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等强国的崛起与全球治理秩序的重塑

中等强国为在新体系中谋得更大权势，同大国就限制大国在制度安排和机构配署上的权力，以及维护居于次等阶级国家的权益等议题进行了激烈的交锋和博弈。如在联合国机构中最具权势的安全理事会规制设计中，中等强国虽没能阻止大国的一票否决权，但非常任理事国的体制安排和席位分配便是中等强国努力成果的积极回报。第一届联合国安理会包括同大国数量对等的中等强国（澳大利亚、巴西、墨西哥、荷兰、波兰），并且从后来当选非常任理事国的国家频次看，该议席也与中等强国的国际定位相吻合。在《联合国宪章》中，有关主权平等、责任义务的均等、权力分配的区域平衡等原则精神能够以规章制度的形式确立，都离不开中等强国的重要贡献。^[24]

中等强国在某些全球治理的低端政治上扮演领导者的角色，他们认为凭借自身在专业知识和技术储备较高领域的学科优势，在现行大国主导的联合国体系下进行技术自决的合作，比推进国家合作更加容易，从而积极主张通过参与来引领功能技术性国际组织的发展和规划。中等强国在自己所擅长的领域，有时面对大国不支持甚至反对的情况下推进功能性议题的设定，通过建立相关机制协调国际专业联盟的合作，发挥传播相关国际规范进行制度起草和概念制定的积极效用，迫使大国作出让步或逐渐接受其主张的规范和制度，最终推动全球性问题的治理。如加拿大促成全球禁雷运动达成《渥太华公约》进程中的引导意义，瑞典对于全球裁军和军控领域的标杆作用，澳大利亚在制定防止生化武器扩散、推动建立监控生化领域出口管制的示范推广效应等。尽管中等强国已经一定限度内参与联合国机制的建立和设置，但联合国依然带有传统国际体系固有的大国政治痕迹，中等强国的独特作用仍旧没有显现，联合国机制在一段时期内继续维持大国和非大国的二元格局。

从全球层面看，中等强国在一定程度上已成为决定国际秩序发展方向的关键性国家。如在联合国安理会改革问题上，由韩国、墨西哥、巴基斯坦、阿根廷等中等强国牵头的“团结谋共识”运动，成为打破“四国联盟”（日本、德国、印度、巴西）希冀以抱团捆绑方式，单方面强行获取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图谋的先驱力量。而在国际金融危机后跃升为全球治理首要平台的二十国集团机制中，除包括当今世界所有的传统既成大国和新晋大国外，还增加了澳大利亚、墨西哥、韩国、土耳其、印尼、阿根廷、沙特阿拉伯等数个中等强国。在地区层面，以中等强国为主干的区域性多边组织影响力不断增大，日益成为推动全球治理体系转型的重要因素。

在二十国集团机制中，中等强国得以亲身介入国际制度结构和治理功能的顶层设计进程中，由全球制度新规范、新理念的被动接受者转变为主动倡导者，从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以往国际秩序创建完全由大国垄断操纵的旧有模式。尽管在二十国集团机制中大国仍旧占据着绝对优势地位，体系组织的议事权和领导权依然掌握在大国尤其西方老牌大国手中，中等强国并未真正能够完全与其平起平坐地主导国际制度进程的动向走势，但毫无疑问，中等强国借力二十国集团机制在国际事务中获得了更多的参与权和决策权，在该框架内中等强国有机会同大国进行常态化的协商、会谈甚至直面争吵，在法理上享有与大国对等平齐的投票权和表决权，相对公平平等地参与全球秩序重构，晋升为在“会议桌前拥有席位”的体制内国家，开启从游戏规制的遵从者向倡导者的地位和身份转变。

从G20峰会举办国的变化，也可看出部分中等强国地位和影响的上升。在韩国举办G20峰会之前，G20峰会都是在欧美发达国家举行。2010年韩国担任G20主办国时，其政府和领导人积极协调各方立场，力图在继承以往议程基础上有所作为、有所推进，包括提出有关共同增长的“首尔发展共识”，注意听取G20外部不同地域和类型国家的声音，邀请不同利益团组的非G20代表出席会议，推进非G20代表参与的制度化等。^[25]继墨西哥举办G20峰会后，土耳其将是2015年G20峰会的主席国，在实行按地区的轮值主席国制后，二十国集团中其他发展中大国在分担主办国负担的同时，也会通过主席国身份和主办峰会的机会提高自身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和影响。例如，作为G20首个在发展中国家主办的墨西哥洛斯卡沃斯G20峰会议程上，发展问题占有相当大的比重。

当前，基于实力、利益和价值的差异，二十国集团大体上衍生分化出以七国集团和欧盟代表西方守成大国利益的板块、金砖国家代表新兴崛起大国利益的板块和其余中等强国板块三类平行并存的亚团体，其中七国集团和金砖国家是搭建二十国集团平台的两根关键支柱，游走于两大方阵之外的中等强国则构成独立于两大群体之外的广阔“中间地带”。2012年6月，在二十国集团墨西哥峰会上，“金砖五国”和“西方七国”分别举行“G20大峰会前的小峰会”，就全球治理的重大议题预先协调立场，标志二十国集团机制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两大集群交锋博弈的“战场”，而中等强国的战略价值自然引起两大群体高度重视，成为两股力量争取联合的对象。随着中等强国在世界政治、经济拼图中权势地位的实质性提升和重要性愈益凸显，主要国家集团和力量组合都不能再将其等闲视之，纷纷将战略视线瞄向中等强国。中等强国不仅在经济上成为既成大国和崛起大国结交示好的对象，政治上也成为战略力量争强的资源，各股势力都在努力取悦中等强国来为己方“添分加码”。

比如在欧盟所确立的战略伙伴关系里，除了美国、日本等西方传统盟邦，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等新兴大国，以及阿盟、非盟、东盟、拉共体等重要的国际和地区组织外，还包含墨西哥、南非、韩国、印尼、加拿大以及作为入盟候补国的土耳其等6个中等强国。此外，巴基斯坦、埃及、尼日利亚则是欧盟筹谋扩大中的对话合作伙伴。^[26]在欧盟内，欧洲大国都非常看重发展同中等强国的外交关系。法国、德国和波兰建立的魏玛三角年度例行会晤机制，中等强国波兰作为三边关系中的重要一方，同德、法两个大国共同构成商讨中东欧事务鼎足而立的格局；法国、意大利主推欧盟南下的“巴塞罗那进程”和筹组“地中海联盟”，也特别在意加强与中等强国西班牙、土耳其、埃及的协调合作，当时法国总统萨科奇大力倡建的“相对大国”团体，不但包括准一流大国，还试图将若干中等强国收入阵中。

美国作为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从长期维护领导国际秩序的战略利益考虑，十分看好中等强国日益增强的现实价值和潜在资产。奥巴马政府提出按照“多伙伴世界”计划构建美国与部分重要战略盟友、合作伙伴的外交关系，其寓意就是企图通过拉拢实力快速增长的中等强国来抗衡新兴大国崛起和西方大国衰落对美国霸权的消解冲抵；^[27]而前国务卿希拉里认定未来美国需要与之协作解决全球性问题的世界八大新兴力量中，就包括墨西哥、土耳其、南非、印尼等中等强国。另外，新兴大国自身也都极为重视增强同中等强国的合作，印度和巴西便联袂南非共同组成三国对话论坛（IBSA），营造常态化的交换彼此看法和协商相互对策的机制平台，俄罗斯、巴西也都在近期将与土耳其、南非、韩国的双边关系提升到战略层面的水准。金砖四国吸收中等强国南非成为金砖五国改名为金砖国家机制，意味着新兴大国集团正在努力拟合融入更多中等强国元素，而印尼、墨西哥也曾是被广泛看好的“第六块金砖”。

近年，随着金砖国家体制渐趋成形完善，在G20的组织框架内逐步形成G7和金砖国家两大强势的亚团体，驱动G20发展方向和未来走势的状况，而游走逢源于两大阵营群体之外的多个中等强国隐现被“边缘化”的可能。有鉴于此，部分中等强国也开始寻求“抱团取暖”、联合自强的方式以改变不利境况。2010年11月，韩国作为轮值主席国就积极推动二十国集团里中等强国联合起来进行再集团化，试图通过组建“中强”集团的方式推进彼此间的横向联合，以便与七国集团和金砖国家形成某种必要的均势平衡。韩国的倡议得到多个中等强国的积极响应，澳大利亚、土耳其、印尼、墨西哥四国联手韩国将此理念设想向实质落实迈进。2013年8月，韩国媒体爆料称“韩国政府日前正同澳大利亚、墨西哥、土耳其、印度尼西亚等核心中等强国进行协商拟成立内部暂称PMP集团（Pivotal Middle Power Group）的中等强国国际组织，以便在国际舞台上加强与中等强国之间的政策协助。韩国外交部已设立外务长官特别通道对专案进行讨论，并考虑组建以部长助理为团长的中等强国专门工作组。同时，韩国政府还计划以外交部部长官尹炳世9月出席联合国大会为契机，正式组建“中等强国为基体的国际组织”。

2013年9月，韩国外长在出席68届联大会议间隙，“领衔”墨西哥、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土耳其四国外长共同举行会晤，宣布MIKAT^[28]中等强国定期常态会晤机制正式确立。此举不仅标志着中等强国的联合自强迈出重要一步，更意味着韩国树立中等强国名帖的品牌战略迈上更高台阶。紧接着2014年4月，五国外长再度在韩国聚首，一致认为中等强国合作体将为全球治理提供鲜活动力，并进一步明确以此机制为平台继续深化合作、强化协调的共识。此次五国政府外长会晤揭开迈向深度机制化的序幕，五国计划通过第二届MIKTA部长级会议，进一步推动MIKTA会晤模式由意向性共识向常态化机制转型，并为扩大MIKTA在国际社会的作用，挖掘探讨开发、环境、灾难、能源等领域的合作议题，相关部门对口单位磋商协调彼此关系。中等强国合作体的建立不仅打破了国际多边机制不是发达国家就是发展中国家的两分界限，更重要的是，在G20机制内中等强国还作为一个趋向整合的实体，发挥着独立于以七国集团为主的西方发达国家和以金砖国家为首的新兴发展中国家之外的第三极势力。

现今，在晋级为全球经济治理中心的二十国集团机制内，中等强国借助主办峰会的机会充分体验“全球领袖”的感觉，以“二类国家”的实力扮演领导世界的“一等国家”角色，同时又能够在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之间协调分歧、促进共识，一定意义上成为缓和后起大国和现存大国矛盾对立情绪的“润滑剂”，显示出特定独有的桥梁和纽带作用。正是在二十国集团峰会上，韩国、南非、土耳其、印尼、墨西哥、阿根廷等中等强国趁势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增资扩股，不同程度地提升主要国际金融机构改革后相对可观的份额比和规制权。中等强国借助二十国机制平台可以创造或参与国际规则，通过影响他国的政策偏好及对各自国家利益的认识，从而在一定限度内有机会直接介入世界政治的议事日程安排和国际制度的规范功能设定。

2014年9月25日，在69届联大期间MIKTA举行了第三次外长会议，五国外长对一年来中等强国联合体的工作进行了回顾，并对未来进行了展望。外长会议决定：（1）进行高官会晤，拓宽协调的领域；（2）建立MIKTA网络办事处；（3）制定强化MIKTA身份的具体步骤；（4）对主要媒体展开公关，提高MIKTA的认知度；（5）韩国正式接任MIKTA轮值主席国，并决定于2014年11月澳大利亚G20峰会期间举行非正式外长会议，2015年上半年在韩国举行第四次MIKTA外长会议和副部长级高官会；（6）该机制认为国际治理是优先发挥作用的方向，要提前选择MIKTA能够合作参与国际治理的领域，为国际社会做出贡献。^[29]中等强国合作体划时代的意义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没有大国主导或参与的跨区域合作平台；二是灵活性、非正式性、更高效；三是具有和而不同、聚同化异的效果，五国有某种共通的价值观，但也各有不同。

综合来看，尽管当前中等强国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作用大幅凸显，但也应该看到由于中等强国在组织化、机制化方面远比大国落后，尚未能够很好地将散落于各个中等强国之间的利益诉求转化成明晰、一致的意志表达和政策主张；再加上中等强国国情各异、理念不同，导致该群体尚不具备成为内聚力强劲的政治实体条件，其整体性特征和独特性作用还未完全施展。因此，中等强国希望达到同大国打交道时能够更好地保持自身行动自由的目标，仍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中等强国峰会要想在机制建设上迈出更大的步伐，首要的条件就是保持其必要的开放性，五国机制有必要进一步扩大，但在成员国扩大的过程中必须保持相当的谨慎，防止其他中等强国的身份认同和共同的利益诉求遭到破坏，同时避免因为成员国过多而导致议而不决的痼症。

中等强国联合体作为一种新的论坛型国际机制，未来能够走多远，究竟是成为一个与金砖国家和G7并驾齐驱的国家组合体，以对国际经济治理发挥更大的作用，还是成为类似“清谈馆”的制度泡沫，仍需要更长时间的耐心观察。不过，作为国际社会第一个成建制的中等强国合作实体，能够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架起沟通的桥梁，触动利益格局更加多元、力量组合更加复杂，总体来说，中等强国合作体的潜力巨大、前景光明。因为中等强国已经形成共识——单凭任何一国的力量难以有所作为，单独一个中等强国受到国家先天实力的限制，难以把自己的意志直接转变为国际制度的议事规则，只有获取其他志同道合国家的帮扶支持以采取有效联合行动方式，才能提供国际社会所需的公共利益产品，才能真正做到有尊严地同大国进行抗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