忘记的权利

倘若把人对其私人数据的支配权归结于他这个个人数据的创始者与主体，遗忘（vergessen）的权利，也就是个人数据的删除（Löschung）权利应该与他的控制权保持一致。在道德方面，我们的法律体系中删除数据符合权利失效的纲领。两者都有意义，两者都考虑了一个人的不同生活状况，为了让他在失足之后能够有全新的开始。

人在无法控制他个人数据的地方，这个数字化双胞胎或者虚拟僵尸的删除也就不可能。两者将通过智能机器系统化的决定，个人数据的数据包以这些决定为基础，给手掌上的寿纹、生活轨迹、生活计划或者追求名利的目标打上无效的标识——而且“命运”这个词将赢得新的意义。大数据及其无法删除的数据贮仓将决定未来人的生活履历。只是如果作为个人数据主体的人无法确保控制权，他将成为任人摆布者。因此无条件地相信数学和智能机器的判断完全是非理性的。因为智能机器容易弄错，虽然经过设计（per Design）——也是出于其他原因。

人是可计算的。我们的日常生活显示了许多反复出现的模式——有意识或者无意识的行为方式。智能机器如今能毫无困难地发现与学习这种模式。如果把它们设计成适应性机器，它们就会跟踪我们，互相适应，尽管我们可能随时改变我们的行为。

拥有或多或少智能的机器对一个人做出判断会经常发生；涉及者常常不知道，自己的判断与分类已经发生了。他了解到，只要大数据企业不准备公布其分析与预测程序，那么他就无法设身处地理解这个判断流程。对数学和科学行为方式的提示足以抵抗令人讨厌的提问者。因此数学模型使用完全自然的方式是不全面的，可能提供“错误的”结论。此外，作为人工智能的实施也不精确。它在人的重新计算时贡献了所属的小部分非决定论⁽¹⁾，涉及期待的计算结果。更糟糕的是过时的、老化的原始数据或来历不可靠和有疑问的数据常常作为机器判断的基础。如果数据是由数据销售员获得的，谁来实施来源评估（Quellenbewertung）工作呢？有多少过时的数据被继续售卖，在购入的数据包中包含了多少小卡片或者不知名的冗余数据？哪些大数据公司专门致力于数据老化（Information Aging）问题研究——通常的时间流逝之后“数据的自然形态”呢？因为与十天前提取的数据相比，具有十年历史的个人数据对未来预测的重要性就更低了。衰减（Decay），旧数据的衰减，过时数据通过自称为技术的方法用于人的计算时将慢慢隐去。

2004年5月，欧洲法院的判决针对谷歌的法律途径要求这种衰减。³⁴假如存在忘记的权利，那么敏感数据必须予以删除。

欧洲法官的判决之后直接暴露出了巨大而实际的争议，由谷歌自己发起的，令人意外地做出了：假如大数据企业的权利与公民的基本权利对立，这些权利在他们的商业活动的法律限制下在其自我实现（Selbstentfaltung）之中也会受到阻碍。忘记的权利与信息权相抵触。

我们尖锐地思考：的确，如若我们有权知道谷歌总裁的私人信用卡细节，我们就会欢迎一切不设限。这种信息我们喜欢，谷歌不能反对，因为它自己也在宣传这种权利。

这个例子虽然荒谬，但争论是严肃的。这是我们的个人数据与资本之间的争论。但是关注个人数据的伦理上的评判，正如迄今我们论证的那样，争端显然可以解决——而且对个人数据会有好处。由此，我们会同意欧洲法官的判决。因为我们的个人数据处在所有大数据企业的开始阶段——而人站在所有个人数据的开始阶段，没有个人数据也就没有大数据企业。我们公民和消费者自己也是所有大数据商业模型的有效原因，企业自身也没有比大数据经济的工具更为远大。对于利益的权衡意味着忘记的权利比信息权具有优先的地位。我们的个人数据比大数据企业自我发展的利益具有优先权。为什么这点对于人的发展如此重要呢？

谁自己额外地提取和利用个人数据，例如在自己的企业内，很少能确定，他的数据基础始终实时地处在最新状态。如果您现在怀疑，那么可以用实例来验证正确性。比如您要搬家，您会在使用能源、通信提供商和邮递员在线平台上填写您的新地址。您无须长久等待，为了查看2014年，大数据时代到底发生了什么：始料未及的极度混乱降临在您身上。没有什么真正行之有效。尽管——或者正是因为——电子转寄的委托您长时间收不到邮件。电力供应商让您的账户感到双重压力，能源供给不但有新地址而且有旧地址。其实他已经书面证明了您的在线注销。电信供应商没有经过您的雇主电话费授权就从您私人账户中扣除了款项，仅仅因为您住在邻近的房子里。数据具有较低的质量，因为非现实、错误或者糟糕的数据库设计以它们为基础。大数据时代的主要数据问题并非良好的起始状态，为了自身对非常智能化的机器做出判断。

大数据模型的道德及法律的强化对涉及者而言不幸之处在于，法庭对作为企业机密的大数据分析与预测的商业流程比个人对其个人数据的控制权给予更高的估价。各类判决，例如2014年1月德国联邦高等法院鉴于德国信用保障机构（Schufa）及其裁定一个人信用程度的记分程序做出的那项判决，³⁵揭露了相对于大数据的法律维护占优势的落后性，正如非理性地相信技术。一项判决，用35%~65%概率判定一个人为吸烟者或非吸烟者，从数学立场上观察只是一个最小的命中率。所有的事件，数据科学家这么说，不可能显示比70%更高概率的内容，人们用一枚骰子同样可以做出好的判定。

科学家早已清楚内容必须深入到社会意识中，因为随着一台机器的判定，赢得了人周围的知识的那种预先形式或者后期形式——对它的信任（Vertrauen）会有一种特殊的演变。信任，作为未来行为的假设的确已经足够了，为了实际的行为建立于其上，作为假设是知识与非知识之间的平均状态。³⁶

大数据公开承认的目标是把那种不可靠的平均状态运送到可靠知识的状态上。从上百万的假设之中，建构在海量的数据量之上，大数据跟踪发生最多频率的路径，给出其行动的推荐或者立即做出决定。与人交往将由机器的假设取代。早在20世纪行将结束之际，一个人的社会地位、行为或者声誉对人类之间的信任的形成具有决定性意义。大数据通过机器的假设取代了社会彼此交往中信任的形成。虚拟僵尸通过机器的说服力取得了一种与行动相关的个性。原来的人不再属于任何东西，将被置于无效的境地，由或多或少的科学方法重新计算。密切合作随之而来的是举证责任的逆转：人类和他的保证属于什么？从基本的无罪推定能得出什么？始终允许怀疑人的誓言，对机器的判定却不行。对技术可靠性的非理性相信起主导作用的地方，一个涉及者从来无法证明一台智能机器为何做出类似个人的错误判断。如果机器的判断与一种商业优势关联，涉及者一定会估计到其余的对手。大数据会积极地反驳，让人没有机会恢复。

如果个人数据不仅反映了人的存在，而且直接和不加控制地通过他自己确定他的未来，那么就可能让此人也陷入绝望之中。无解的个人数据，每种由此计算出的信息、分类或者预测将成为保留的特征，人再也无法摆脱。大数据否认追诉时效的和遗忘的方案。大数据拥有大象般的记忆，可以把个人数据存储上百年。一切都将保留，没有东西会消失。为了那种方案的准确性，数据科学家拥有一种数学的描述：马尔可夫过程（Markov Prozess）⁽²⁾。数据科学家运用它得出未来事件的出现概率。平行线通向没有往昔的人：它的未来仅仅取决于当下。让·保罗·萨特以几乎残酷的方式就这么实现了核心信息：“历史是……”

萨特，存在主义的代表，认为我们之中每个人一出生就被抛入一种毫无意义的虚无之中。首先是我们的存在、思考与行为随着时间的流逝赋予这种虚无以意义。假如真是如此，那么个人数据就拥有对人某些正常的、基本性的东西，不仅仅服务于它的阐述，我们就会反对忏悔人作为其数据主体。如果虚拟僵尸发挥了他与行动相关的作用，那么大数据正好依赖这种观念。大数据存在主义具有决定性的触及人的地方，让每次全新的开始都无可能。大数据企业无法消除的数据，不允许重新开始。人将在所有的个人数据基础上得以确定，他想要借此赋予他生命曾经的表情，在他全部的、完全不同的生命阶段和状态中，浇筑大数据生态系统的现代化数据银行内的永恒记录。出路吗？萨特舞台剧？阿尔托纳的死囚？³⁷的主人公除了自杀之外无法摆脱其纳粹的过去。在主人公“自杀”时也显示了大数据世界里自由之完美的虚无。少尉对“自杀”的决定是不自由的，因为生命及其过去变得不可能，不存在原谅与遗忘过去的出路。而决定早就做出了——伴随着逝去的行动——道路已经指定，并且不可逆转。

大数据宇宙之人迷恋于一种类似的虚幻。人还要强调，他可以自由选择，要么尊重智能机器的决定，要么反对机器的决定。但是如果为了监控身体的机能，量化自身运动的信徒佩戴一款小型移动健康表带，佩戴者为了他的健康今天必须走七百步，他会做出与他的健康表带的“温柔的压力”相抵触的决定吗？他可以，但是对他而言不会没有后果。健康表带对他进行编程，决定他的行为。问心有愧，责任的感觉——这里又再次出现了，这是监控的后果。当量化自身运动的信徒决定借助移动的“监护病房”实施物理监控时，他在那一刻抛弃了决定的自由。信仰，他的自由不应该有任何损失，人们戴上了健康手环仍然可能会想，那是在耍花招。

(1)非决定论（Indeterminismus）：与决定论相对，否认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着客观规律和必然的因果联系，认为事物的发展、变化是无客观规律的、事物内在的“自由意志”决定的。它认为个体有做出各种选择的自由，人们可以预测他自己行为的结果，能够自己决定如何去运作，例如根据他们自己利己的目的去牺牲公众的利益。译者注。

(2)马尔可夫过程（Markov process），是一类随机过程。它的原始模型马尔可夫链，由俄国数学家A.A.马尔可夫于1907年提出。该过程具有如下特性：在已知目前状态（现在）的条件下，它未来的演变（将来）不依赖于它以往的演变（过去）。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