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职怏怏，遂陷悖逆”

“失职怏怏，遂陷悖逆”——读《史记·淮阴侯列传》札记

淮阴侯韩信一生功罪，北宋司马光的评论最为公允：

首建大策，与高祖起汉中、定三秦，遂分兵以北，擒魏、取代、破赵、胁燕、东击齐而有之，南灭楚垓下，汉之所以得天下者，大抵皆信之功也。观其距蒯通之说，迎高祖于陈，岂有反心哉！良由失职怏怏，遂陷悖逆。（《资治通鉴》卷十二）

司马光充分肯定了韩信的千秋功业，也指出了韩信晚节不忠“遂陷悖逆”的事实。其分界线即在“失职”及褫夺王爵事件。此后，韩信一步步走上了谋反道路。《史记·淮阴侯列传》（下引文出此不注）翔实记载了韩信“遂陷悖逆”的过程。

利欲膨胀请封假王。汉高祖五年（前202），刘邦被楚军困于荥阳，日夜盼望韩信率军来援。韩信借机要挟“愿为假王”。刘邦震怒异常，张良、陈平蹑足附耳点拨刘邦顺水推舟，刘邦封以真王以收其心。逼封齐王，暴露了韩信的权力欲望和称王野心，故楚汉战争一结束，刘邦即夺其兵权，徙封楚王。

招纳降将分裂割据。项羽故将钟离昧与韩信交往密切，项羽败亡，钟离昧亡归韩信，事为刘邦侦知。高祖六年（前201），有人诬告韩信谋反，刘邦用陈平之计，借游云梦，欲加擒拿。韩信闻讯，“欲发兵反，自度无罪”，欲见刘邦，又恐被擒。最后，权衡形势，持钟离昧之首伏罪被缚。韩信之不满自此开始，埋下了日后反叛的种子。

交接边帅图谋不轨。韩信降封淮阴侯，失去权力，“日夜怨望，居常鞅鞅”。高祖七年（前200），陈豨拜为钜鹿守，明知韩信为朝廷软禁，贸然涉险造访，这本身就是非常之举。韩信度其来意，“挈其手，辟左右与之步于庭”，经过试探，明确表示了反叛意图，相约：“吾为公从中起，天下可图也。”此时，韩信谋反之志已决，准备里应外合，制造动乱，颠覆汉朝。

策动反叛事泄身亡。高祖十年（前197），陈豨果反。韩信阴使人至豨所，曰：“弟举兵，吾从此助公。”刘邦自将而往平叛，韩信托病不从。韩信的部署是：“与家臣夜诈诏赦诸官徒奴，欲发以袭吕后、太子。”只待陈豨信息里应外合。高祖十一年（前196）春，韩信舍人之弟告淮阴侯欲反之状。吕后与萧何谋，诈骗韩信入长乐宫，斩之于钟室。这样，韩信成为燕王臧荼之后因反叛遭屠戮的又一个异姓王。

上列谋反罪行，明载于《史记》本传之中。韩信一步步走上谋反道路，事实昭然铁案如山。作为一位“不虚美，不隐恶”的历史学家，史迁对韩信谋反的事实作了清楚交代，虽然对韩信不乏同情，但没有掩盖基本的历史事实。不仅如此，《高祖本纪》称韩信“谋反关中”，《萧相国世家》亦称韩信“谋反关中”，若韩信未曾谋反，司马迁完全不必如此详尽叙述反复强调。“天下已集，乃谋畔逆，夷灭宗族，不亦宜乎！”本传论赞中的这段话表意清楚，表明了史迁反对分裂割据的进步历史观，不存在什么婉转深曲的“微言”“隐义”。^[1]西汉时代从未有人提出为韩信平反昭雪，后世史家班固、刘知幾、陈亮等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与两司马亦无二致^[2]。韩信是否“谋反关中”本是一个无须讨论的问题。

明清以降，先后有归有光、李景星、方苞等文章选家为韩信翻案^[3]。诸说之中，又以清代梁玉绳的翻案文字最有影响：

信之死，冤矣！前贤皆极辨其无反状，大抵出于告变者之诬词及吕后与相国文致之耳。史公依汉廷狱案叙入传中，而其冤自见。一饭千金，弗忘漂母；解衣推食，宁负高皇；不听涉、通于拥兵王齐之日，必不妄动于淮阴家居之时。不思结连布、越大国之王，必不轻约边远无能之将。宾客多，与称病之人何涉？左右辟，则挈手之语谁闻？上谒入贺，谋逆者未必坦率如斯。家臣徒奴，善将者亦复部署有几？……（高祖）从豨军来，见信死，且喜且怜，亦谅其无辜受戮，为可悯也！（《史记志疑》卷三二）

梁说看似有理，其实完全经不起推敲。

一曰“称病”“家居”，反非其时。韩信欲造反关中之日，正是陈豨叛军猖獗之时，韩信之谋反，选择在高祖“怒而自将”讨伐陈豨，长安空虚之时，韩信对机会的把握不可谓不准。“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高材疾足者先得焉。”拥兵王齐之时，韩信不从蒯彻之言反叛，是因为项羽尚在，背汉自立的时机并不成熟，并非不想三分天下。^[4]谋反本身是冒险行为，韩信是困兽犹斗，死里求生，对韩信而言，谋反亦死，不反亦死，与其坐以待死不如铤而走险，故力量对比根本不在考虑范围之内。

一曰陈豨“无能”，结非其人。阳复侯陈豨不惜冒人主之忌造访韩信，两个阴谋家在谋反问题上达成共识。陈豨绝非寻常角色。“豨常慕魏无忌之养士，及为相守边，告归，过赵，宾客随之者千余乘，邯郸官舍皆满。”（《资治通鉴》卷十二）对陈豨的叛乱，高祖不得不御驾亲征。高祖十一年（前196）冬，陈豨兵败，投向匈奴，至高祖十二年（前195），陈豨始为周勃所斩，其叛乱历时三年，对汉王朝造成严重威胁。如此悍帅，岂可称“无能之将”？韩信不交结梁王彭越、淮南王黥布，是因为其时他们的地位高于韩信，甘心与陈豨结为死党，是因为陈豨愿居其下。

一曰吕雉萧何，罗织罪状。韩信反状是否为吕雉萧何罗织？韩信之反是真反，彭越之反是假反，比较一下太史公的记载，可以看出《史记》的实录精神。《魏豹彭越列传》：“（高帝十一年秋）吕后乃令其舍人告彭越复谋反。”韩信谋反被诛，的确是有人告发，彭越不反被诛，则出于吕雉令人诬告。太史公的区别是十分明确的。韩信临终遗言：“吾悔不用蒯通之计，乃为儿女子所诈，岂非天哉！”韩信遗言是真，可证谋反是实。蒯通即刻被捕，证明韩信遗言为真。因为“蒯通之计”，天下知者唯韩信一人而已。可见谋反事实，韩信自己是供认不讳的。高祖回军知晓此事，其“怜”不过是为韩信可惜而已，若有一点“怜悯”之心，当不致有“夷灭宗族”、追捕钩党之惨剧发生。

一曰“挈手之语”，何以知之。韩信交接陈豨图谋反叛一段文字，读之如闻其声，如见其人，这是史迁“以文运事”的手法，这一写法，为史传作品广泛采用。金圣叹《读第五才子书》说“《史记》是以文运事”，“是先有事生成如此如此，却要算计出一篇文字来”。钱钟书《管锥编·左传正义》亦称：“史家追叙真人实事，每须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几入情合理。”“挈手之语”是“先有事生成”而作的“入情合理”的追记。这确实是史迁的揣想之词，但这种揣想之词正可证明史迁对韩信谋反事实的心理认定。如果对古史资料要逐一翻查窃听记录，恐怕一部《史记》要成断烂朝报了。蒯通说韩信之语不也是“密室之语”吗？何以论者笃信不疑呢？

为韩信翻案者的失误在对韩信谋反的原因缺乏清醒认识和客观分析。“信识见如此，至自谋不济，何也？利令智昏，贪使人愚也。”（李贽《藏书》四十七）明代李贽对韩信反叛原因的评判一针见血。“信以市井之志利其身，而以士君子之心望于人，不亦难哉！”（《资治通鉴》卷十二）韩信长处在统军作战，然就个人品质而言，实乃市井小人、“反覆小人”（王鸣盛《十七史商榷·信反面攻故主》），不足以英雄论。

人是发展变化的。夺王前后的韩信判若两人。夺去军权由齐王徙为楚王，韩信能忍；夺楚王之爵贬封淮阴侯，与周勃、灌婴、樊哙之流并列，韩信不能忍。“日夜怨望，居常鞅鞅”，正是韩信热衷功名利禄的真实写照。在韩信的血液中，“忍”和“不忍”的界限是很清楚的。青年韩信，能忍屠中少年胯下之辱，不能忍亭长之妻“晨炊蓐食”，因为屠中少年之辱不过是一场闹剧，不忍则性命有虞；而亭长之妻之辱，忍受则有口腹之饥，故韩信不能忍受怒而“绝去”。韩信的“忍”和“不忍”完全取决于个人利益。修武夺军，徙移王楚，在韩信能忍范围之内。夺王贬爵，威风丧尽，颜面扫地，韩信还能忍吗？“不忍”的结果是“遂陷悖逆”。韩信“行营高敞地”葬母，此事揭橥韩信“其志与众异”，早就蓄有割地封王的欲望，割地封王之梦彻底破灭，注定韩信只能作“反覆小人”，走上谋反道路了。

刘邦封异姓八王，除长沙王外，皆为消灭。刘邦屠戮功臣应当受到谴责，但韩信走上谋反道路，也没有必要为之辩诬。因为从维护中央王朝统一立场看，韩信等人搞分裂割据，不应该同情。刘邦“皮厚心黑”是一回事，韩信蓄意谋反是另一回事，不可以刘邦、吕雉的无赖手段，否定韩信的谋反事实。假设流氓出身的刘邦之作为如后来的唐宗宋祖，那么，韩信也许能像张良、萧何那样全身而退。但是，历史就是历史，历史容不得假设。韩信走上谋反道路，是政治形势使然，是个人性格使然，为韩信鸣冤叫屈是没有必要的。对此，应辩证看待：

一方面应当看到像刘邦、吕后这样，不惜诛杀功臣，以保持自家权位的做法，乃是许多开国皇帝常常采用的。这种从人类极为卑鄙的私欲出发而采取的残忍手段，是应当唾弃和诅咒的。但另一方面也应当看到……韩信的被诛锄，在客观上对历史的发展是有利的。尽管刘邦、吕后诛杀韩信和其他诸侯王时采取的手段不值得称颂，但其维护封建统一，加强中央集权的效果，则是应当肯定的。（林剑鸣《秦汉史》上册）

《史记选读》的评注为韩信辩诬，说法执于一端，难以令人信服。《教学参考书》全文照录谷定珍《“无韵之＜离骚＞”解》一文，以情感宣泄替代理性分析，不遗余力为韩信翻案。读之，深感唐突了古人司马迁，也误导了莘莘学子。不揣浅陋，聊记一点想法于此，祈待高明者指正。

（原载《新语文学习》2007年第1期）

【注释】

[1]对本传论赞中“天下已集，乃谋畔逆”之句，翻案者往往释“乃”为“才”，试图以此推求论赞的微言大义。如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即称：“此史公微文，谓淮阴之愚，必不至此。”笔者认为，“乃”当训为“竟然”，此句虽然有对韩信个人命运的同情，但主要还是对韩信谋反的谴责。没有任何理由视“夷灭宗族，不亦宜乎”之句为反语。

[2]对韩信谋反一事，史家多予认定。班固：“昔高祖定天下，功臣异姓而王者八国：张耳、吴芮、彭越、黥布、臧荼、卢绾与两韩信，皆徼一时之权变，以诈力成功，咸得裂土，南面称孤。见疑强大，怀不自安，事穷势迫，卒谋叛逆，终于灭亡。”（《汉书》卷三四）刘知幾：“淮阴初在仄微，堕也无行。后居荣贵，满盈速祸；躬为逆上，名隶恶徒。周身之防靡闻，知足之情安在？”（《史通·浮词》）陈亮：“韩信以盖世之功，进退无以分明，萧何能知于未用之先，而卒不能保其非叛，方且借信以为自保之术。”（《陈亮集》卷二）

[3]明清文章选家喜作为韩信翻案文字。归有光：“已部署而旷日待豨报，信亦不知兵机矣，此必吕后与相国文致之者。”（《史记评林》）李景星：“叙淮阴教陈豨反汉，则以隐约之笔出之，正以明淮阴之不反，而絜手避左右云云，乃当时罗织之辞，非实事也。”（《史记评议》卷三）“其始被诬以行县陈兵出入耳，终则见召被缚、斩于宫禁，未闻谳狱而明征其辞，所据乃告变之诬耳。”（方苞《望溪先生文集》卷二）

[4]韩信拥兵王齐之时缘何不反，王夫之有一段精彩分析：“且信始不从蒯彻之言与汉为难者，项未亡也。参分天下，鼎足而立，蒯彻狂惑之计耳。……信反于齐，则张耳扼其西，彭越控其南，鼎足先折而徒为天下蟊贼。信知其不可而拒彻，计之深也。项王灭，汉王倦归于关中，信起而乘之，乃可以得志。彻之说，信岂须臾忘哉？……其曰‘不忍背汉’者，姑以谢彻耳。”（《读通鉴论》卷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