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忘记老朋友

导读：

弥留之际的“不能忘记老朋友”凝聚了周恩来总理的生命智慧和高尚人格。本文记述了周总理与张学良、张镇、杨立三、宋庆龄、傅作义等人的珍贵情谊，多视角展现出周总理的人格风范。“在历史继承性与时代延展性的意义上，他的伟大人格，又成为新时代的富于魅力的宝贵精神财富，犹如一块晶莹剔透的宝石，从各个不同角度闪射着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夺目光辉。”

＊一＊

“死生亦大矣！”一个人在告别这个世界时的遗言，历来被看作一种经过深思熟虑的生命嘱托，一种具有纪念性、经典性、持久性的临终交代。如果当事人是一位举足轻重、影响深远的政治家，一位轰动世界、名垂青史的伟人，那么，他的遗言就更有其特殊的意义和不容忽视的价值。

周恩来总理在濒临生命终点时，郑重嘱咐：“不能忘记老朋友。”这句普通至极的家常话语，却是饱含着生命智慧、人情至理的金玉良言。寥寥七个字，杂和着血泪，凝聚着深情，映现着中华文明伦理道德的优秀传统，闪射着伟大革命家高尚人格与政治远见的夺目光辉，当然，里面也渗透着我党数十年来斗争实践中正反两方面的经验。

1975年，对于中国来说，这是异常艰难的一年，举国上下在忧心忡忡中度过。而周恩来的病中岁月，更无异于在刀尖剑芒上翻滚，历经着百倍的痛苦熬煎。入秋之后，他的病情进一步恶化，癌细胞迅速扩散到腹腔内脏，转移到全身重要器官。基本上处于卧床不起状态，大小便只能在床上解决，进食主要靠鼻饲。尔后，消化道发生部分梗阻，只得改为由静脉输入必要的营养物质。而大剂量的各种广谱抗菌素的反复应用，又使肠道菌群失调，引起严重腹泻，发生全身性霉菌病，导致持续高热不退，心肾功能衰竭。由于免疫系统面临崩溃，癌瘤更加疯狂肆虐，引致周身上下剧烈疼痛，经常是浑身抖颤，大汗淋漓；各种镇静、止痛药物全然失去了作用。即便在这种状态下，总理仍然表现出高度的自制力。待到疼痛再也忍受不住了，才把医生叫过来，说：“我很疼，能不能哼一哼，叫唤叫唤？”医生眼含着热泪回答：“总理，您现在愿意怎样就怎样吧！”

12月20日清晨，一直处于昏迷状态的周总理稍微清醒一些，便提出要见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负责人罗青长。可是，待到罗青长匆匆赶到三〇五医院一楼西侧的病房时，护士却悄悄地告诉他，总理已经昏睡过去，请他在隔壁房间略等一下。直到中午时分，周总理才苏醒过来，亲切地招呼他坐在病床旁边，然后，翕张着干瘪的嘴唇，以微弱的声音，吃力地询问了台湾近况和在台的一些老朋友的现状，最后，郑重嘱托：“不能忘记老朋友。”停顿了一下，又稍加解释：“不能忘记那些对人民做过有益事情的人们，那些帮助过我们的老朋友，哪怕他一生中只做过一件有益于革命的事，比如还在台湾的两位姓张的朋友……”不到十五分钟的谈话，总理竟两次被病痛折磨得说不出话来，最后，再一次进入昏厥状态。

罗青长在周总理身边工作了四十多年，听过总理多次部署对台工作。他知道，“在台湾的两位姓张的朋友”，首要的一位指的是张学良将军。总理多次同他谈过，张学良是千古功臣，是一位伟大人物，“西安事变”挽救了国家民族的危机，“为中华民族促成了惊天动地的大团结”。

周恩来与张学良相识、相知于1936年。那一年的4月9日，应中共高层领导人之邀，驻兵西安、担任“剿共”副总司令的张学良将军，秘密赶赴延安，与周恩来会晤；一个月后，他们又密谈一次，都是商讨红军与东北军携手抗日、共同救国的途径与办法。两人首次见面，各自给对方留下了良好而深刻的印象。事后，周恩来致信张学良：“座谈竟夜，快慰平生，归语诸同志并电告前方，咸服先生肝胆照人，诚抗日大幸！”张学良对于这次会谈也非常满意，说：“比我想象中好多了，我结识了最好的朋友，真是一见如故。周先生说话有情有理，给我印象很深，解决了我很多的疑难。中国的事从此好办了。” 当即拨出两万银元送给红军；返回西安后，又拿出二十万法币接济正处于困境中的中国共产党。过了七个月，“西安事变”发生，周恩来应张学良邀请，飞抵西安，在金家巷张学良公馆里，两人朝夕相处了八天，共商和平解决善后事宜。此后，他们就再也没有见过面。古人论交有“十日平原”的佳话；他们两番密晤，尚不足十日，却建立了历数十年不变的深厚情谊。

世上交情，多种多样。有总角相识，友谊深结，始终坚守不渝的故旧之交；有相逢于危难之中，共济时艰，托契深重，甚至以性命相许的患难之交或生死之交；有志同道合、情趣相投、声应气求的知己之交；有向风慕义，精神上相互信赖、相互砥砺，事业上相互支持的道义之交；当然也有趋炎附势，私利交接，彼此互为利用，势衰而交绝、利尽而情疏的势利之交或市井之交。周恩来与张学良兼具知己之交、患难之交与道义之交的共同特色。他们年岁相若，而出身、阅历、教养和成长的政治环境迥然不同，尤其是两人的个性、气质乃至处世方式差异很大。但是，由于为人正直真诚、重义守信、顾全大局、富有政治远见等共同基点，使这两位时代的精英心心相印、一见如故，在国家、民族的公利之上，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道义之上，泯除了出身、个性方面的差异，结为至交、挚友，深情厚谊终始如一。

那么，另一位“姓张的朋友”呢？罗青长也晓得，指的是张镇先生。事情已经过去了整整三十年。1945年10月，国共谈判正在进行中。在签订《双十协定》两天前，一直致力于国共合作的国民党要员、谈判代表张治中，举行盛大鸡尾酒会，宴请毛泽东主席等中共代表。不料，当晚突然发生八路军驻渝办事处秘书李少石途中遭国民党士兵枪击事件。闻讯后，周恩来立刻警觉起来，深为毛主席的安全担心，于是，向出身于黄埔军校的旧相识、时任国民党重庆宪兵司令的张镇提出“派兵护送”的要求。张镇立即调来自己的座车，并亲自护送毛泽东返回红岩，保证了中共高级领导人的安全。张镇后来去了台湾，但周恩来一直铭记着这件事，曾嘱咐罗青长：“将来台湾解放了，一定不要忘记张镇的这一功劳。”

＊二＊

中国社会文化，在很早时期即彰显人本思想，重视人伦教化，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的五种伦常关系，被称作“天下之达道”。“五伦”中的前四伦，或体现宗法等级制度，或依托于姻亲、血缘关系，唯有“朋友”一伦，建立在平等基础之上，靠的是志同道合。古人定义为：“同师（同门）曰朋，同志曰友。”它不仅受情感支配，还要依赖义理来制约与维系。一条重要准则，就是“朋友有信”。也就是超越一己之私心去符合人伦的、社会的、公共的道德目标，崇仁重义，礼尚往来，通情谊之好，结信义之诚。这是维持纪纲秩序、促进社会和谐的基本保证。

周恩来从小就沐浴在温馨、仁慈的母爱之中，养成了温厚谦和、善与人同的性格和量大而能容人的气度。据南开学校《毕业同学录》中对他的评语:“君性温和诚实，最富于感情，挚于友谊，凡朋友及公益事，无不尽力。”在周恩来看来，人立足于世，既然不能像草木禽兽那样只靠自己生活，那就必须依靠公众的扶持，结交朋友。从政治上讲，这是缓解敌我对抗、分化敌对势力、消减对立情绪的有效手段；就个人修养说，“嘤其鸣矣，求其友声”，是学习他人经验、塑造理想自我，“名由之成，事由之立”的重要途径；从工作角度看，则是沟通思想、统一认识、协调关系的一种方法。因此，在求学时代，他就结识了许多良师益友，并从中多有受益。

感恩思想，是周恩来立身处世的一个亮点。他恪守着“我有恩于人，不可不忘也；人有恩于我，不可或忘也”的中国古训，哪怕是别人的一点点好处，所谓“滴水之恩”，他都会永不忘怀。1935年8月，周恩来在长征途中，患了严重的肝脓肿病，连日高烧不退，五六天没有吃什么东西。不要说过草地，就是在平地上行走也十分困难。指挥部决定组织担架队把他抬出草地。兵站部部长杨立三坚持要参加给周恩来抬担架。他的双肩磨破了，脖子一歪就痛，走出草地就累病了。多少年过去了，周恩来一直记怀着这件事。1954年11月，时任解放军财务部部长的杨立三因病去世，周恩来不顾工作繁忙，亲自参加追悼会并主祭，最后还坚持要抬棺送葬。同志们一再劝阻，可是，周恩来说：“在长征途中，我病了他可以抬我，为什么他临终，不能让我抬他呢？” 表现了一种平等而深挚的同志之情。

对于为革命、为民族解放事业做出过贡献的同志，他更是铭感于心，毕生不忘。上海解放不久，周恩来前去视察，上海军管会陈毅主任安排了一个座谈会，著名民主人士彭文应应邀出席。散会后，周恩来快步走到他的面前，口称“彭先生”，热情地与之握手。彭文应深感惊愕，周恩来便向他追述了30年代初的一件往事。当时，周恩来在上海组织领导“地下工作”，有位同志被捕，听说如能以金钱“打通关节”，即可免送警备司令部。但周恩来当时手头拮据，通过友人介绍，找到了思想进步、家境又颇为富裕的彭文应，向他求援，使那位被捕的同志很快获得了自由。据彭先生回忆，当时拿出的钱并不多，大约相当于今天人民币一百元，事过之后早已忘怀了。谁料时隔二十年，周恩来竟还结记着这件事，当即嘱托陈毅同志：“这位彭先生曾在我们困难的时候，帮过我们的忙，我们一定要记住这位朋友。”

“不能忘记老朋友”，这是周总理信守终生的一项处世准则、做人规范。既然即使“哪怕他一生中只做过一件有益的事情”我们也不应忘记；那么，对于那些为国劳苦劬劳（劬劳，特指父母抚养儿女的劳累）、功勋卓著、治绩辉煌的负责干部，那些同舟共济、赤诚相与、肝胆相照的党外朋友，当他们陷入逆境之时，还能坐视不顾吗？为此，十年动乱中，尽管他自己也处境艰难，且重病缠身，还是尽最大努力，保护了大批党内外的高级干部与知名人士，体现了一片革命真情，留下了许多动人佳话。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贺龙就受到林彪、康生、江青的诬陷，东交民巷的家也被造反派进驻了。为了保证贺龙的安全，周恩来先是安排他到新六所住，后来又改在他家西花厅的前厅。可是，“一月风暴”的飓风也刮进了中南海，这里还是不行，周恩来便又把他们夫妇安排到香山附近的象鼻子沟。尽管周总理尽全力加以卫护，但贺龙最终还是被迫害致死。 1975年6月9日，周总理拖着极度衰弱的病体，参加了贺龙骨灰安放仪式。他见到贺龙夫人薛明时，声音颤抖地说：“我没有保住他啊！都六年了，老总的骨灰没能移到八宝山公墓，我很难过啊！”

在红卫兵破“四旧”，乱抄家、乱揪斗的狂潮中，许多民主人士首当其冲，大难临头。他们大都是与中共长期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的老朋友，为民族解放事业做出过很多贡献。周恩来日夜操劳，多方奔走，帮助他们摆脱困境。他把在上海遭到冲击的宋庆龄先生请到北京，并指派他的保卫人员担任安保工作；下令上海有关部门立即修复遭到破坏的宋家墓地；指示人民出版社重印《孙中山选集》，并亲自为新编的《宋庆龄文集》题写书名，以抚慰在精神上饱受创伤的宋庆龄副主席。1974年，住院治疗中的周总理，得知傅作义生命垂危，不顾医生劝阻，仍然亲自前往医院探视。总理拉着傅先生的手说：“您对和平解放北平是有功劳的。”处于弥留之际的傅作义，听了这一番话，心情十分激动，眼里闪现着晶莹的泪花。

1975年8月24日，周总理拖着虚弱的病体，在北海公园散步，面对澄碧的湖水，长时间地凝望、沉思，然后转身向随行的医护人员问道：“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今天是老舍先生的忌日！” 九年前的这一天，人民艺术家老舍先生不堪“造反派”的污辱和毒打，投湖自尽。周总理闻讯后，异常痛心，满腔愤怒地跺着脚说：“把老舍先生弄到这步田地，叫我怎么向社会交代呀？！”深为没有保护好这位老朋友而痛苦自责。事发后第五天，他便亲自起草了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经毛主席批准，使一大批有功于人民的重要领导干部和爱国民主人士免遭迫害。

解放前，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因抨击官僚资本而被逮捕，周恩来四出奔走，将他营救出来。但蒋介石不准他出任公职、教书、讲演和发表文章，以致生活十分困窘。周恩来指示重庆《新华日报》全文刊载马寅初的著作《中国工业化与民主》，并致送最高稿酬，一时在国统区知识界传为佳话。1957年，马寅初因发表《新人口论》，被批为“中国的马尔萨斯”，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康生等人要把他划为右派，周总理出面回护，使他得以幸免。1972年，九十高龄的马寅初患直肠癌，经总理亲自批示，及时施行手术治疗，使其身体得到了康复。而正是这一时刻，周总理本人也不幸罹患癌症，却因未能得到及时治疗，留下了致命的后患。马老从他与周恩来的几十年交往中，由衷地作出评价：“周恩来是最得人心的共产党员。”

周恩来多次强调，要帮助党外朋友解决具体实际问题。他曾亲自为宋庆龄、郭沫若、沈钧儒、马寅初、冯玉祥等爱国民主人士祝寿；亲自安排为司徒美堂制备衣物，以抵御北京气候的严寒；为齐白石老人整修庭院；为老舍先生装修地板、求医治病……许多民主人士感动地说:“周总理不愧为‘周’总理！！真周到。”老舍夫人胡絜青说：“总理善解人意，他懂得尊重人。在与演员合影时，大家出于尊重，把中间位置留给他，他却总是让给那些老艺术家。在他身上，你永远找不到强加于人、强迫命令、‘我说了算’的感觉。他永远是用商量的口吻同你说话。他对文学艺术上的一些见解，你可以接受，也可以不接受，不接受也不要紧。这就是周总理。所以，在文艺圈子里，他的朋友最多。”冰心老人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我所见过的和周恩来总理有过接触的人（不单是文艺界），无不感到总理对他们都是特别地关心和爱护。这并不奇怪，因为总理是中国亘古以来付与的爱最多，而且接受的爱也最多的一位人物。”

周恩来长期主持我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建立了特殊的历史功勋。他在同党外人士交往中，一贯襟怀坦白，输诚相与。他说：“对党外人士要真诚和蔼，不要虚伪。只有把对方当作朋友，人家才会把你当作朋友。”他提倡共产党人要敢于交畏友和诤友，“要尊重人家的意见，让人家把话讲完，使党外人士在各种场合都敢于讲话，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他以自己的人格力量，影响、教育、团结了广大民主人士。许多党外朋友都把他看作披肝沥胆、最堪信任的知己，使中国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具有强大的号召力、凝聚力、亲和力，使各方面的盟友在潜移默化中接受共产党的主张，做到同甘共苦、并肩前进。

＊三＊

在几千年的中国文化传统中，评价一位卓绝超群的政治家，除了考量其功在当时、名垂后世的政治实践，总要兼顾其德行、品格与思想。历史上，凡是真正伟大并被世人所衷心景仰的杰出人物，无不具备高尚的人格和优秀的品质，这是他们的感召力、影响力的核心所在。较之政治活动的多变性、偶然性与不确定性，他们的道德品质、人格魅力则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一致性和普世性，集中地体现着政治家的思想、行为的主导特征。而周恩来正是那种把政治抱负的实现与理想人格的塑造高度统一起来，达到“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典范。

总理生前，时刻以国家、民族为重，他把个人的得失、进退、忧乐、荣辱，同祖国和人民的前途、命运完全融为一体，真正做到了：“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文化大革命”中，他曾冷静而坦然地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我只有八个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生前，他没有儿女，没有财产，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堪称“平民宰相”；死后，完全没有自己。清清白白地来，干干净净地走。

1976年1月11日薄暮时分，十里长街两侧，百万群众冒着严寒，自愿为周总理送灵，北京城和整个祖国大地，都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周恩来赢得人民如此由衷的敬仰和爱戴？当然与他的伟大功业有关，但更重要的还是因为他自身有着崇高的品格修养——他把中华人文传统升华为一种特殊的人格魅力；他与广大人民群众有着真正的心灵契合；在新的更高的基础上，对同志、对朋友、对人民的真诚爱心和人格尊重。

理性与情感、原则性与灵活性，对于革命者来说，这是经常碰到并且较难处置的两对矛盾。而周恩来却是妙手天成，处理得圆满无缺，非常出色。他能做到情于所当情，理于所当理。抗战时期，与中共谈判的国民党代表张冲先生去世时，周恩来写了一篇悼念文章，其中有这样一段话：“我与淮南先生往来何止二三百次，有时一日两三见，且常共起居，而所谈所为，辄属于团结御侮。……我与淮南先生初无私交，且隶两党，所往来者亦悉属公事，然由公谊而增友谊，彼此之间辄能推诚相见，绝未以一时恶化疏其关系，更未以勤于往还丧失党格。”

无论在穿梭走访的外交活动中，还是在日常纷繁的行政事务圈子里，无论是与外国政要、世界名流交往，还是与党外朋友、普通百姓共处，周恩来都始终保持着谦虚坦诚、温文尔雅、光明磊落、彬彬有礼的风度。即使彼此出现原则性的意见分歧，也不会影响对对方人格的尊重，始终表现出一种发自心灵深处的东方型的人格美。这恐怕就是周恩来特殊人格魅力的根本底蕴与关键所在吧？

周恩来的品格带有浓重的伦理道德色彩。他待人处世、政治交往，富有人情味。在革命战争年代和路线斗争时期，他那不可多得的儒雅谦和的人文意蕴，待人以诚的同情心理，驱散了那种 “只问目的，不择手段” 、冷面无情的惨淡色彩。他的品格修养连着事业，连着生活，连着人心。

1946年1月30日，周恩来乘飞机自西安返回重庆，经过秦岭上空时，突然遇到一股强大的冷气团，机身结上一层厚厚的冰甲，致使沉沉欲坠，机长紧急下令往下抛置东西以减轻分量，并组织机上人员准备跳伞。周恩来也背上了降落伞。这时，机舱里突然传出一阵哭声，原来是被国民党非法逮捕的北伐名将、新四军军长叶挺的女儿、十一岁的小扬眉，见自己座位上没有降落伞，着急得哭泣起来。坐在前面的周恩来，立即穿过摇摆不定的机舱，迅速地来到扬眉面前，毫不犹豫地把自己的伞包解下，给小扬眉背上。这何止是一个普通的伞包，他是把生的希望给了他人，而把死的威胁留给自己。这种无比高尚的品格感动了机上全体人员。

凡是同周恩来有过接触的中外人士，不管立场、观念如何不同甚至对立，都会不由自主地为他的人格魅力所吸引、所折服。人们深深地体会到：他的人格力量，不仅成为民族的认识、历史的认识，也已成为世界的认识。作为一种精神力量，它超越了意识形态，超越了国界，超越了时空，与世界文明交融互汇。英国著名传记作家迪克·威尔逊说：“周恩来是中国‘上层社会’中的一个人，不仅在中国大陆，甚至在中国台湾、中国香港，以及其他国家，普遍受到非中共人士的爱戴和崇敬。”

他像一块巨大的磁石，吸引了所有与他交往的人。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说：“过去二十五年里，在我有幸会见过的一百多位政府首脑中，没有一个在敏锐才智、哲理通达和阅历带来的智慧方面，能超过周恩来的。这使他成为一位伟大的领导人。”

曾经二十三次会见过周恩来的日本友人冈崎嘉平太在其缅怀文字中，把周恩来与释迦、耶稣、孔子等伟大人物并列，称之为“人生导师”，认为周恩来代表了他所一直寻找的“人”的概念。著名爱国将领冯玉祥同周恩来会面后，折服于周的渊博学识和坦诚人格，发出了自己“吃饭太多，读书太少”的感叹。著名医学专家林巧稚深情地说：“我从周总理身上，看到一种真正高尚无私的人格。多少年来，他的这种崇高的精神影响着我。要说真有上帝，那么，他就是我心中的上帝。”

作为高尚完美的典范，周恩来跻身于20世纪世界伟人的行列，达到了人格境界的巅峰。在历史继承性与时代延展性的意义上，他的伟大人格，又成为新时代的富于魅力的宝贵精神财富，犹如一块晶莹剔透的宝石，从各个不同角度闪射着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夺目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