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岸的普林斯顿

1934年9月，21岁的保罗·爱多士登上火车，第一次离开了匈牙利，这是他无数次数学之旅中的头一回。此前几个月，他刚刚在双亲的母校—帕兹马尼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英国的曼彻斯特大学向他提供了一笔一百英镑的奖学金。可是，爱多士并不能享受旅途的愉快，相反，他感到有些疲惫，甚至不知道如何在火车上对付一日三餐及其他琐事。唯有数学技艺的交流给他带来乐趣，路过瑞士时他第一次敞开大脑，在苏黎世拜访了一位数学家。

10月1日早晨，爱多士永远都记着这一天，他乘坐的火车抵达了剑桥。可是，来不及参观这所举世闻名的大学城，他又一次敞开了大脑，与两位前来迎接的数学同行来到三一学院做长时间的学术探讨。之后，他们在一起共进午餐，同行们这才发现，爱多士还从来不会在面包片上涂抹黄油。

在对剑桥大学做了短促的访问以后，爱多士继续坐火车北上，而后西行来到曼彻斯特。这座如今以足球闻名于世的城市，那时还只获得过两次甲级联赛冠军和一次足总杯冠军，并且这个成绩也是在20世纪初取得的。可是，曼彻斯特大学的数学研究中心却早已名声在外，由于欧洲大陆日渐上升的紧张气氛，它吸引了众多的外国访问者前来讲学或合作研究。

事实上，当时欧洲大陆（英国人称之为欧洲）的知识分子还没有想要移民到大西洋彼岸的美国，曼大数学系主任莫德尔教授本人就是个美国人，他中学毕业后好不容易才凑足路费来到英伦求学，经过刻苦的奋斗成为知名的数论学家。因为以莫德尔命名的一个猜想的解决，最终还颁发了一枚菲尔兹奖。事实上，在费尔马大定理的证明得到完全确认之前，莫德尔猜想的解决一般被认为是20世纪数论领域所取得的最重要成就。

在曼彻斯特逗留期间，爱多士和一位德国数学家以及莫德尔的中国学生柯召合作撰写过一篇组合理论方面的论文，其中包含了著名的爱多士—柯—拉多定理。可是，由于当时的数学界对组合理论缺乏兴趣，这项工作迟至1961年才得以发表，立时成为一篇经典文献。柯召先生是我的浙江同乡，在他80岁华诞的宴会上，小辈的我曾与他在成都用道地的台州方言做过交谈。

柯召在曼彻斯特取得博士学位后返回祖国，一直在四川大学和重庆大学执教，爱多士第一次来中国正是应他的邀请。他和华罗庚作为仅有的两位数论学家同时当选为中国科学院的首批学部委员。遗憾的是，柯召回国后由于受到环境等因素的制约，未能再现当年的辉煌，但他培养出了一批优秀的数学人才，在中国的大西南开辟了一片数学新天地。

在英伦的四年期间，爱多士并不满足于待在一座城市。事实上，他几乎没有连续一个星期在同一张床上睡过觉，总是敞开着大脑，穿梭于曼彻斯特、剑桥、布里斯托尔、伦敦或其他大学城之间。那个时候，青年爱多士的工作已显露出独特的个性：游戏、灵敏和原创。例如，他猜想，一个正方形可以分割成若干个大小不等的正方形，直到四十多年以后，才有人证明了这些小正方形的最少个数为21。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有一位叫塔特的英国青年就因为研究爱多士的这个猜想取得的成绩而被推荐去参与一项秘密的军事计划，结果他们找对了人，塔特成功地破译了德国潜水艇艇长们发出的电码，使得盟军顺利截获和捣毁了敌方的物资供应船只，从而大大缩短了战争的进程，这大概是英国邀请爱多士访问获得的最好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