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借原子弹逞威

第二次世界大战把美国造就成了独一无二的经济巨无霸、军事强国。

美国最初是通过什么途径，成为经济和军事强国的呢？这里列举了美国的“绥靖政策”和美国以原子弹为资本，在国际舞台上专横跋扈、不可一世的逞威秘闻。

“绥靖政策”引发“珍珠港”事件

1936年11月，日本与德国签订了《日德防共协定》，实现了法西斯轴心国之间的政治同盟。1937年7月7日，日本的华北驻军挑起了卢沟桥事变，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开始。

1937年9月，美国虽然表面上按照中立法（1935年美国会通过了中立法，禁止将美国军火运往交战国，禁止用美国船只运送军火）禁止用美国船只运送军火给日本，但却允许日本用自己的船只购运美国的战略物资。

1940年，希特勒占领了北欧，攻入法国，准备进攻英伦三岛时，日本法西斯决策者欣喜若狂，看到西方战线的胜利，决心要在东方战线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日本天皇批准了武力进驻方案后，近卫内阁鼓吹效忠天皇达到高潮，决意南进。这就是天皇说的：“近卫首相似乎打算把因中国事变失败造成的国民不满情绪转移到南方去……”

1941年6月，德国背信弃义，撕毁《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突然对苏联采取了大规模进攻。这给正致力于南进的日本造成巨大冲击。是南进还是北进，日本内部争吵不休，对于刚签署了《日苏中立条约》而主张北守南进的外相松冈，请求天皇裕仁立即批准进攻西伯利亚，推迟南进，配合德国夹击苏联，因苏联远东兵力不足，趁空虚定能迅速击败苏联。

裕仁甚感惶恐吃惊，因为这意味着日本将朝两个方向作战。

日本考虑由于苏联忙于对德作战，北方无威胁，趁势南进夺取石油、橡胶资源的东南亚，待德军摧毁苏联后再北进，以逸待劳。东条英机得意地说：“苏像熟柿子就要落地了，那时进攻，更会发挥日本的威力。”

于是1941年7月，日本为了夺取南进的桥头堡，向危难之时的法国通牒，索取印度支那南部8个航空基地和西贡、金兰湾军港。

当日军进驻美属菲律宾时，美国采取了对日本实行石油禁运，给日造成致命打击。日军惊呼：与其坐待石油枯竭，不如先发制人，日美战争不可避免。

1941年11月，“御前会议”决定12月上旬向美国开战，企图用新的战争冒险来摆脱侵华战争长期化而陷入的困境，以打破中东石油禁运给日本造成的灾难。

日本正是看准了美国对德、日、意采取的“中立”为名的“绥靖政策”而下手的。12月6日晚10点，罗斯福用个人名义直接给天皇裕仁发去一封电报，寻求“驱散乌云的办法”。但参谋部扣压了这封电报，直到珍珠港事件爆发前3小时，才交到日外相东乡手中。美国终于在炸弹和鱼雷的爆炸声中自食其果了。

罗斯福用牺牲别国利益的办法，缓和与法西斯德国的矛盾，推动德国去进攻苏联，并提出美国在“现购自运”原则下，同意售卖军火给交战双方，该提案经国会同意付诸实现。美国用军火换回大量黄金，黄金源源不断地流向美国。

历史是无情的。美国绝不会忘记珍珠港的灾难和耻辱，美国决心在适当时机报复。

珍珠港事件，激起了美国人民的爱国主义和反法西斯的热情。第二天，美国对日宣战，罗斯福总统也大声疾呼：“必须永远记住这个奇耻大辱的日子！”巧合的是，珍珠港事件的前一天，罗斯福总统刚刚批准了研制原子弹的“曼哈顿工程”。

1945年8月8日，在美国将仅有的两颗原子弹投向广岛、长崎后，苏联出兵欲占日本本土，之后日本投降。美国政府大肆鼓吹：日本投降是原子弹的功劳，只要日本在投降书上签字就是美国的胜利。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历史雄辩地证明了美国鼓吹原子弹的欺诈性和迷惑性。也证实了罗斯福说的：“俄国、中国、英国是先上场的足球队员，等他们疲乏时，我们精神抖擞，以决定全局的胜利。”这样，美国可以成为“世界上的强国和领导者”。难怪当时的英国外交大臣贝文曾鼻酸心妒地承认，美国当时正处于上个世纪拿破仑战败后英国所处的地位。

的确，美国借助日本投降获得的利益而逞威，从而形成了美国独霸世界的霸权主义野心的开始和滋长。

怪哉！天皇不受审判，战犯当首相

如何惩处日本军国主义的国家元首和陆、海、空最高统帅裕仁天皇成了日本投降后世人关注的焦点。

苏联：“天皇制应该立即废除，天皇和皇族应该作为战犯进行审判。”

中国：“应当宣布天皇是战争罪犯。”

美国认为日本只要投降就是原子弹的功劳，只要在投降书上签字就是美国的胜利。“只要天皇保证日本不再成为美国的威胁，天皇命运在你手中。”这是美国总统杜鲁门给刚被任命为盟军最高统帅的麦克阿瑟的指示。

保留天皇制有利于美国占领，防止日本出现人民革命的形势，不判裕仁为战犯，他将对美国戴罪立功，这是美国某些政客的梦想。

美国军方在1945年10月给麦克阿瑟的指示，不排除对裕仁提出起诉，取消君主制也是可以的。但是想当美国总统候选人的麦克阿瑟狂妄自大，骄横跋扈，不想听从任何人的指挥。1945年9月，他在美国大使馆私下会见过裕仁，认为他不是一个狂热的领袖，“如果裕仁被送上法庭，那么占领的各项计划必须全部修改”。就这样，美国与日本达成了交易。

在开始审判28名甲级战犯时，审判长韦茨普（澳大利亚人）和各国审判员、检察员们纷纷要求追究天皇的战争责任，最低限度也要天皇出庭作证。首席检察员克纳恩（美国人）原来是个急先锋，可是后来突然改变了态度说：“检察当局决定对天皇不予起诉。”

检察员们听了，个个目瞪口呆。苏联、菲律宾、澳大利亚、新西兰，尤其是中国的检察员都坚决反对，但克纳恩不予接受，这种奇怪的态度是因为他与麦克阿瑟进行了密商之后，出于政治照顾的原因。

在审判东条英机时，战犯东条英机说：“我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日本臣民都不会有违反天皇意志的行为，何况身居高官的人呢？”很显然，发动战争就是根据天皇的意志进行的。这时首席检察员克纳恩脸色发青，宣布下次审讯。

马上有人向狱中的东条英机送信，东条英机立刻后悔。于是在下次审讯时，克纳恩诱供性地讯问：“发动战争是天皇的意志吗？”

“由于我的建议，天皇才勉强同意了，直到最后陛下也同样祈求和平。”于是这个沾满世人鲜血，最残暴的吸血鬼独揽了罪责，既为天皇开脱了罪责，也使美国政客——首席检察员克纳恩发青的脸色消失了。

所以，在美国的庇护下天皇既不是主要被告人，也没有出面当证人，在自愿放弃“神”的身份后，既没有公开自责，也没有被迫下台。天皇竟在麦克阿瑟的“宽恕”下“保证永世不再成为美国的威胁”，裕仁还是当了过去一直充当的角色。这就是麦克阿瑟说的：“可以与驻日美军20个师的力量相匹敌。”

日本成为美国附庸国之后，美国为了防止日本出现人民革命，并以日本作为对抗苏联和中国的桥头堡，必然重新起用天皇。

不仅如此，美国仇视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心想颠覆中国。1950年11月23日，美国驻日占领军司令麦克阿瑟擅自释放了日本甲级战犯重光葵。美国1957年竟扶植了曾是侵华甲级战犯的一岸信介当上了日本首相。美国成了日本右翼势力抬头的总后台。

也就是说，战后日本的右翼势力被纳入了美国的世界战略中，实现了复活。

细菌战犯逍遥法外的历史真相

细菌战以及细菌武器残杀无辜百姓是违背国际公法的，而以活人进行细菌传染效应试验，更是惨无人道、灭绝人性的罪恶行径。

日本军国主义1930年代在哈尔滨秘密建立细菌场“关东军防疫给水部”，番号是“满洲第659部队”，苏德战争爆发后改为“满洲第731部队”，德国败降后又改称“满洲25202部队”。

当日军在哈尔滨建立系统研制生物武器基地后，又在中国各地进行生物战剂杀害试验。中国驻伦敦大使向英国公众揭露：1940年10月4日，一架日本飞机在浙江衢县城投下混有跳蚤的大米和小麦等粮食，结果21名市民死于鼠疫。3周后日本飞机在宁波故伎重演，99人死于鼠疫。1941年11月4日凌晨5时，湖南常德，其后浙江金华等地都出现了日机扔下的鼠疫病毒载体，杀死了成千上万名中国人。

与此同时，日军还在北京天坛附近建了一个细菌兵器研究所，称“华北军防疫给水总部”。在南京、广州、长春分别建立了细菌武器生产和残害试验基地。

日本投降时，在哈尔滨大规模地焚烧文件、物品连续半个多月，还将“实验材料”——400人用速效毒气和机枪扫射害死，然后拖入大坑里浇上汽油焚尸灭迹。可部队头目们觉得若不彻底灭迹，会给自己带来麻烦，于是又下令挖出尸体第二次焚烧。

除此之外，被731部队抓来送进普通监狱的中国人，也不能幸免，他们被注入氰化物剧毒品后，用袋子装起来扔进松花江。将进行罪恶活动的建筑物、炮车、高大的“四方楼”统统用大火烧掉，还在飞机库旁架起数门大炮，将“四方楼”及其锅炉房击倒和爆破，以毁灭罪证。

日本臭名昭著的细菌部队远远超过德国法西斯建立的“波兹南细菌学研究院”，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细菌杀人工厂。石井四郎是其部队队长，细菌试验仅在哈尔滨这一地方，当时就残杀了中国人、苏联人、蒙古人和朝鲜人3000多名。

1947年1月，苏联政府就日本关东军满洲731部队在中国实施细菌战，指控犯有违反国际公约的战争罪犯，要求美国审讯。然而，却遭到美国拒绝。

1947年12月25日至30日，苏联独自通过伯力军事法庭审问731部队的12名战犯。唐泽登美雄小佐供称：大约10人曾由我带去试验场，把他们捆到事先埋在那里的相间5米远的柱子上，然后用电流引爆杀伤性炸弹，很多受试者被炸伤，都染上了炭疽病，因为炸弹里装有这种病毒。另一名受审战犯证实：曾看见10名中国人分别被捆在相距20米的柱子上，然后用电流引爆炸弹，这10人全部被炭疽炸弹打伤，一周内全部在极度痛苦中死去。此部队是根据天皇本人的命令建立的，日本战犯对其进行灭绝人性的可怕试验供认不讳。这证明天皇裕仁、731部队石井四郎等人为战犯。因此苏联照会中、美、英三国建议委托特别军事法庭予以审讯。

起初美国不同意公审，并不相信日本用人做生物武器试验的报告，认为这太使人难以置信了，而且石井部队在撤退之前炸毁了细菌工厂并杀死了试验剩下的人，销毁了大部分资料，没有确凿证据。后来美国意识到了这些战犯的价值，就千方百计地为战犯庇护。

1950年2月，苏联驻美国大使向美国务卿艾奇逊递交了一份备忘录，提出要求：“原关东军军医部长梶原中将证实，陆军第731部队中将军医石井四郎领导的细菌战的部队是1937年根据天皇的特别密令组建的，因此苏联要求美国政府指示麦克阿瑟元帅重新设立国际法庭审判天皇和石井四郎等四名有关人员。”

而美国认为，苏联这时提出这一要求是对麦克阿瑟认为苏联还扣留着37万日本人，驱使他们去做残酷劳役的问题的回避，因此不与苏联合作。所以，苏联在1950年公布了审问日本细菌战犯的初始材料，在世界上引起了轩然大波。

后来，东京召开审判，美国主审官对主要指控日本细菌战的证词反应冷淡，然后就是束之高阁，甚至加以隐瞒，以证据不足为由，免予追究。

东京审判后，石井四郎先是失踪，后来公然主持美国在日本设立的细菌战机构。

对罪大恶极的细菌战犯，美国竟千方百计阻挠、隐瞒、庇护，最后使其免以审判，完全是为了不可告人的美国的利益。

原来石井四郎先向美国主审官供称，如果能以书面形式确保他本人、上级和下级从“战争罪犯”中豁免，他可以提供细菌战的详细情况和计划，这一要求于1947年5月6日电报传给华盛顿，五角大楼派埃·希尔博士和约·维克托博士到日本调查。结果使美国大吃一惊。其调查的结论是：这些实验对于西方生物战研究的潜在利益远远超过了正义的需要，如果让苏联人审讯日本人，那么将是苏联人而不是美国人得到这些研究成果……这些资料在我们的实验室中是得不到的，因为我们不能用人做实验。所以要做出一切努力，使这些提供有价值情报的日本人免于麻烦。美国如获至宝，立即在美国生物武器研究领域委以石井四郎重任，以使美国在生物战方面保持绝对优势。其二，美国怕将详细情报和生物战技术泄露给苏联。其三，起诉细菌战犯意味着将来会起诉原子弹战犯，对美国极不利。这就是当时美国隐瞒日本细菌罪犯，又千方百计加以阻挠审判细菌罪犯的目的和历史真相。

近些年来，我国东北发现大量日本的细菌弹、毒气弹，我国政府一再要求日本政府尽快销毁埋在我国的这些灭绝人性的杀伤武器，日本政府作何打算呢？

历史是无情的，应该永远追究杀害百姓的暴徒及其指挥者和纵容者。

美国的特权和霸道

1946年1月9日，东京盟国最高统帅部按盟国最高司令部的指示，在东京设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与惩处日本法西斯首要战犯。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历时两年半，共开庭818次，419人（包括爱新觉罗·溥仪）出庭作证，而裕仁既不是主要被告人也没有出面当证人，最后美国甚至对东条英机等7名罪大恶极的战犯提出“宽容、慈悲、谅解”，反对判处死刑。

荷兰法官首先表示：不能对破坏和平罪的罪犯处以死刑。

法国法官也声称：日本天皇尚且不予追究，就没有理由严惩天皇的追随者。

澳大利亚法官说：把战犯流放到荒岛上去。

美国法官虽然同意适用死刑，但他们却偏重于对发动太平洋战争的首恶分子和曾经虐待美俘的那些战犯。

中国法官梅汝璈力主对日本首要战犯适用死刑。他说：“我们不是复仇主义者，我也无意于把日本帝国主义欠下我们的血债算在日本人民的账上。但是，我相信，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我中华民族素来主张宽恕待人，但为了防止将来再有战争犯人的出现，所以对于日本的首要战犯，必须处以死刑，以防灾祸，以儆效尤。”

以梅汝璈为首的中国法官代表团决定：如果远东军事法庭免除东条英机等人死刑，对杀人者不加严惩，自己则无颜见江东父老，决心集体投海自尽，以示抗议。一周后，1948年11月4日终于裁决，判处7名战犯死刑，16名战犯无期徒刑。

然而，正待执行之际，土肥原和广田两个被告人的美国辩护律师竟于11月24日向华盛顿美国最高法院提出“上诉”，要求释放被告人，上诉书声称：麦克阿瑟无权成立审判日本战犯的军事法庭，任何美国法律或国际法均未规定侵略罪；对被告人所被指控的各项行为，均系遵守日本政府的命令等等。后来又有5名被告人也向美国最高法院提出“上诉”。于是，麦克阿瑟立即下令对所有被告人暂缓执行所处刑罚。

对此突然行动，国际舆论哗然，当然人们还以为美国最高法院会立即拒绝。不料美国最高法院于12月6日以5票对4票微弱多数，决定受理日本战犯的“上诉”。这一消息公布后，立即引起强烈反响。尤其中国，抗战8年，又经过两年半的国际审判，还要由美国法院来最终决定，群情沸腾，义愤难平。最终判决，尚需经过一国法院单独予以审查，则今后国际间的决定和行动均可同样由一国单独予以审查和撤销，这种危险先例对于未来国际间的合作和互相信任，将产生不良影响。中国报纸高呼：美国最高法院受理日本战犯的上诉是对“远东各国抗战死难平民的侮辱”。

苏联《真理报》载文谴责。英国代表、荷兰代表认为，美国最高法院这一行动是对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律地位”的打击。甚至在美国和日本也引起指责和波动，美参议院议员劳伦卓·塔纳达指责美国最高法院“没有法律根据可以这样做”。

一个被审讯战犯，除设有自聘的日本律师及辩护人外，都要配置一名美国律师。而这些律师则是为一些没有直接危害美国利益的战犯“寻找开脱”。

中国检察官不但要首先花力气击败日本的律师及辩护人和证人，还要对付美国律师的辩护。例如：土肥原贤二在侵略中国中犯下滔天罪行，出庭时他的辩护律师竟说土肥原贤二为人厚道。为此中国检察官严词反驳，并出示当年奉天特务机关专门用来向日本政府邀功请赏的报纸。其中一页载有“华南人士一闻土肥原、板垣之名有谈虎色变之概”的话。中国检察官说，这是土肥原和板垣两个残害中国人凶狠如虎的写照，但美国律师为之辩护说这是在谈老虎，与本案无关，中国检察官据理驳斥，美国律师无言以对。

在审判荒川秀俊时，荒川秀俊狡辩说：自己是搞气象的，在1万米高空存在一个由西向东强大而恒定的大气环流层，如果从日本释放气球，悬挂炸弹，顺风飘到美国轰炸将起很大作用。自己不是军人，也从没有应征服过役，只是提出气象理论。但美国审判官认为他所起到的破坏作用，远远超过一支凶悍的部队。日本1944年11月1日至1945年3月投放的7500个气球炸弹，造成美国森林着火和人员伤亡。所以，他的罪行不能饶恕，判定他7年监禁。

最让中国法官遗憾的是，此次判决，竟然没有把日本裕仁天皇列入。

原因是美国人控制的国际检察处以“保存天皇制度”为借口，对主要战争决策人之一的裕仁天皇不予起诉。

审判战犯美国都具特权，可见美国独霸世界的霸权主义在日本投降时获得了极大利益，于是滋生了美国占据世界霸主地位的欲望。要不，美国军队能长期驻扎日本吗？也可能是裕仁天皇“保证日本永世不再成为美国的威胁”的“报恩”，美国才有了今天。

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时，美国企图称霸全球，首先背弃美、英、苏、中战时大同盟，转而反苏反共。由于面对强大的苏联，它不得不尽量避免热战，进行冷战，实行杜鲁门主义。在亚洲，1948年中国革命即将胜利，扶蒋反共，企图变中国为美国附庸国。当这一政策失败，立即改变对日本的占领政策，由打击、削弱、限制和实行民主改革转为大力帮助、扶植、积极支持日本经济复兴，使日本成为美国的附庸国，而对抗红色中国和苏联。

美国借助原子弹使日本投降而获得利益并逞威，从而形成了美国独霸世界的霸权主义野心，逞雄半个多世纪。

霸权盛极而衰，这是历史发展的辩证法——自然规律。历史的车轮已经驰过一个个骄横一时的帝国的废墟。历史同时也昭示，那些没落的帝国为了推迟衰落的到来，往往会有意无意地寻找外部的刺激，甚至不惜借助于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