物权编》第九册第1698—1699页。

[29]《商事编》第一册第142、143页，和义号《合股约定》。

[30]《商事编》第一册第105页，德昌公司《合股约字》。

[31]《商事编》第一册第114页，裕顺号《契约字》。

[32]《商事编》第一册第109—110页。

[33]《商事编》第一册第123—124页。

[34]《商事编》第一册第116页，益章号《合约字》。

[35]《商事编》第一册第101页，瑞胜号《合约字》。

[36]《商事编》第一册第133—134页。

[37]《物权编》第九册第1680—1681页。

[38]《台湾私法》第三卷下第275—276页。

[39]《物权编》第六册第1068—1069页。

[40]《物权编》第六册第977—978页。

[41]《台湾私法》第三卷下第257、252—253页。

[42]连横《台湾通史》卷三十二，《列传四》。

[43]《物权编》第九册第1691—1693页，日新号《合约字》。

[44]《商事编》第一册第102—104页。

[45]《物权编》第六册第973—974页。

[46]《商事编》第一册第121页，原文年号为“太岁乙未年”。

[47]《商事编》第一册第157—159页，原文年号“庚子年”。

[48]《商事编》第一册第90—92页。

[49]《台湾公私藏古文书影本》第五辑第十二册，转引自《中国史研究》1986年第2期。

[50]《物权编》第九册第1696页。

[51]《商事编》第一册第152—154页。

[52]《商事编》第一册第159—161页。

[53]连横《台湾通史》卷二十七，《农业志》。

[54]《台湾私法》第三卷下第128，267—26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