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最宝贵的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

·作者简介·

罗曼·罗兰（1866—1944），法国思想家，文学家，批判现实主义作家、音乐评论家和社会活动家。生于法国中部高原上的小镇克拉姆西。15岁时随父母迁居巴黎。1899年在法国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并通过会考取得了终身中学教师资格。之后进入罗马法国考古学校做研究生。回国后相继在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和巴黎大学讲授艺术史，并从事文艺创作。这段时期他写了7个剧本，主要题材是历史上的英雄事件，想要以“革命戏剧”抗争陈腐的戏剧艺术。

以20世纪30年代为界，罗曼·罗兰的创作大致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法国大革命的《革命戏剧集》是他前期作品的主要取材来源，包括《群狼》（1898）、《丹东》（1900）、《七月十四日》（1902）等剧本8部；3部英雄传记：《贝多芬传》（1903）、《米开朗基罗传》（1906）、《托尔斯泰传》（1911）；长篇巨著《约翰·克利斯朵夫》；中篇小说《哥拉·布勒尼翁》（1919）。此外，罗曼·罗兰还创作出一系列反战、反暴力等思想论文。后期作品有长篇小说《母与子》四部以及一系列散文、回忆录、论文等。尤其在1931年发表的《向过去告别》一文很有影响力，文中批判了自己过去所走过的道路，从此他积极参加反对帝国主义战争、保卫和平的活动，成为进步的反帝反法西斯的文艺战士。

其代表作《约翰·克利斯朵夫》尤为著名，被高尔基称为“长篇叙事诗”，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小说。作品共10卷，以主人公约翰·克利斯朵夫的生平为主线，集中描述了这位音乐天才的成长、奋斗和失败，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真实地影射了德国、法国、瑞士、意大利等国的社会现实，控诉了资本主义社会对艺术的摧残。由《约翰·克利斯朵夫》开始，罗曼·罗兰开创了一种别具风格的小说。作品获得1913年法兰西学士院文学奖，1915年获该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因此，罗曼·罗兰被认为是法国当代最重要的作家，同时，他也是20世纪上半叶法国著名的人道主义作家。

·作品导读·

《约翰·克利斯朵夫》中充分体现了罗曼·罗兰对传记的兴趣，在此之前，他已经完成了好几部与英雄人物相关的传记。作品为20世纪力求捕获整个生命经历的传记小说开辟了道路。这部作品追溯了一个德国音乐家在许多艺术斗争中演变的历程。其经历中依稀可见像音乐大师贝多芬、莫扎特以及瓦格纳等人的影子。主人公约翰·克利斯朵夫的童年遭遇就源于贝多芬。但作者创造的这个英雄并没有受到艺术先锋们的约束。作者一直在尝试从约翰·克利斯朵夫身上来刻画出20世纪全人类的英雄肖像及梦想。就罗曼·罗兰个人而言，他否认这部作品是小说。同时，作品松散的结构和文体也说明了这并非一部以故事情节见长的作品。在罗兰的眼中，一个人的生活不能仅仅局限于文学形式的狭隘领域中。

《约翰·克利斯朵夫》叙述的是关于一位音乐天才与自身、艺术以及社会之间的斗争。约翰·克利斯朵夫的历程起初也曾激情、愤怒过，后来难免沦为灰心、顺从和宁静。罗兰刻画了一个充满矛盾的性格，这位极其诚恳的艺术家满怀生命的人性却屡遭敌对世界的误解。显然，作者塑造的这一形象具有普遍意义。

从艺术上讲，这部作品也有着它独特的风格。作者的写作手法独具匠心，用大量的笔墨来描写人物的心理，并将主人公的哲思同心理描写与自然描写结合起来，从而使这部著作具有了一定的深度。此外，这部小说也被称作“音乐小说”，爱好音乐的朋友在阅读这部巨著时更能充分地领略到它的艺术魅力。

·作品概要·

主人公约翰·克利斯朵夫出生于德国莱茵河畔的一座小城，其家庭是个受人尊敬的音乐世家。他的祖父曾是王府乐队的指挥，因为父亲酗酒导致家境逐步衰落。后来，祖父发现他丰富的幻想力和强韧的生命力以及与生俱来的才华，便决心培养他。具有音乐家头衔的父亲则希望借儿子的才华来赚钱糊口。约翰·克利斯朵夫情不自禁地爱上了音乐，音乐凝聚了他所有的喜怒哀乐，由此他决定要把一生都奉献给这项伟大的艺术。6岁时，他举行了一场音乐会，成为轰动全城的音乐神童。13岁时，他成为宫廷管弦乐队里的第二小提琴手，同时也成为家庭经济的主要来源。

随着年龄的增长，约翰·克利斯朵夫渐渐认识到德国社会的虚伪和腐朽。一方面他极力排斥，另一面又想去克服它，这种矛盾日益影响着他。同时，在经历过许多爱情与家庭的挫折后，年轻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渐渐陷入到沮丧的情绪中，后来在舅舅的帮助下得以清醒，开始埋头创作音乐。但不久，外出散步的约翰不幸卷入一场风波中，为了保护一个女孩子，他致人死伤，无奈下逃往巴黎。

约翰·克利斯朵夫一直向往着法国，觉得这里是一个音乐的天堂。但到了那里以后，却发现很难适应那样的氛围。在巴黎颓废的浪潮中，他不得不再次对抗孤独的侵袭。但也并非一无所获，在这里，他找到了一位志同道合的朋友——以教书为生的青年诗人奥里维。二人合租了一所公寓，开始为各自的人生目标而并肩奋斗。没多久，他在法德两国的演出获得了巨大成功，被人们公认为天才，不幸的是约翰·克利斯朵夫再度遭到陷害。这时，他又发现和好友奥里维都爱上了工程师的女儿雅葛丽纳，最后，他选择了退出，并促成了他们的婚约。然而在“五一”节那天，奥里维为了救一个挤倒的孩子被人群踏在脚下。约翰·克利斯朵夫也因杀死一个士兵不得不再次逃往瑞士，投靠他往昔的朋友布朗。

克利斯朵夫在瑞士流亡期间与布朗的妻子安娜发生了本不该发生的情事。双方都觉得对不起布朗，并决定以自杀来结束这一切，最终却没能得愿。由此产生的内疚压抑了他的天才，失望之余，约翰·克利斯朵夫只好孤独地隐居到修加山。不想在这里遇到了销声匿迹很久的意大利籍女友葛拉齐亚，两人沉浸在重逢的喜悦中。尽管由于葛拉齐亚的儿子阻止没能结婚，但他们仍在心心相印中得到了满足。在葛拉齐亚的帮助下，克利斯朵夫在瑞士度过了10年安心的生活。

晚年的约翰·克利斯朵夫誉满欧洲，但依然继续着创作。此时，他的作品已不像早年那样锋芒毕露了，而是充满和谐与恬静。最后，他返回法国成了被追求和欢呼的对象。看到这种情形，他感到非常好笑，于是开始重新思考人生。而在葛拉齐亚去世后，约翰·克利斯朵夫则闭门不出。他一边看着成长中的年轻人，一边等着死神的到来。

·经典章节·

第九章第一部

精神安定，一丝风都没有，空气静止……

克利斯朵夫神闲意适，心中一片和气。他因为挣到了和气很得意，暗中又有些懊丧，觉得这种静默很奇怪。情欲睡着了；他一心以为它们不会再醒的了。

他那股濒于暴烈的巨大的力，没有了目的，无所事事，入于蒙蔽半睡的状态。实际是内心有点儿空虚的感觉，“看破一切”的怅惘，也许是不懂得抓握幸福的遗憾。他对自己，对别人，都不再需要多大的斗争，甚至在工作方面也不再有多大困难。他到了一个阶段的终点，以前的努力都有了收获；要汲取先前开发的水源真是太容易了；他的旧作才被那般天然落后的群众发现而赞赏的时候，他早已把它们置之脑后，可也不知道自己是否还会更向前进。他每次创作都感到同样的愉快。在他一生的这一时期，艺术只是一种他演奏得极巧妙的乐器。他不胜羞愧地觉得自己变成了一个以艺术为游戏的人。

易卜生说过：“在艺术中应当坚守勿失的，不只是天生的才气，还有充实人生而使人生富有意义的热情与痛苦。否则你就不能创造，只能写些书罢了。”

克利斯朵夫就是在写书。那他可是不习惯的。书固然写得很美；他却宁愿它们减少一些美而多一些生气。好比一个休息时期的运动家，不知怎么对付他的筋骨，只像一头无聊的野兽一般打着呵欠，以为将来的岁月都是平静无事的岁月，可以让他消消停停地工作。加上他那种日耳曼人的乐观脾气，他确信一切都安排得挺好，结局大概就是这么回事；他私自庆幸逃过了大风暴，做了自己的主宰。而这点成绩也不能说少了……啊！一个人终于把自己的一切控制住了，保住了本来面目……他自以为到了彼岸。

两位朋友并不住在一起。雅葛丽纳出走以后，克利斯朵夫以为奥里维会搬回到他家里来的。可是奥里维不能这样做。虽然他需要接近克利斯朵夫，却不能跟克利斯朵夫再过从前的生活。和雅葛丽纳同居了几年，他觉得再把另外一个人引进他的私生活是受不了的，简直是亵渎的——即使这另一个人比雅葛丽纳更爱他，而他爱这另一个人也甚于爱雅葛丽纳——那是没有理由可说的。

克利斯朵夫很不了解，老是提到这问题，又惊异，又伤心，又气恼……随后，比他的智慧更高明的本能把他点醒了，他便突然不做声了，认为奥里维的办法是对的。

可是他们每天见面，比任何时期都更密切。也许他们谈话之间并不交换最亲切的思想，同时也没有这个需要。精神的沟通用不着语言，只要是两颗充满着爱的心就行了。

两人很少说话，一个耽溺在他的艺术里，一个耽溺在他的回忆里。奥里维的苦恼渐渐减轻了；但他并没为此有所努力，倒还差不多以苦恼为乐事：有个长久的时期，苦恼竟是他生命的唯一的意义。他爱他的孩子；但一个只会哭喊的小娃娃不能在他生活中占据多大的地位。世界上有些男人，对爱人的感情远过于对儿子的感情。我们不必对这种情形大惊小怪。天性并不是一律的；要把同样的感情的规律加在每个人身上是荒谬的。固然，谁也没权利把自己的责任为了感情而牺牲。但至少得承认一个人可以尽了责任而不觉得幸福。奥里维在孩子身上最爱的一点，还是这孩子的血肉所从属的母亲。

至此为止，他不大关心旁人的疾苦。他是一个与世隔绝的知识分子。但与世隔绝不是自私，而是爱梦想的病态的习惯。雅葛丽纳把他周围的空虚更扩大了；她的爱情在奥里维与别人之间划出了一道鸿沟；爱情消灭了，鸿沟依旧存在。而且他气质上是个贵族。从幼年起，他虽然心很温柔，但身体和精神极其敏感，素来是远离大众的。他们的思想和气息都使他厌恶——但自从他亲眼看见了一桩平凡的琐事以后，情形就不同了。

他在蒙罗区的高岗上租着一个很朴素的公寓，离开克利斯朵夫与赛西尔的住处很近。那是个平民区，住在一幢屋子里的不是靠少数存款过活的人，便是雇员和工人的家庭。在别的时期，他对于这个气味不相投的环境一定会感到痛苦；但这时候他完全不以为意；这儿也好，那儿也好：他到处是外人。他不知道，也不愿意知道邻居是些什么人。工作回来——（他在一家出版公司里有一个差事）——他便关在屋里怀念往事，只为了探望孩子和克利斯朵夫才出去。他的住处不能算一个家，只是一间充满着过去的形象的黑房；而房间越黑越空，形象就越显得清楚。他不大注意在楼梯上遇到的人。但不知不觉已经有些面貌印入他的心里。有些人对于事物要过后才看得清楚。那时什么都逃不掉了，最微小的枝节也像是用刀子刻下来的。奥里维就是这样：他心中装满了活人的影子，感情一激动，那些影子便浮起来；跟它们素昧平生的奥里维居然认出了它们；有时他伸出手去抓……可是它们已经消灭了……

有一天出去的时候，他看到屋子前面有一堆人，围着唧唧呱呱的女门房。他素来不管闲事，差不多要不加问讯地走过去了，但那个想多拉一个听众的看门女人把他拦住了，问他有没有知道可怜的罗赛一家出了事。奥里维根本不知道谁是那些“可怜的罗赛”，只漫不经意地，有礼地听着。等到知道屋子里有个工人的家庭，夫妇俩和五个孩子一起自杀了的时候，他像旁人一样一边听着女门房反复不厌地唠叨，一边抬起头来望望墙壁。在她说话的时间，他渐渐地想起那些人是见过的；他问了几句……不错，是他们：男的——（他常常听见他在楼梯上呼哩呼噜地喘气）——是面包师傅，气色苍白，炉灶的热气把他的血都吸干了，腮帮陷了下去，胡子老是没刮好；他初冬时害了肺炎，没完全好就去上工，变成复病；三星期以来，他又是失业又没有一点儿气力。女的永远大着肚子，被关节炎把身子搞坏了，还得拼命忙着家里的事，整天在外边跑，向救济机关求一些姗姗来迟的微薄的资助。而这期间，一个又一个的孩子生下来了：十一岁，七岁，三岁，中间还死过两个；最后又是一对双生儿在上个月下了地，真是挑了一个最好的时期！一个邻居的女人说：

“他们出生那天，五个孩子中最大的一个，十一岁的小姑娘于斯丁纳——可怜的丫头！——哭着说，要她同时抱一对双生兄弟，怎么吃得消呢……”

奥里维听了，脑海中立刻现出那个小姑娘的模样——挺大的额角，毫无光泽的头发望后梳着，一双惊惶不定的灰色眼睛，鼻子长得很高。人家不是看到她捧着食物，就是看到她抱着小妹子，再不然手里牵着一个七岁的兄弟；——那是个娇弱的孩子，相貌很细巧，一双眼睛已经瞎了。奥里维在楼上碰到她，总是心不在焉地，有礼地说一声：“对不起，小姐。”

她一声不出，只直僵僵地走过，也不闪避一下，但对于奥里维的虚礼暗中很高兴。上一天傍晚六点钟，他下楼还最后看到她一次：提着一桶炭上去，东西似乎很重。但在一般穷苦的孩子，那是极平常的事。奥里维照例招呼了一声，并没瞧她一眼。他往下走了几级，无意中抬起头来，看见她靠在栏杆上，伸着那张小小的抽搐的脸瞧他下楼。接着她转身上去了。她知道不知道自己上哪儿去呢？奥里维认为她是有预感的。他想着这可怜的孩子手里提着炭等于提着死亡，而死亡便是解放。对于可怜的孩子们，不再生存就是不再受罪！想到这儿，他没法再去散步了，便回到房里。但明知道死者就在近旁，只隔着几堵壁，自己就生活在这些惨事旁边：怎么还能安安静静地待在家里呢？

于是他去找克利斯朵夫，心里非常难受，觉得世界上多少人受着千百倍于自己的可以挽救的苦难，他却为了失恋而成天地自嗟自叹，不是太没有心肝了吗？当时他非常激动，把别人也感染了。克利斯朵夫因之大为动心。他听着奥里维的叙述，把才写的一页乐谱撕了，认为自己搞这些儿童的玩意儿完全被音乐抓住了，而且心里感觉到，世界上减少一件艺术品并不能多添一个快乐的人。饥寒交迫的悲剧对他也不是新鲜的事；他从小就在这一类的深渊边上走惯而不让自己掉下去的。甚至他对自杀还抱着严厉的态度，因为他这时期精力充沛，想不到一个人为了某一种痛苦竟会放弃斗争的。痛苦与战斗，不是挺平常的吗？这是宇宙的支柱。

奥里维也经历过相仿的磨难，但从来不肯逆来顺受，为自己为别人都是这样。他一向痛恨贫穷，因为那是把他心爱的安多纳德磨折死的。自从娶了雅葛丽纳，让财富和爱情把他志气消磨完了以后，他就急于丢开那些悲惨年代的回忆，把跟姐姐两人每天都得毫无把握地挣取下一天的面包的事赶快忘掉。现在爱情完了，这些形象便重新浮现了。他非但不躲避痛苦，反而去找它。那是不必走多少路就能找到的。以他当时的心境，他觉得痛苦在社会上触目皆是。社会简直是一所医院……遍体鳞伤，活活腐烂的磨折！忧伤侵蚀，摧残心灵的酷刑！没有温情抚慰的孩子，没有前途可望的女儿，遭受欺凌的妇女，在友谊、爱情与信仰中失望的男子，满眼都是被人生弄伤的可怜虫！而最惨的还不是贫穷与疾病，而是人与人间的残忍。奥里维才揭开人间地狱的盖子，所有被压迫的人的呼号已经震动他的耳鼓了：受人剥削的无产阶级，被人虐害的民族，被屠杀的亚美尼亚，被窒息的芬兰，四分五裂的波兰，殉道的俄罗斯，被欧洲的群狼争食的非洲，以及所有的受难者。奥里维为之气都喘不过来了；他到处听见他们的哀号，不懂一个人怎么还能想到旁的事。他不住地和克利斯朵夫说着。克利斯朵夫心绪被扰乱了，回答说：“别烦了！让我工作。”但他不容易平静下来，便气恼了，咒着说：“该死！我这一天完全给糟掉了！你算是有进步了，嗯？”于是奥里维赶紧道歉。

“孩子，”克利斯朵夫说，“别老望着窟窿。你要活不下去的。”“可是我们应当把那些掉在窟窿里的人救出来呀。”

“当然。可是怎么救呢？是不是我们也跟着跳下去？你就是这个办法。你有一种倾向，只看见人生可悲的事。不用说，这种悲观主义是慈悲的；可是教人泄气的。想使人家快活，你自己先得快活！”

“快活！看到这么多的苦难之后，还会有这种心肠吗？只有努力去减少人家的苦难，你才会快活。”

“对。可是乱打乱杀一阵就能帮助不幸的人吗？多一个不中用的兵是无济于事的。我能够用我的艺术去安慰他们，给他们力量，给他们快乐。你知道不知道，一支美丽的歌能够使多少的可怜虫在苦难中得到支持？应当各人干各人的事！你们法国人，真是好心糊涂虫，只知道抢着替一切的不平叫屈，不管是为了西班牙还是为了俄罗斯，也没弄清是怎么回事。就喜欢你们这个脾气。可是你们以为这样就能把事情搞好吗？你们乱哄哄地投入漩涡，结果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你瞧，你们的艺术家自命为参与着世界上所有的运动，可是你们的艺术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地黯淡。奇怪的是，多少玩起的小名家跟坏蛋，居然自称为救世的圣徒！嘿，他们不能少灌一些坏酒给群众喝吗？——我的责任，第一在于做好我的事，替你们制作一种健全的音乐，恢复你们新鲜的血液，让太阳照到你们心里去。”

要散布阳光到别人心里，先得自己心里有阳光。而奥里维就很缺少。像今日一般最优秀的人一样，他不能独自发挥他的力量，只有跟别人联合起来才能够。可是跟谁联合呢？思想是自由的，心可是虔诚的，他被一切的政治党派与宗教党派摒堵门外。他们因为胸襟狭小、不能容忍而互相排挤。一朝有了权力，他们又加以滥用。所以只有被压迫的人才吸引奥里维。在这方面，他至少是和克利斯朵夫同意的，认为在反抗远地方的不平之前，先得反抗近处的不平，反抗那些在我们周围而且是我们多少负有责任的。攻击别人的罪恶而忘掉自己所犯的罪恶的人，真是太多了。

于是他先从帮助穷人入手。亚诺太太因为参加着一个慈善组织，便介绍奥里维入了会。一开始他就得到好几桩失意的事：他负责照顾的穷人并不都值得关切；或者是他的同情没有得到好的反应，他们提防他，对他深闭固拒。并且一个知识分子根本难于在单纯的慈善事业上面获得满足：在灾祸的国土中，这种办法所灌溉到的园地太小了！它的行动几乎老是支离破碎的，零星的；它似乎毫无计划，发现什么伤口就随时裹扎一下。以一般而论，它的志愿太小，行动太匆忙，不能一针见血地对付病源。而探讨苦难的根源正是奥里维不肯放过的工作。

他开始研究社会的灾难。在这一方面，向导决不愁缺少。当时社会问题已经成为上流社会的一个问题。在交际场中，在小说或剧本中间，大家都谈着。每个人都自命为很熟悉。一部分的青年为此消耗了他们最优秀的力量。

每一代的人都得有一种美妙的理想让他们风靡。即使青年中最自私的一批也有一股洋溢着生命力，充沛的元起，不愿意毫无生产；他们想法要把它消耗在一件行动上面，或是——（更谨慎的）——消耗在一宗理论上面。或是搞航空，或是搞革命；或是作肌肉的活动，或是作思想的活动。一个人年轻的时候需要有个幻象，觉得自己参与着人间伟大的活动，在那里革新世界。他的感官会跟着宇宙间所有的气息而震动，觉得那么自由，那么轻松！他还没有家室之累，一无所有，一无所惧。因为一无所有，所以能非常慷慨地舍弃一切。妙的是能爱，能憎，以为空想一番，呐喊几声，就改造了世界；青年人好比那些窥伺待发的狗，常常捕风捉影地狂吠。只要天涯海角出了一桩违反正义的事，他们就疯起来了……

黑夜里到处是狗叫。在大森林中间，从这一个农庄到那一个农庄，此呼彼应。夜里一切都骚动得很。在这个时代，睡觉是不容易的！空中的风带来多少违反正义的回声！而违反正义的事是没有穷尽的；为了补救一桩不义，你很可能作出另外一些不义。而且什么叫做不义，什么叫做暴行呢？——有的说是可耻的和平，残破的国家。有的说是战争。这个说是旧制度的被毁，君王的被黜。那个说是教会的被掠。另外一个又说是未来的被窒息，自由受到威胁。对于平民，不平等是不义；对于上层阶级，平等是不义。不义的种类那么多，每个时代都得特别挑一个——既要挑一个来加以攻击，又要挑一个来加以庇护。

那时大家正在竭力攻击社会的不公道——同时也在不知不觉地准备新的不公道。

当然，自从工人阶级的数量与力量增高，成为国家的主要机轴以来，社会的不公道特别显得不堪忍受，特别令人注目。但不管工人阶级的政客与讴歌者怎样宣传，工人阶级的现状并没变得更坏，反而比从前改善。今昔的变化并非在于现代的工人们更苦，而是在于更有力量。这种力量是资本家的力量造成的，是经济与工业发展的必然的趋势造成的；因为这种发展把劳动者集合在一起，使他们成为可以作战的军队；工业的机械化使武器落到了劳动者手里，使每个工头都变成支配光、支配电、支配力的主宰。近来一般领袖正想加以组织的、这些原动力中间，有一股烈焰飞腾的热度和无数的电浪，流遍了整个社会。

有头脑的中产阶级所以被平民问题震动，绝不是——虽然他们自以为是——为了这个问题的合于正义，也不是为了观念的新奇与力量，而是为了它的生命力。

以平民问题所牵涉的正义而论，社会上千千万万别的正义被蹂躏了，谁也不动心。以观念而论，它只是些零零碎碎的真理，东一处西一处地捡得来，牺牲了旁的阶级而依了一个阶级的身量剪裁过的。那不过是一些跟所有的“原则”同样荒谬的“原则”——例如君权神圣，教皇无误，无产阶级统治，普及选举，人类平等——倘使你不从鼓动这些原则的力量方面着眼而单看它们的理由，还不是同样的荒谬？但它们的平庸是没有关系的。无论什么思想，都不是靠它本身去征服人心，而是靠它的力量；不是靠思想的内容，乃是靠那道在历史上某些时期放射出来的生命的光辉。仿佛一股浓烈的肉香，连最迟钝的嗅觉也受到它的刺激。以思想本身来说，最崇高的思想也没有什么作用；直到有一天，思想靠了吸收它的人的价值，（不是靠了它自己的价值），靠了他们灌输给它的血液而有了传染性的时候，那枯萎的植物，溪谷里的玫瑰，才突然之间开花，长大，放出浓郁的香味布满空间——张着鲜明的旗帜，领导工人阶级去突击布尔乔亚堡垒的那些思想，原来是布尔乔亚梦想家想出来的。只要不出他们的书本，那思想就等于死的，不过是博物馆里的东西，放在玻璃柜中的木乃伊，没有人瞧上一眼的。但一朝被群众抓住了，那思想就变了群众的一部分，感染到他们的狂热而变了模样，有了生气；抽象的理由中间也吹进了如醉如狂的希望，像穆罕默德开国时代的那阵热风。这种狂热慢慢扩张开去。大家都感染到了，可不知道那热风是谁带来的，怎么带来的。而且人的问题根本不相干。精神的传染病继续蔓延，从头脑狭窄的人物传达给优秀人物。每个人都无意之间做了传布的使者。

这些精神传染病的现象在每个国家每个时代都是有的；即使在特权阶级坚壁高垒，竭力撑持的贵族国家也不能避免。但在上层阶级与其民之间没有藩篱可守的民主国家，这种现象来势特别猛烈。优秀分子立刻被传染了。他们尽管骄傲，聪明，却抵抗不了疫势；因为他们远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强。智慧是一座岛屿，被人间的波涛侵蚀了，淹没了，直要等大潮退落的时候，才能重新浮现。大家佩服法国贵族在八月四日夜里放弃特权的事。其实他们是不得不这样做。我们不难想象，他们之中一定有不少人回到府里去会对自己说：“哎，我干的什么事啊？简直是醉了……”好一个醉字！那酒真是太好了，酿酒的葡萄也太好了！可是酿成美酒来灌醉老法兰西的特权阶级的葡萄藤，并非是特权阶级栽种的。佳酿已成，只待人家去喝。而你一喝便醉。就是那些绝不沾唇而只在旁边闻到酒香的人也不免头晕目眩。这是大革命酿出来的酒！……一七八九年份的酒，如今在家庭酒库中只剩几瓶泄气的了；可是我们的曾孙玄孙还会记得他们的祖先曾经喝得酩酊大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