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力于乡村教育

八　致力于乡村教育

上世纪20年代，一批有志于教育救国的知识分子开始投身于乡村教育。陶行知、晏阳初、梁漱溟是其中的代表人物。陶行知和晏阳初都是留美博士，梁漱溟是自学成才的北大教授。陶行知与乡村教育结缘，可以追溯到1921年底。当时中华新教育共进社与新教育杂志社、实际教育调查社合并，在北京成立中华教育改进社。该社的宗旨是调查教育情况、研究教育问题、谋求教育进步。合并后的中华教育改进社由著名教育家蔡元培、范源濂、郭秉文、黄炎培担任董事，美国教育家杜威、孟禄担任名誉董事，陶行知担任总干事。几年后，该社在陶行知的领导下开始致力于乡村教育。

1926年11月，中华教育改进社邀请燕子矶小学、尧化门小学、巴斗山小学等乡村学校教职员，在南京明陵小学召开第一次乡村小学教育研究会。为此，他在会上所做的报告中提出关于乡村教育的18个信条，揭示了从事乡村教育应该遵循的基本原则。这些信条包括：我们深信教育是国家万年根本大计、生活是教育的中心、教师应当以身作则、教师应当做人民的朋友、乡村学校应当做改造乡村生活的中心等内容。

1926年12月3日，他在《中华教育改进社改造全国乡村教育宣言书》中进一步表示：

——本社的乡村教育政策是让乡村学校做改造乡村生活的中心，乡村教师做改造乡村生活的灵魂。

——我们主张由乡村实际生活产生乡村中心学校，由乡村中心学校产生乡村师范。

——乡村师范的主旨是造就有农夫身手、有科学头脑、有改造社会精神的教师。

——乡村师范教师能够用最少的钱办最好的学校，这种学校要根据“教学做合一”的原则，培养最有生活能力的农民。

——我们今后的主要使命之一，就是“为我们三万万四千万农民服务”。

——我们的目标是“筹集一百万元基金，征集一百万位同志，提倡一百万所学校，改造一百万个乡村”。

1926年12月12日，陶行知邀请在上海的中华教育改进社社员举行乡村教育讨论会，并发表《中国乡村教育之根本改造》的演说。演说一针见血地批评中国乡村教育走错了路，当务之急是用“教学做合一”的方法，“为中国一百万个乡村创造一个新生命。”25日，他在南京尧化门小学召开中华教育改进社特约乡村教师第二次研究会，并举行立志投身于乡村教育的宣誓典礼。

如何实践“教学做合一”的方法，后来晓庄师范教员姚文采在《陶师生平》中曾有所回忆。他说：“我第一次拿了一本书，去上生物学课，就碰了他一个大钉子。他说：‘文采！你来上课吗？你要先把书本摆在一边去！’我说：‘我教了十多年的生物学了，还不行吗？’他说：‘不行，你要随时教育，随地教育，随人教育，才行得通啊！’我只好回城，一路想着他的话，竟给我想通了。把捉蛇的请来，教捉蛇，教认识蛇；教认识治蛇咬伤的草药，把挖草药的请来……这是陶先生对于新教育主张和创造新教育方法的一个例子。”

1930年1月，陶行知在晓庄师范主持召开全国乡村教师讨论会，邀请各地乡村教师和地方教育行政人员130余人共同研究乡村教育问题。在这次会议上，他做了《生活即教育》的演讲，提出“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的观点。1931年8月，陶行知在《中华教育界》上发表长篇论文《教学做合一下之教科书》，系统地论述了“生活即教育”和“教学做合一”的理论。文章说，所谓生活即教育，就是以生活为中心的教育。不以生活为中心的教育是“死教育”，不以生活为中心的学校是“死学校”，不以生活为中心的书本是“死书本”，在死教育、死学校、死书本里鬼混的人是“死人”，由这些死人构成的世界是“死世界”。文章认为，“教学做合一”的观点是生活现象即教育现象的说明，它要求教的方法要根据学的方法，学的方法要根据做的方法。也就是说，“事怎样做便怎样学，怎样学便怎样教。”从这个意义上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不做无学，不做无教；不能引导人做之教育，是假教育；不能引导人做之学校，是假学校；不能引导人做之书本，是假书本。在假教育、假学校、假书本里自骗骗人的人，是假人——先生是假先生，学生是假学生。假先生和假学生所造成的国是假国，所造成的世界是假世界。”

在这篇文章中，陶行知还对中国教科书进行了“总批评”。他说：“三十年来，中国的教科书在枝节上虽有好些进步，但是在根本上是一点儿变化也没有。”翻开小学常识和初中自然教科书，就会发现这些教科书并没有教学生认识自然，利用自然。与此同时，他对国民党推行的“党化教育”也做了无情的揭露，说这种教育只能让我们回到义和团时代。此外，他还详细解释了生活教育教科书的编写标准和编写内容。在陶行知的带动和影响下，浙江、湖南等地也大力推行乡村教育，并取得很大成效。

这种留美博士致力于乡村教育的现象，在陶行知去世之后好像已成绝响，至今尚未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