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图换稿”之泪

“舆图换稿”之泪 千古兴亡之悲——试析《哀江南》的多重美学意蕴

“南朝兴亡”，“系之桃花扇底”（孔尚任《桃花扇本末》）。侯方域、李香君劫后重逢喜出望外，却被道士张瑶星（贯穿全剧经线的人物）厉声喝断：“呵呸！两个痴虫，你看国在那里？家在那里？君在那里？父在那里？偏是这点花月情根，割他不断么！”侯、李“冷汗淋漓，如梦初醒”（《入道》），心灰意冷皈依道教。——《入道》是全剧人物命运的结局。孔尚任打破传奇体例，别创新格，增续四十出《余韵》，让老赞礼（贯穿全剧纬线的人物）、柳敬亭、苏昆生登场，设计出耐人寻味的“渔樵对答”，绝非闲笔。清代梁廷楠评曰：“《桃花扇》以《余韵》折作结，曲终人杳，江上峰青，留有余不尽之意于烟波缥缈间，脱尽团圆俗套。”（《曲话》卷三）——《余韵》是全剧悲怆情感的结局。“诌一套《哀江南》，放悲声唱到老”，苏昆生挟泪蘸血的声声悲歌，气薄云天，情撼山河，回旋激荡于“烟波缥缈间”，留下了绵绵不绝的“余韵”。

“当年真是戏，而今戏如真。两度旁观者，天留冷眼人。”（《孤吟》）《余韵》中的三个人物，老赞礼是弘光朝廷兴亡的记录者，柳敬亭与公子侯方域过从甚密，苏昆生则是歌伎李香君的教曲琴师。从柳、苏身上，投射出侯、李际遇的影像。在南朝覆亡三年之后，柳、苏聚首“龙潭江畔”，首先便包蕴着“旁观者”“冷眼人”对侯、李爱情悲剧的历史观照和道德评判。侯、李之结合，一开始便带有浓烈鲜明的政治色彩，其爱情命运和国家命运休戚相关。埋葬他们爱情的，也正是倾覆南明王朝的势力。当侯、李历经生死别离猝然重逢的时候，他们面对的是破碎的山河、呻吟的民族和莫测的前程，男女的欢情负荷不了现实的沉重，翻涌不已的悲怆情感令一己私情黯然失色。人生如戏，脱离凡尘，追寻心之所安，成了他们势在必然的选择。覆巢之下，安有完卵？侯、李爱情的这一结局^[1]，一改花好月圆的传统写法，显出特别悲凉的政治色彩，具有相当高的审美价值。

在《哀江南》套曲中，苏昆生对侯、李爱情的悲怆感，是通过[折桂令][沽美酒][太平令]三支曲子折射出来的。那秦淮旧院，曾是侯、李定情结合之所，往昔美人云集，彻夜笙歌，而今“当年粉黛，何处笙箫？”往昔高车驷马，狎客不断，而今“枯井颓巢”，“砖苔砌草”，“白鸟飘飘，绿水滔滔，嫩黄花有些蝶飞，新红叶无个人瞧。”苏昆生重游旧时居留之地，睹今思昔怆然涕下，不能不对见证侯、李爱情的秦淮河板桥旧院发抒自己的感喟，而这种感喟之中，无疑包蕴着对侯、李流离遇合之情的重新审视。《哀江南》对秦淮旧院肃杀景象的点染，进一步反射出侯、李爱情的凄惨结局，饱含着将爱情“毁灭给人看”的惨恻意味，渲染了亡国破家的悲凉时代气息。正是：楼台笙歌知何处？“分明怨恨曲中论”（杜甫《咏怀古迹》）。

然而，《哀江南》的美学意蕴绝不局限于爱情悲剧。“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先声》），“痛恨于山河变迁，而借波于侯、李”（吴穆《桃花扇传奇后序详注》），这是《桃花扇》的创作宗旨。前者是表层含意，后者是深层意蕴。老赞礼、柳敬亭、苏昆生目睹了那场天崩地坼的历史巨变，三年之后，战争的烟尘散尽，苏昆生对这种“舆图换稿”的民族悲剧重新审视之时，一种积淀已久的悲怆情绪勃然而起，化作倾盆泪水！化作动地悲声！

“猛抬头秣陵重到”，当樵夫苏昆生重新走近夕阳下的秣陵旧城之际，那废弃的军垒，残留的空壕，萧条的村郭，还弥散着清初那个特殊年代特有的血腥气味。面对一片废墟遍地饿殍，苏昆生灵魂颤动唏嘘不已，一种今非昔比恍如隔世之感猛然而生。作为朱明王业象征的孝陵，树木烧焦，“山羊群跑”，“鸽翎蝠粪满堂抛，枯枝败叶当阶罩”。尤其令曾向这个王朝顶礼膜拜三百年的万千臣民痛楚的是：“牧儿打碎龙碑帽”——三百年王业基础完全坍塌。而作为昙花一现的短命王朝见证的故宫，则是柱折墙塌，瓦砾遍地，“舞丹墀燕雀常朝，直入宫门一路蒿”，当年森严肃穆的朝堂，如今“住几个乞儿饿殍”——数千万臣民梦境彻底破灭。“萧条异代微臣泪，无故秋风洒玉河”（孔尚任《拜明孝陵》），“日照偏逢鸦点点，秋风只少黍离离”（孔尚明《明太祖故宫》），在苏昆生的悲歌中，寄寓着作者深沉的感伤情结和历史意识。作者以艺术笔墨，点染出王业终结的时代氛围，借优孟衣冠，释放出“舆图换稿”的民族悲声。[北新水令][驻马听][沉醉东风]三支曲子，蕴含着明末遗民对江山易主的悲天悯人之情，饱蘸着明末遗民对王朝兴替的椎心彻骨之泪！

“场上歌舞，局外指点，知三百年之基业，隳于何人？败于何事？消于何年？歇于何地？不独令观者感慨涕零，亦可惩创人心，为末世之一救也。”（徐旭旦《桃花扇题辞》）历史，总是留给人深沉的、哲理的反思。亲身经历这场沧桑巨变的局中之人，面对物是人非的现实场景，会产生巨大的情感落差，并发而为黍离悲情。这种感触，不是苏昆生独有的，而是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产生的民族悲声。破败感、失落感、忧患感是这曲悲歌的主旋律。南明王朝为什么骤兴骤灭？《桃花扇》给予的回答是“权奸误国”。“千寻一岸夜移防”，马士英、阮大铖们的倒行逆施导致了南明王朝的土崩瓦解。这个短命王朝为什么还会引发遗民之泪？“龙钟阁部啼梅岭”，史可法、左良玉们的堂堂正气铮铮铁骨永远代表着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残山梦最真，旧境难丢掉”，这“残山梦”中，既包蕴着对“权奸误国”的不堪回首一腔怨愤，也包蕴着对殉难诸臣的凭吊怀念一往情深。苏昆生对历史的回首，蕴含着“落花流水春去也”的故国之思，代表着清初那个特定年代汉族士大夫中的一种社会思潮。作家孔尚任以现实主义的深邃目光，对这种思潮准确捕捉并作出艺术概括，同样具有相当高的审美价值^[2]。正是：剩水残山千行泪，“犹吊遗踪一泫然”（陆游《沈园》）！

不过，对《哀江南》的思想意蕴的解读仅仅停留于此，仍然不能完全揭出《桃花扇》的艺术妙谛。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是，作者孔尚任并非明末遗民，而且，《桃花扇》的演出，朝野轰动，也并未引起清初统治者的禁止^[3]。这完全可以说明，作者不独具有强烈的悲剧意识，而且，这意识也不滞留于“舆图换稿”这一层面。

“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离亭宴带歇指煞]这支曲子，释放的已经不仅仅是一种民族的悲声。历史巨变的沧桑之感和切肤之痛，非身历其境者通常很难有切身体味；“兴亡之感”，只有那些山崩地裂的巨变、繁华消歇的倏忽、人生变幻的无常的亲历者和目击者，才有刻骨铭心的体验。“地难填，天难补，造化如斯”，江山易主，是一种难以抗拒的历史趋势。老赞礼对惊天动地的历史巨变的评述，不但是剧中人的共识，也会引起观众的强烈共鸣。显然，“余韵”之韵，还蕴含着一种可以为各阶级、各阶层、各利益集团、各政治派别的有识之士共同认同的历史情绪：千古兴亡之悲。《哀江南》传达的这种悲剧精神，浸渍着千百年来志士仁人对道义的追求，熔铸着千百年来志士仁人对文明的探寻，也渗透了千百年来志士仁人对历史的认识。苏昆生的末世哀歌，包含着对旧时江山必然性破败的无可奈何的情绪。而这种必然性破败，又势必引发观众对历史悲剧的哲理思考。《哀江南》的美学价值，已经超越一般的遗民之思，激发观众从苏昆生一曲曲悲怆的吟唱中，对千古兴亡的历史，作出自己的评判和思考。正是：悲歌一曲动山河，“只有兴亡触后贤”（孔尚任《集治城道院试太乙泉》）。

因此，苏昆生“一声高唱万山惊”的慷慨悲歌，不仅是对流离遇合的侯、李悲剧的感伤，不仅是对旋生旋灭的南朝王朝的喟叹，也不仅是对土崩瓦解的大明帝国的凭吊；在这些感伤、喟叹、凭吊的深处，含蕴着“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千古悲情，含蕴着“忽喇喇似大厦倾”的历史意识，含蕴着“流水后波逐前波”的哲理思考，也含蕴着“江山不管兴亡恨”的无奈心境。

由历史变迁而滋生的这种人生伤感情绪，带有永恒的美学意义。那“哭一回，笑一回，怒一回，骂一回”（《先声》）的辛酸痛楚，那“闹局就是冷淡的根芽，爽快就是牵缠的枝叶”（《修札》）的沉痛反思，那“雨翻云变，寒涛东卷，万事付空烟”（《沉江》）的悲悯情怀，是人类普遍存在的美好情感。

正是这种深沉的将“五十年兴亡看饱”（“五十年”不妨读作“五千年”）的悲剧意识，可能引起不同政治流派的共鸣，可能成为“惩创人心，为末世之一救”的一剂良药，可能成为激发人们从历史反思中寻找变革契机的一种力量。从这一意义上说，《哀江南》既是封建末世的一支无可奈何的挽歌，也是警世醒人的一曲爱国主义的强音。——不管作者有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哀江南》产生的审美效应当作如是观。

（原载《中学语文教学》2002年第5期）

【注释】

[1]孔尚任友人顾彩作《南桃花扇》，试图改变《入道》《余韵》人物和情感的悲凉结局，而“令生旦当场团圆，以快观众之目”（孔尚任《桃花扇本末》），作者对此表示了断然否定的立场。

[2]梁启超《论＜桃花扇＞》认为，《桃花扇》“乃哭声泪痕之书”，读《哀江南》数曲“而不油然生民族主义之思想者，必其无人心者也”。

[3]孔尚任《桃花扇本末》记载，康熙三十八年（1699）传奇脱稿后，“王公缙绅，莫不借抄”，“进之直邸，遂入内府”，京师演出，“座不容膝”。吴梅《顾曲麈谈·谈曲》记载，康熙喜欢看《桃花扇》演出，每看到《设朝》《选优》数出，乃煞眉顿足曰：“宏光宏光，虽欲不亡，其可得乎？”可见清初有识见的统治者将《桃花扇》当成了治国的一面镜子。这些情形，不是用“舆图换稿”的民族主义思想所能解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