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嗜血英雄的拷问

对嗜血英雄的拷问

这是韩愈《张中丞传后叙》无意间透露的一桩令课堂哗然的史实：

外无待而犹死守，人相食且尽，虽愚人亦能数日而知死处矣；（许）远之不畏死亦明矣。

这一史实是：睢阳守卫战的最后阶段，发生了“人相食且尽”的惨剧。说“无意”，是因为张巡、许远坚守危城，粮草殆尽，不得已以人为食，韩愈是将此事作为正面事迹颂扬的。在韩文公看来，比起坚守睢阳这件大事，“人相食且尽”是算不了什么的。韩愈说：

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尽之卒，战百万日滋之师，蔽遮江淮，沮遏其势，天下之不亡，其谁之功也？……责二公以死守，亦见其自比于逆乱，设淫辞而助之攻也。

唐肃宗至德二载（757）正月，真源（今河南鹿邑）令张巡与睢阳（今河南商丘）太守许远合兵，坚守睢阳危城至是年十月，“前后大小战凡四百余，杀贼卒十二万人”（《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兵尽粮绝，张巡、许远先后殉难。睢阳守卫战的意义，《新唐书·忠义·张巡传》（下文引此不注）分析得很透彻：

张巡，许远，可谓烈丈夫矣。以疲卒数万，婴孤墉，抗方张不制之虏，鲠其喉牙，使不得搏食东南，牵掣首尾，豗溃梁、宋间。大小数百战，虽力尽乃死，而唐全得江、淮财用，以济中兴，引利偿害，以百易万可矣。

在朝廷平息安史之乱的过程中，不足万人据守的弹丸之地睢阳，犹如一把扼住叛军咽喉的利剑。叛军的铁蹄未能蹂躏江南，江、淮财用得以供给朝廷，张巡、许远扼守孤城，对朝廷安危意义不可低估。对大唐王朝而言，张巡、许远是力挽狂澜的真英雄，是舍身为国的烈丈夫！英名千载长存，气节青史流芳，“骂贼张巡，爱君许远，留取声名万古香”（文天祥《沁园春》词）。

然而，英雄嗜血，杀戮岂止在战场。为了国家利益，守城将士的利剑也指向了无辜的百姓。粮尽，先是食之战马、鸟雀、老鼠，继则食之草根、树皮、茶纸，当城中再也难寻饱腹之物时，守军将士的目光瞄准了同类。“人相食且尽”之事发生在睢阳守卫战的后期，其具体情形，比起韩文的淡写轻描，《旧唐书·张巡传》的披露动魄惊心：

尹子琦攻围既久，城中粮尽，易子而食，析骸而爨，人心危恐，虑将有变。巡乃出其妾，对三军杀之，以飨军士……将士皆泣下，不忍食，巡强令食之。乃括城中妇人，既尽，以男夫老小继之，所食人口二三万，人心终不离变。

读这段史实可知，在食人这个问题上，张巡、许远虽非始作俑者，却是以身垂范。张巡杀妾飨士，而许远“亦杀奴僮以哺卒”。在张巡、许远的命令（至少是默许认同）之下，人之兽性无限膨胀，食人惨剧愈演愈烈。“凡食三万口。人知将死，而莫有畔者。城破，遗民仅四百而已。”先是老弱妇孺，而后殃及未能参与守城的普通百姓，光天化日之下，食人三万，仅余四百。这种惨烈的景象，恐怕在中外战争史上也是极其罕见的。

历史的记载有时充满谎言。“人心终不离变”，“人知将死，而莫有畔者”，就是史家凭想象编织的谎言。无奈的哀求，绝望的呼号，凄惨的泪水，痛苦的挣扎，无力的反抗，是弱势群体的必然举动。面对手执刀剑的食人者，无辜被食者心甘情愿、平心静气地接受死亡，可能吗？

安史之乱平息论功行赏之时，朝野对张巡即生“与夫食人，宁若全人”之议论：“巡始守睢阳众六万，既粮尽，不持满按队出再生之路，与夫食人，宁若全人？”可是这种声音很快就被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巨大声浪淹没。“于是张澹、李纾、董南史、张建封、樊晁、朱巨川、李翰咸谓巡蔽遮江、淮，沮贼势，天下不亡，其功也。翰等皆有名士，由是天下无异言。”李翰之《进张中丞传表》云：

议者或罪巡以食人，愚巡以守死，善遏恶扬，录瑕弃用，臣窃痛之！巡所以固守者，以待诸军之救，救不至而食尽，食既尽而及人，乖其素志。设使巡守城之初已有食人之计，损数百之众以全天下，臣犹曰功过相掩，况非其素志乎！（《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

以“乖其素志”一语，就将果腹三万的人间惨剧一笔勾销，这是什么逻辑！难道将全城百姓如同猪羊一样圈在城中，严禁外逃，如有需求，即将其牵出剁肉剔骨烹而食之，是符合人伦道德的吗？为了“全天下”即保全李姓王朝就可以滥食无辜而至三万吗？虎毒尚不食子，一介中丞（守睢阳期间，朝廷为打气，先后诏拜张巡主客郎中、御使中丞）、一任太守竟以子民骨肉为盘中之餐，任何有良知的人，绝不能视其为理所当然的做法。李翰为张巡、许远辈野蛮残忍行径的辩护，无疑是拙劣荒谬的。

孔子早有“仁者爱人”的明训，孟子也说过“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这样的话语，而且一再对那些“率兽食人”者发出愤怒的警告。然而，从韩愈以降的许多文人墨客，似乎忘却了孔孟的教诲，为嗜血英雄唱起了赞歌。当他们涉及食人事件时，与李翰、韩愈哼的是同一种音调。

宋代文天祥《许远》：“起师哭玄元，义气震天地。百战奋雄姿，脔妾士挥泪。”张巡的杀妾飨士，许远的杀僮哺卒，被认为是所谓“义气”。明代高启《张中丞庙》：“孤城落日百战后，瘦马食尽人裹疮。男儿竟为忠义死，碧血满地嗟谁藏？”“瘦马食尽”啮同类，小小百姓无所逃于天地之间，被认为是所谓的“忠义”。清代蒋士铨《谒张睢阳庙》：“军令惊看郎将命，民心知重国家仇。百夫忍饿捐生易，数齿空存抉视休。”三万百姓为所谓的“国家仇”而“捐生易”，完全是文人的想当然之辞。这些文字无一例外地将张巡、许远一手制造的嗜食同类的兽行纳入了“忠义”的旗帜之下。“忠义”，“忠义”，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

大英雄和嗜血者本有矛盾的一面，而在张巡、许远身上，却表现为“忠义”和兽性的统一。历史模糊了人们的视线，将“忠义”一再放大，对残忍讳莫如深，甚至，将对食人者的指责一概视为“自比于逆乱”的“淫辞”。

然而，在一片“忠义”的喝彩声中，明末清初的思想家王夫之大义凛然地将贬词掷向了张巡、许远。其《读通鉴论》卷二十三：

守孤城，绝外救，粮尽而馁，君子于此，唯一死而志事毕矣。臣之于君，子之于父，所自致者，至于死而蔑以加矣。过此者，则愆尤之府矣，适以贼仁戕义而已矣。无论城之存亡也，无论身之生死也，所必不可者，人相食也。

船山先生坚定地认为，一死报国为忠为义，食人报国“贼仁戕义”，张巡、许远制造的丧尽天良惨绝人寰的食人事件，是人性的泯灭，是伦理的悖逆，是文明的反动，是民族的羞耻。这是对嗜血英雄的义正辞严的拷问！

船山先生还作了一个有趣的假设：“（张）巡抑幸而城陷身死，与所食者而俱亡耳；如使食人之后，救且至，城且全，论功行赏，尊位重禄不得而辞，紫衣金佩，赫奕显荣，于斯时也，念啮筋噬骨之惨，又将何地以自容哉？”从某种角度看，张巡被俘遇害未尝不是一件幸事；否则，尊位重禄而觍颜活于人世，那三万屈死的冤魂前来追命，开元末进士、熟读《汉书》过目不忘的读书人张巡无地自容，非发精神病不可。所以船山先生的结论是：“其食人也，不谓之不仁也不可。”

船山先生之后，清代袁枚《题张睢阳庙壁》也发出了不同的声音：

刀上峨眉唤奈何，将军邻境尚笙歌。残兵独障全淮水，壮士同挥落日戈。六射须眉浑不动，一城人肉已无多。而今雀鼠空啼窜，暮云灵气冷薜萝。

袁枚作过一篇《张巡杀妾论》，指出：“张巡可谓忠矣，然括城中老幼尽食之，非训也；杀妾，非训也。”（《小仓山房文集》卷二十）此诗则用艺术手法谴责了张、许嗜食同类的罪行。“刀上峨眉唤奈何”，“一城人肉已无多”，张巡杀妾飨士，将士残酷屠城，千年而后，袁简斋途经睢阳，凭吊“双忠”，雀鼠啼窜，阴风悲鸣，仍感到毛骨悚然。

法国伟大的作家雨果有一句名言：“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九三年》）借用这一言语形式，可以说：在绝对正确的国家利益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不管用什么样的名义，奥斯威辛的焚尸炉和卡廷森林的大屠杀没有太大区别，它们的共同点是反人性、反人权、反人类。所以，张巡、许远制造的食人惨剧必须否定。

教《张中丞传后叙》，课堂上同学们的哗然其实是一种理性的表现。随着人类文明程度的加深，我们的认识应比李翰、韩愈高明许多：人类生活中存在一条道德底线，这条底线不可逾越，不管用怎样冠冕堂皇的理由！

（原载《语文学习》2010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