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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似”的苏联血统

时间:2022-02-23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不过,进一步追问,苏联基础教育的教研组织是怎生模样?中国是通过什么样的渠道学习苏联这一经验的?1953年,人民教育出版社根据苏联1948年莫斯科出版的版本,翻译出版了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全书二十一章,皆未提及“教研室”或者“教研组”。对此,似乎可以推测,最初编写《教育学》时,苏联的学校教研组尚未成熟,因此稍晚才在后来的《教育学》版本中进行了专门阐述。

如前所述,教研组织并不是按照国家行政系统自上而下建立的,那么,它究竟起源于何处、发端于何时呢?迄今,虽然一些学者有过论述,但专门研究并不充分,也就没有十分确切、清楚的结论。在流行的种种说法中,有两点特别值得提到:一是教研室这种专门组织来自于苏联;二是教研室这种专门组织在新中国成立于20世纪50年代。

关于第一点,以下论述是比较有代表性的,“新中国成立初期,学习苏联经验,结合中国实际,在高等学校建立了教学研究室,作为学校教学和科研的基层组织;在中等学校和部分小学,按学科分别设置教学研究组,简称教研组,教研组的主要职能是组织教师学习党的教育方针和政策,研究教学大纲、教材和教学方法,钻研教学理论和专业知识,以及总结交流教学经验,帮助新教师提高业务能力等;在省、地、县三级教育系统设有教学研究室,主要负责本地区一部分教学管理,以及学科教学研究与指导等工作。”[1]“20世纪50年代初,我国开始成立教研室,”成为“从事中小学教学研究和教学业务管理的机构,是同级教育行政部门在教学工作方面的助手。”[2]

在其他一些涉及教研室起源的文献中,也有类似的描述。不过,进一步追问,苏联基础教育的教研组织是怎生模样?中国是通过什么样的渠道学习苏联这一经验的?对于这些问题,很难找到清楚的说明。说来有趣,今天这样庞大而作用举足轻重的组织,却禁不住“家谱”的考据,颇有“身世迷茫”的味道。

在全面学习苏联的时期,教育领域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凯洛夫和他所主编的《教育学》,那么,能否从中找到教研室的踪迹呢?

1953年,人民教育出版社根据苏联1948年莫斯科出版的版本,翻译出版了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全书二十一章,皆未提及“教研室”或者“教研组”。[3]

1954年12月13—14日,凯洛夫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教育科学院主席团召集的教育学问题会议上做了“苏维埃教育科学的现状和任务”的报告,在批评当时苏联学校“未能在实际工作中努力钻研真正的、有科学根据的教学和教育方法的技巧”时,提到“各种教学小组、教学研究组、教育研究室,甚至教师进修学院多半是在日常工作中,‘训练’教师去应付眼前的功课”。[4]

1957年,人民教育出版社翻译并出版了苏联1956年版凯洛夫主编的新编《教育学》。在这一版的第十六章中,有相当篇幅的文字,讨论了“教学研究工作及其相应的组织”。[5]

以上资料显示,同样由凯洛夫主编,1948年和1956年的两个版本《教育学》中关于教研组织的讨论从无到有,处于两个版本之间的时期作为主编者凯洛夫本人讲话明确提及了教研组织及其活动,为这个从无到有做了“旁注”。对此,似乎可以推测,最初编写《教育学》时,苏联的学校教研组尚未成熟,因此稍晚才在后来的《教育学》版本中进行了专门阐述。这种理论滞后于实践情况在教育实践中十分常见,合乎情理。

既然凯洛夫《教育学》没有发放“出生证”,那么是不是可以转向当时的教育实践领域去看看?

十分幸运,在2010年看到了华东师范大学比较教育博士董绍才的学位论文[6],其中提供了大量翔实可靠的资料。按照这些宝贵线索追踪,果然大有收获。

最早在1951年,《人民教育》编辑部便翻译并刊登过“阿拉木图的教育研究室”“教师进修学院规程”“区教育科教育研究室规程”“教师进修学院和区教育研究室”文章,对苏联的教研情况做过介绍。

1955年,由当时的教育部副部长陈曾固任团长的我国中小学教师代表团访问苏联,“代表团重点学习、研究了苏联综合技术教育、教学工作、师范教育、教育行政领导等四方面的经验。次年,2月8日,教育部作出决定:全国中小学、师范院校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学习代表团的总报告、专题报告和资料,结合我国具体情况,把苏联教育工作的先进经验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去。”[7]在代表团学习的经验中,教研室便是重要的一项。

访苏期间,代表团实地考察了苏联的教师进修学院等教研机构,了解了教研机构的制度建设和运作情况,并以《苏联的教师进修学院》为题做了详细的介绍,收入访苏次年出版的《中国中小学教师访苏代表团报告集》[8]之中。以下是其中部分内容;

“苏联各加盟共和国除设有由教育部领导的中央教师进修学院外,各省、边区和直辖市都设有由各省市教育机关领导的教师进修学院。”[9]

“省、市教师进修学院不完全是学校性质的组织,它还是全省(市)领导和研究教学法的中心。它的任务是:(一)负责研究全省教学法工作,提出改进意见,给学校和各科教师以具体指导和帮助;(二)收集和研究教师的先进经验,组织经验报告会,编辑出版教师的经验专册;(三)负责经常提高教师的水平,帮助教师教学教学法的研究。”[10]以莫斯科省教师进修学院为例,共有14个教学研究室:“俄语与文学教学研究室;数学教学研究室;物理教学研究室;化学教学研究室;生物教学研究室;外国语教学研究室;地理教学研究室;历史宪法教学研究室;图画教学研究室;体育教学研究室;课外、校外活动研究室;小学教学研究室(专门研究指导小学教师教学法工作);儿童之家工作研究室;教育学研究室(专门针对校长教学工作)”。

“省(市)所属县(区)市都设有教育研究室(内设主任一人,教学法指导员两人,有些县只有主任一人),由县(区)市教育科领导,并接受省、市教师进修学院的指导。县还有联合教学小组的组织,它是由县教育研究室指定各科优秀教师分别组成的(每组由优秀教师一两人组织,他们不脱离教学工作,但任课时数可酌减)。”[11]当然,各地情况也不尽相同。

各个研究室的工作人员被称为“教学指导员”,“省进修学院教学法指导员的条件是:高等学校毕业有10年以上教龄,教学成绩优良。如教学工作有特殊成绩的,教龄不足10年的也可以,但不能少于5年,教学研究室主任一般都是由教学指导员提升的。”各教学研究室一般有主任1人,教学指导员1—3人。[12]

工作任务大致如下:

1.提高教师质量

2.教学法研究工作

“教学法研究工作是教师进修学院的最重要的经常工作之一。”

“教师进修学院进行教学指导工作的方式,主要的有以下几种:

(1)提高干部,每年有例行的会议,以及非例行会议,参加者主要是各县联合教学小组组长,并且吸收部分教学经验丰富的积极分子参加。内容包括报告教学大纲的变动情况,讨论学校总结的教学经验、今后工作计划、考试准备工作等。[13]

(2)印发教案和其他指导文件。“为了帮助教师,各教学研究室经常收集本科有经验的教师所写的某些题目的教案,同时自己也动手编写某些题目的教案,印成小册子,发给教师参考。教师进修学院的教学指导员还根据所了解的情况,草拟教学法指导书,或写文章发表,指导教师改进教学工作。”[14]

(3)到学校去给教师以具体的直接指导。以莫斯科省教师进修学院为例,对于教学指导员到学校去有明确的规定,“教学指导员下去时一般是先听课。他们规定每一位教学指导员每个月至少要到学校去听20节课。(全年听课不能少于200节。)听课后要提出意见,指出改正缺点的办法。”[15]

3.经验总结工作

这方面主要是发现有经验的教师,通过研究总结提升教师的经验,并且介绍推广。[16]

果然,从加盟共和国的教师进修学院,到县(区)的教育研究室,都存在着专门的教学研究组织,且与中国的教研室在职能甚至工作内容上颇多相似之处,而教学指导员则更似乎是我们的教研员的别称。

有研究者考据,在那一时期,我国许多地区还聘请苏联专家来做报告,如山东省教育厅在1957年7月1日要求苏联专家纳乌莫夫在省教育厅和济南市教育行政干部会上作了《关于教研室工作》的报告,介绍了教研室的性质、任务、工作方式、工作经验等情况。[17]

综上,我国“三级教研组织”的产生直接受到“苏联经验”的影响确凿无疑。不过,仅仅用学习苏联经验来解释教研组织在中国的普遍存在,解释其半个多世纪的演变与发展,解释其积累的丰富多样的经验,是远远不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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