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遂良其人

褚遂良其人

中国的楷书究竟始于何时，是书法史上至今争论未决的问题。这因为“始”的界限很难划分，人各一辞之故。但若说中国的楷书到唐朝乃为成熟，大约都可承认。褚遂良即是在这一光辉历史阶段中的最重要的大书家之一。这也是各方面的人所能承认的。

但中国书法之所以被承认为最高的和最富于概括性的一种艺术，却不仅需要从它本身鉴定，而更需要配合着作者的为人而加以鉴定。若论其重要性，则作者的品德所占的重量更大。欧阳修曾经说：即使颜鲁公不会写字，留下几个字来，人都会宝爱的。苏轼和黄庭坚关于这一类的话也很多，不再具述。反之，如若人不好，纵然字写得非常好，也不会流传下来；万一流传，反是作者自己的不幸。例如明朝张瑞图的字写得不为不好；但流传下来，被人认为有“避火”的作用。为甚么呢？第一因为瑞图别号二水，水可以压火；第二，因为他脏！（先民遗留下来的迷信心理，认为脏东西可以辟邪，乃“以毒攻毒”之意，又相传火神最洁，遇污秽则避。如春宫画册，及月经布皆被认为“脏”，为“厌胜”之具。张为魏忠贤干儿，赖魏之力作到建极殿大学士。）在这样的严肃标准之下，书家的人品无疑是书品的决定性要素。

承认褚遂良的书法高明，一般不成问题。但其人品如何，却似乎颇有争论。这一问题不解决则褚公人品不能定。笔者个人是歌颂褚公，肯定他的品德的。

关于指摘褚的人品不端，最重要的有两事：一是关于他反对武则天未被论定；二是说他“谮杀”了刘洎。兹叙之如次：

第一，对于武则天，我们非常称赞。她在封建皇朝中所表现的“叛逆”性格，乃至其政治上的野心与才干皆是值得颂扬的。但我们今日的意见不能代替历史上褚遂良的道德标准。所以作为历史事件，仍须就褚遂良的角度去观察客观史实。

他是因“极谏”高宗立武则天为后而贬官潭州都督的。后徙桂州（更远），未几贬爱州（远到越南去了！），即死于其地。死后二年，并被削官爵。从一个“吏部尚书，进拜右仆射，依旧知政事”的大要人，明知会落得这样“下场”，而还是去硬干以死。谁还能说甚么？他为甚么要这样硬干呆干呢？因为他自己负起“顾命大臣”的庄严责任。

原来高宗（李治）所以能立为太子，就是他忠直敢言面谏太宗的结果。太宗临崩时，召唤太子的母舅长孙无忌和他二人同受遗诏。太宗一面告遂良及无忌应以霍光、诸葛亮为法，一面告太子：无忌、遂良在，国家的事你不须发愁。太宗言毕而死。太子痛哭号咷，用两支（只）手抱了遂良的颈子。他和长孙无忌即请太子在太宗柩前即位。他和高宗父子便是这样紧张沉痛的戏剧性的历史关系。

那晓得才过了六年，这位痛哭号咷的儿子，硬要将父亲群妾之一的武则天立为皇后。高宗叫长孙无忌、李勣、于志宁和遂良同去决定。见高宗以前，遂良说：无忌是母舅，李勣是元勋，若说得不投，便使皇帝有弃亲长斥功臣之嫌。他决定去冒死。这一段冒死的反复经过，史书上有详细纪录。最后以李勣的出卖遂良而解决。长孙无忌救遂良不成，最后也自缢死了。凭这一点，褚遂良是一个封建皇朝的忠臣。

第二，关于谮杀刘洎，我们必须分析清楚。可惜是史料太少。据史载：太宗征辽，叫刘洎辅翼太子，并告刘“安危之机所寄尤重，卿宜深识我意”。刘答：“愿陛下无忧，大臣有愆失者，臣谨即行诛！”这种异常严重而突兀的话语，使得太宗当时就加以告诫。及太宗回来，路上有病。刘与马周入谒。遂良向洎问太宗起居。后来遂良向太宗“诬奏”刘当时说“圣体患肿极可忧惧。国家之事不足虑，正当傅少主行伊霍故事。”太宗追究此事，刘承认只说了前一半，并引马周作证。马周所言与刘相同。但遂良仍“执证不已”。太宗赐刘自尽。

史书上只纪（记）下这样少。但可知者“执证不已”，所执必有其证。太宗不是糊涂人，岂能无证杀其亲信？再则褚、刘交情甚笃。刘曾当太宗面为褚辩护，未闻二人有何交恶之事。遂良岂便恩将仇报？褚的“执证不已”必是出于公而忘私。以笔者个人测度，刘洎为人是很疏略的。他曾经因为抢御书飞白字，登上御床，被群臣执奏犯法当死。那时，太宗方在高兴中，当然一笑置之。及征辽兵戎之际，英主雄猜必然加甚。况又病中忌讳言死；两逢其忌，刘洎就不得生了。刘的死应是死于言语不慎。若说刘真有伊霍之心，恐未必然。

苏轼论此事很公平。苏云：“余尝考其实，恐刘洎末年偏忿，实有伊霍之语，非谮也。若不然，马周明其无此语，太宗独诛洎而不问周，何哉？此殆天后朝许李所诬，而史官不能辨也。”但苏所言，仍与我们一样，只能就常识推论，而非有何客观坚强的证据，可以“执证不已”的。

由此可知，除非今后发现强有力的证据，我们必须承认褚遂良对此事所负的道义责任，与其政治立场都是严正无疵的。

我们无心为一个已死的书家作无谓的辩护，但对此事，则是非之间，不能不作平情的分析。故略书如上，以等待知人论世的博雅君子再为详细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