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人文课程的传统教材

第二节　中学人文课程的传统教材

一、传统单课教材

传统单课教材指的是我国古代的学堂和近代学校所使用的经典人文课程教材，如“四书”、“五经”等。传统单科教材的一个特点就在于：它传承了中国几千年来的传统文化，始终保持历史风貌不变。一方面传统单科教材传承了中国几千年的优秀文化，保持了中国的优良传统；另一方面它既对学生的思想修养和品德养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又让他们了解了历史，学习了做人的基本知识和生活的基本技能。然而，这些经典人文课程的教材都是我们祖先的人文典籍，或者是略加修改后写成的通俗启蒙读物，如《三字经》、《弟子规》等，它还只是一种原始的、初级的人文教育课程，因此还存在许多缺陷，不能站在时代潮流前列对受教育者进行人文教育，也不能与时俱进，同时传统单课教材门类比较繁多，虽然涵盖的内容比较丰富，但仍有这样或那样的弊端存在。以下是对其中几本传统单科教材的具体介绍。

1.“四书”

“四书”是指《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四本著作。据称它们分别出自于早期儒家的四位代表性人物孔子、孟子、曾参、子思，并因此而得名，故又称“四子书”或“四子”，“四书”是其简称。“四书”是公认的儒家经典，由南宋大儒朱熹汇辑刊刻，它不仅保存了儒家先哲的思想和智慧，也体现出早期儒学形成的嬗递轨迹，并且蕴含了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也是儒学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在中国思想史上有深远的影响。

《论语》是一部记载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书，又称它是由孔子的弟子和再传弟子编辑而成，成书于战国初期，共二十篇。书中始终如一地贯穿了他“仁”的思想，记录了孔子关于哲学、经济、政治、伦理、美学、文学、音乐、道德等方面的言论，是研究孔子及其创立的儒家学说的主要文献。同时又首创语录体，是汉语文章典范性的发源地。

《论语》作为世界十大历史名人之首的中国古代思想家孔子的门人记录孔子言行的一部集子，其内容丰富、措词严谨。“论”是论纂的意思，“语”是指话语、经典语句，“论语”就是论纂语句的意思。书中通过神情语态描写来突出人物形象，不仅有关于孔子的动静态描写，而且也有关于孔子弟子的形象描写。子罕、学而、为政、子路等等都是其中比较出名的篇章，其中所记孔子循循善诱的教诲之言，或简单应答，点到即止；或启发论辩，侃侃而谈；富于变化，娓娓动人，措词严谨，语言到位，是一本不错的人文学科教材。《论语》是一本价值很高的书籍，可以说是中华民族精神文化的宝贵财富，给予我们启迪和智慧，以及教会我们做人的道理，不仅给曾经的中国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对现在的中国社会也会起到不可置疑的作用，这尤其体现在对人们的心理素质和道德行为方面的影响。到近代新文化运动之前，《论语》一直是中国人的初学必读之书，但在五四运动以后，《论语》以封建文化的象征被列为批判否定的对象，此后一直没有得到后人比较正确合理的认识和对待。《论语》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所在，也有自己的糟粕或消极之处，但它所反映出来的两千多年前的社会人生精论，富有哲理的名句箴言，是中华民族文明程度的历史展示。即使今天处在改革开放、经济腾飞、文化发展的时代大潮中，《论语》中的许多思想仍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和时代价值，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

《孟子》是一部记载孟子及其学生言行的书籍，由孟子编辑而成。孟子是战国中期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孔子学说的继承人，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他侧重于做人修身，代表平民思想，与孔子相比，同样都是儒家的代表人物，但其思想还是各有不同。

《孟子》一书主要记载了孟子的政治活动及仁政、孝义、性善等政治伦理哲学思想，现存共七篇。在书中，孟子大力宣扬孔子的“仁政”思想，把儒家的思想发扬光大，并进一步提出了“性善论”，作为其“仁政”学说的理论基础；主张法尧舜，制井田，提倡“尚贤”、“薄赋”、行“王道”；在君民关系上，他主张“民贵君轻”。书中主要体现了孔子三个方面的基本特征：强烈的忧患意识和崇高的社会历史责任感；坚持气节情操和无私无畏的奉献精神；强烈的追求个体人格价值独立性、主动性的自我意识。孔子的这一形象不仅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也早已积淀成为中华民族民族精神的一部分，在今天全国人民奔小康，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时代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如果说孔子侧重于治国理事，那么孟子则比较注重做人修身，其侧重点不同。虽然与《论语》相比，三者都是以记言为主的语录体散文，但《孟子》比《论语》又有了明显的发展，《论语》的文字简约、含蓄，《孟子》却有许多长篇大论，气势磅礴，议论尖锐、机智而雄辩。如果说《论语》给人的感觉是仁者的谆谆告诫，那么《孟子》给人的感觉就是侃侃而谈，对后世的散文写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总之，《孟子》在中国思想史上同样是一部不可多得的文献，在中国历史上以及对现代中国社会的建设都具有不可置疑的作用。

《大学》本为《礼记》中的一篇，后从中抽出，与其他三本书一起合为“四书”。据说《大学》是孔子及其门徒留下来的遗书，是儒学的入门读物，因此朱熹把它列为“四书”之首。“大学”一词在古代有两种含义：一是“博学”的意思，二是相对于小学而言的“大人之学”。《大学》的内容主要包括：释明明德，释新民，释止于至善，释本末，释格物致知，释诚意，释正心修身，治国平天下，等等。其宗旨在于弘扬光明正大的品德，使人弃旧图新，达到最完善的境界。它给人展示的是儒学的三纲八目，“三纲”即明德、新民、止于至善，它既是《大学》的纲领宗旨，也是儒学“垂世立教”的目标所在；“八目”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它既是为达到“三纲”而设计的条目工夫，也是儒学为我们所展示的人生进修阶梯。“三纲八目”应从整体上来理解，这是理解《论语》的关键，其思想具有二元的倾向，对以后的孟子、荀子均有所影响（尤其是孟子），所以主要还应属于思孟一系。《大学》在中国思想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特别是自宋代列入四书以后，其影响更为巨大。围绕《大学》的争论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大学》的成书年代，二是《大学》的思想及其在思想史上的地位，而这两个方面又往往是联系在一起的。尽管有些争论存在，但其在中国文化和思想史上的地位和意义是不可磨灭的。

《中庸》与《大学》一样本是《礼记》中的一篇，唐代以前，这两本典籍并不显得特别重要，理学兴起以后其地位才得以彰显，经朱子汇辑编纂后才与《论语》、《孟子》一起成为儒家经典。《中庸》主要阐述了中庸之道的完美性，强调“诚”，认为“诚”是实现中庸之道的关键所在，同时还体现了个人与他人、社会以及自身修身养性的与儒家相关的重要内容，尤其是在政治方面它主张人治和德治，是其“仁政”的重要体现。

“子程子曰：‘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2]所谓中庸，谓之不偏不易，即不善不恶，中者之谓正道，庸者谓之定理。是否中庸就看一个“分水岭”，之上为善，之下为恶，中庸本为人之本性，本性本无善无恶，就看后天的培养与教育。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君子和小人的区别就在于此，有道德的君子的行为符合中庸的准则，而没有道德的小人的行为就不符合中庸的准则，因为君子能够持久地保持中和状态，而小人却肆无忌惮。所以一般人要做到中庸是不容易的，也就有了君子与小人的区别。从基本观点上来看，《中庸》与《孟子》有很多相似点，但总的来说，《中庸》始终还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著作，其思想精髓和闪光点直到现在还具有不可磨灭和无法替代的作用，当代中国社会的建设正需要有道德有理想的青年，需要符合中庸准则的君子而不是小人，因此中庸既是对个人思想修养的要求，也是为国家培养优秀人才的需要。

2.“五经”

“五经”是指《诗经》、《书经》、《礼经》、《易经》、《春秋》，原为“六经”，其中《乐经》失散。在汉代，保存的五本著作成为经典，合称为“五经”。“五经”与“四书”在中国思想史上具有同样的地位和价值，同样也是儒家的经典著作，不仅包含着儒家的核心思想，对青年一代仍然具有教育意义。

《诗经》又叫做《毛诗》或《诗三百》，西汉时被尊为儒家经典，始称《诗经》，并沿用至今。现存305篇，是最早的诗歌总集，收集了从西周初期至春秋中叶大约500年间的诗歌。《诗经》内容按照性质的不同分为三个部分：风、雅、颂。“风”是指声调的意思，主要是指黄河流域的民间乐歌以及带有地方色彩的音乐或者是土风歌谣，从周南、召南、邶、鄘、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桧、曹、豳15个地区采集而来，如《秦风》、《魏风》、《郑风》等共160篇。“雅”是指西周王畿的正声雅乐，即朝廷之乐，是周王朝直辖地区的音乐，通常是在宫廷宴享或朝会时所用，“雅”共105篇，按照音乐的不同又分为《大雅》和《小雅》，除了《小雅》中有少量民歌外，大部分是贵族文人的作品。“颂”是宗庙祭祀的乐歌和史诗，多是用来歌颂祖先的功业的，《颂》诗又分为《周颂》、《鲁颂》和《商颂》，共40篇。同时还采用了赋、比、兴这三种写作手法，赋就是铺陈叙述，直接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思想感情；比即采用比喻的方法；兴既是指比喻和象征，又具有烘托等较有实在意义的用法，不但不死板僵化，还比较灵活自由。风、雅、颂、赋、比、兴合起来称为《诗经》的“六义”。

《诗经》是当时社会上影响比较大的一部经典著作。其内容不仅涉及丰富的社会生活，还凸显出了当时上层社会即皇宫贵族的真实状况，尤其是周王朝的社会生活及文化背景，给后人对历史的研究提供了史料。同时《诗经》中还出现了歌颂教师的篇目，这证明了《诗经》很有可能是中国最早的歌颂教师的诗歌。

《书经》到汉代改称《尚书》，即上代之书的意思，是我国最早的散文总集，是古代散文形成的标志。它又是我国最古老的官方史书，是第一部上古历史文件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迹著作的汇编，保存了商周特别是西周初期的一些重要史料。书中主要记载的是当时官府处理的官方文件和事务，基本是一些与誓、命、训、诰等相关的言辞，其特点就在于文字古奥迂涩、拗口难懂，尽管如此，它还是被视为我国封建社会时期的政治哲学经典，既是帝王的教材，又是贵族子弟及士大夫必遵的“大经大法”，在当时历史上的影响很大。

《礼经》因为它是战国到秦汉年间儒家学者解释说明经书《仪礼》的文章选集，又称《仪礼》。虽然是解说《仪礼》的书籍，其影响却超出了《周礼》、《仪礼》，是儒家思想的重要典籍以及我国古代的一部重要的典章制度书籍。其作者很多，传说多数是由孔子的弟子及其弟子的学生写成，同时还兼收了先秦的其他典籍。其编订本有两种：一种是由西汉的礼学家戴震和他侄子戴圣编订而成的《大戴礼记》，共85篇；另一种是戴圣选编的《小戴礼记》，共49篇，也就是现在的《礼记》。《礼记》涉及的内容广博，比如政治、法律、道德、哲学、历史、祭祀、文艺、日常生活、历史、地理等很多方面，但其内容主要还是记载和论述先秦的礼制、礼仪，解释仪礼，记录孔子和弟子等的问答，记述修身做人的准则，很好地体现了先秦儒家的政治、哲学和伦理思想，是研究先秦社会的重要资料。《礼记》也具有一定的文学价值，全文用记叙文写成，应用小故事说明大道理，又擅长心理描写和人物刻画，还收集了大量富有哲理的格言、警句。《礼记》中不仅记有当时的正面思想和文化，教育思想、孝道思想以及政治思想等都是当时书中体现的积极思想，而且还充分反映了儒家思想中对社会发展、人类进步起消极作用的部分，如全力维护等级制度，顽固宣扬男尊女卑，等等。显然这对于全面理解儒家思想是十分必要的，是研究和分析儒家思想的重要史料。

《易经》又叫《周易》，是我国古代用来占筮问卦的书。关于它的产生，历史上有很多种说法：一说是由周文王所作，又说连山易祖作易、九天玄女传易，这属于神话传说，还有认为易经是由远古众多圣人（或神人）根据大自然（或天道、生命）的发展变化规律经过常年的努力创作和修改而成的。《易经》主要是通过阐述阴阳变化来说明宇宙万物以及天道、地道、人道的变化规律。目的在于通过观察自然界的诸多现象来认识世间万物，探索科学奥妙，并充分把握天时、地利、人和的有利条件来完成实践活动。《易经》又可以说是当时的一部百科全书，其内容涉及哲学、数学、逻辑学、军事、武术、天文学、建筑学以及修行学、占卜学等，内容十分丰富，因此而成为儒家、道家和阴阳学家的经典，又由于它是儒家中庸之道、仁义礼智信、三纲五常等思想的重要来源，而被儒家尊为“群经之首”。《易经》讲求三个原则：万事万物都是随时变化的，也是非常简单的，其变化也是有规律可循的，归纳起来说即“变易”、“简易”和“不易”。《易经》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的根基，不仅是最早的文明典籍，而且还对中国的道教、儒家、中医、文字、数术、哲学、民俗文化等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中所涉及的人工编码、阴阳学说、风水学以及武术、建筑学等不仅在当时是最早、最具价值的学说，在现在仍然是值得探索的奥秘。其哲学价值也很重要，对中国古代唯物主义哲学的影响尤其大，同时对现代中国和谐社会的建设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春秋》相传为孔子任鲁国史官时所作，原是各国通史的专名，又是纪录鲁国历史的书籍。世道衰微，“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这说明了写作《春秋》的历史背景和目的：平王东迁，周王室衰微，小人肆起，为了国家的兴衰和减少小人的肆掠，孔子站出来写作了《春秋》，而且也达到了相应的目的。“春秋”是指春秋这一年的意思，在古代一年只有春秋两季，因此春秋就代表了这一年，代表了这一个时代，《春秋》也就是这个时代的历史。《春秋》是中国最早的编年体史书，文字简练，记事简略，所记事件也非常正确，是儒家经典之一，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但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也难免有丢失和被增改的地方。《春秋》虽不是史书，但它对研究先秦历史和儒家学说都具有重大的意义。文中一字定褒贬，微言大义，是其独特的写作手法，并逐渐成为《春秋》的笔法，被历代文学史家奉为经典。

二、传统综合教材

传统综合教材主要采用的是《社会科学基础知识讲座》这本书。此书由胡绳、于光远、王惠德等人编辑而成，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开展的历史唯物论、社会发展和学习运动中的主要学习材料之一，最初是以讲座的形式在《学习》杂志上连载，后印成单行本，1951年3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1954年1月再版，1955年1月北京第16次印刷，总发行量达100多万册。本书分为四册：第一册主要讲叙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内容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阶级和阶级斗争，社会思想意识，国家与革命，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等，作者是于光远；第二册阐述了社会发展的过程，内容包括原始公社制社会、奴隶占有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中国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和新民主主义社会等，作者是胡绳；第三册阐述“我们的时代”，内容包括帝国主义的死亡与社会主义的成长，美国、苏联、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和平、民主、社会主义力量的发展和巩固等，作者是王惠德；第四册阐述的是“共产党——劳动人民解放斗争的领导者”，内容包括共产党的性质和作用，共产党的战略和策略，农民问题，民族殖民地问题，共产党的工作作风等，作者是胡绳。

《社会科学基础知识讲座》作为一门政治课教材，曾被很多学校普遍使用，影响广泛。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没有统一的中学教材，课程设置也不完全一致，1953年政务院发出了《关于改革和发展中学教育的指示》，指出中学思想政治教育的任务是：“树立社会主义的政治方向，培养辩证唯物论世界观的基础和共产主义的道德。”之后才开始采用全国统一的教材，其中《社会科学基础知识讲座》与《中国革命常识》、《共同纲领》一起被列为政治课程教材，同时它也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广大知识分子进行马克思主义启蒙学习的畅销书籍；在1949—1956年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7年中，为了巩固新的人民政权、恢复社会秩序、安定人民生活以及配合毛泽东同志的“以老解放区新教育经验为基础”的指示精神，对新解放区学校里的反动政治课进行了改造，政治课程开设了“社会科学基础知识讲座”、“青年修养”、“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社会发展史”和“政治常识”等课程。由此可见，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科学基础知识讲座》这本书是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和政治课程授课的比较受欢迎的经典教材，不仅多次被列为政治课程的主要教材，而且涉及政治、历史以及党等相关内容，可以说是思想教育的重要书籍，使青年一代受到正确的思想熏陶和爱国主义教育。

《社会科学基础知识讲座》这本书的出版和发行，对20世纪50年代前半期普及历史唯物论的基本知识，确立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在中国的指导地位，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不仅是政治课程的重要教材，而且也是人文科学必修课程的教材。不仅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就算是在现在，其教育意义和作用仍然不可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