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知行观与重行的传统

中国古代知行观与重行的传统

知行关系问题是哲学认识论中的一个重大问题，同时也是道德理论中的重大问题。中国古代道德领域里知行观的主要内容，大体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知行相须，知行互发

朱　熹

这是关于知行关系的一个基本认识，即认为知与行是道德问题上相互依存、不可分离的两个方面，它们虽然功用不同，却相互促进，“并进而有功”。朱熹说：“大抵学问只有两途，致知、力行而已。犹如人有目与足，行步须目视足履；犹如人有两只脚，行路左右均不可缺。精于学问道德者，必须知行兼备。”朱熹还说：“知之愈明，则行之愈笃；行之愈笃，则知之益明。”

二、知行两端，不离不一

知行是合一、还是相互联系的两个不同方面？围绕着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中国历史上有过一番讨论。明代王阳明曾提出了“知行合一”说，他反对把知和行分为先后两个阶段，认为“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知行不可分作两件事”，强调了知与行的统一。这在伦理学上很具有价值。但是，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在沿着真理的道路前进时，超越了一步，他的“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等观点，实际上变成对行的否定，陷入了谬误。后来的学者从重视实践的角度出发，对他的理论进行了批评。特别是王夫之，一方面肯定了“知行合一”学说的合理因素，指出“知行始终不相离”；另一方面，也尖锐地批评了“知行合一”说，指出其错误在于不懂得知与行的统一。正是因为它们的相分和不同，“知有不统行，而行必统知”，行比知更重要。这些观点达到了中国古代对知行关系的最高峰。

三、知然后行，行是知功

这一观点主要是强调“知”的作用。《礼记·大学》把“格物致知”放在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首。程颐提出：“须是识在所行之先。譬如行路，须得光照。”又说：“故人力行，先须要知。非特行难，知亦难也。”朱熹也说：“圣贤教人，必以穷理为先，而力行以终之。”王夫之说：“夫人知之，而后能行之，行者皆行其所知者也。”由此可见“知”的重要性。

四、行而后知，行以验知

在知行关系上，我国古代有不少思想家特别强调行的重要。这反映在道德教育方面，就是重视道德行为和道德习惯的培养。从先秦时期孔子、墨子、荀子等开始，就强调言行一致。孔子提出要“听其言而观其行”，强调以行来检验言，又认为“力行近乎仁”，并指出要做个“躬行君子”很不容易。这实际上是强调道德行为的重要性。荀子说：“学至于行而止矣。行之，明也；明之，为圣人。”这里，把道德行为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认为它是完成道德修养而成为“圣人”的标志。《颜元集》中说：“读得书来口会说，笔会做，都不济事；须是身上行出，才算学问。”即只有付诸实行了，才是取得了真知。这就好比学习驾船，如果闭门学习，即使把如何摇橹、如何操舵、如何使帆的道理都记得滚瓜烂熟了，一到江河湖海中去，也总是会手足无措，遭到失败；熟读兵书，没有经验，凭书本知识指挥打仗，必定会打败仗。

五、尚行习动，勤于实践

尚行是我国传统优良道德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从孔子始就强调道德修养要落实到“行”，要言行一致。如，王夫之、颜元等人，批评宋明道学家们只谈道德性命，他们提倡“习行”“习动”，认为只有在不断的实践中，道德才能得到提高。我国古代思想家重视道德行为实践的传统反映在对儿童教育上，即特别注重儿童教化。张载用一生的精力写成《正蒙》一书，他说：“蒙以养正，使蒙者不失其正，教人者之功也。”他认为，早期教化对人的一生成长有着重要的影响。朱熹曾专门编写《童蒙须知》，分“衣服冠履”“言语步趋”“洒扫清洁”“读书写字”和“杂细事宜”等几项，详细规定了行为细则、日常生活习惯、待人接物的礼节以及读书写字的常规，以便学生天天践履，养成良好的道德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