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自动投票机吗”

经过一个夏天夜以继日、废寝忘食的工作，爱迪生发明了一台“电子”自动投票记录机，并于1868年11月11日取得了专利。只要按动电钮，它马上就把表决的票数统计出来了。21岁的爱迪生满心欢喜，他为这一发明在当年就成功并迅速取得自己的第一个专利感到骄傲。他要用它取得经济效益：不但要补偿这几个月来的全部的工资，而且还要偿还向朋友借的100美元——这些钱都是用在研制这台机器上的。

年轻的爱迪生信心百倍地带着他的发明上路了。他到了华盛顿美国议会，要议会采用他的发明。

满脸络腮胡子的一个绅士在会议大厅里接见了他，这人就是议会主席。爱迪生兴致勃勃、滔滔不绝地说，用这种机器，议员们只要一按电钮，投票的结果就会由机器迅速、自动地统计出来。他原以为议会主席会“热烈欢迎”，却没想到，泼来的却是一盆冷水：“小伙子，世上发明很多，我们最不欢迎的就是你这个玩意了！”

爱迪生听罢，立即像泄了气的皮球，他的“肥皂泡”破灭了。他弄不明白，为什么好端端的、可提高效率的机器竟不受欢迎！

原来，资本主义社会的表决，往往是一场马拉松比赛。磨磨蹭蹭、拖延时间、纠缠不休、讨价还价，成了家常便饭。而这正是议员们的妙招法宝，还要什么投票机！事实上，直到100多年后科技大发展的今天，西方国家许多议会仍未采用机器表决，原因也在此。爱迪生的发明未被采用，这是因为对当时以玩弄辞藻和进行无休止争吵的议会来说，这种机器显然不受欢迎的缘故。

爱迪生碰了壁，他开始回忆与思考。

4年以前即1864年，他在斯特拉得福铁路分局负责接收夜间电报，从晚上7点到次日凌晨7点。上司为了防止他上夜班偷着睡觉，要他每隔一小时给值班室发一次信号。爱迪生却想在晚上打个盹，以使白天有充沛精力来钻研电报，就发明了一个能自动、准时发信号给上司的装置。这就是他的“处女作”——“自动信号发送机”。当然，这一发明不能给他带来好运——他丢了饭碗。

从“自动信号发送机”到自动投票机，两次碰壁使爱迪生悟出了一个道理：再也不去搞人们不要的东西了。

他迅速返回波士顿。经过几年努力，他终于做出他第一次获得专利的发明——新式股票行市指示器，用因此所得的4万美元在新泽西州纽瓦克开办了一个小工厂。1876年，他把这座5年前开办的小工厂迁到门洛帕克，成为他的“发明工厂”即实验室，走上了他成为大发明家的路。

从发明“自动信号发送机”和自动投票机本身来看，都能达到相应的效果。那爱迪生的失误在哪里呢？

他的失误在于，以上两种装置，“别人”并不需要。“别人”不要，你的发明就卖不到钱，结果是劳民伤财，落得两手空空。

技术发明有一条重要的“需要性原则”即“必要性原则”。就是要从人类的科研、生产、生活等活动的实际需要出发，去遴选自己的发明方向、确定课题；而不能离开社会去一厢情愿地闭门造车。爱迪生的失误是不问社会需求的失误。

当然，这种失误并不只是发生在爱迪生身上。1917年，23岁的松下幸之助(1894～1989)要“自己当老板”，就从大阪电灯公司辞了职。起初，他生产了一种更加安全可靠的改良灯座——但最终一个也没有卖掉。这使他大亏血本，合作者和老朋友经田延次郎和林伊三郎也被迫离他而去。因此，他从中吸取了教训：只有“别人”要买的产品才是最好的——与自己是否“感觉良好”无关。最终，他成了日本著名企业家——我们熟知的松下电器公司的创始人。

不过，要真正做到“社会需要什么就发明什么”，并不是那么容易的。因为社会的需求是要经过大量细致的调查才能了解的。而有时这种需求犹如“雾里看花”，有时甚至有假象；或者明察秋毫之末而舆薪莫睹——满足了少数人的需求而失去了多数人。下面对明察秋毫而舆薪莫睹举一个例子。

中国在1987年3月18目的《实用新型专利公报》中，公告了“健身男裤”的发明。它是为克服现男裤的“缺点”而发明的：它比现行男裤多了一个能容纳男性“突出物”的空间。发明者说，这种男裤使“男性的身体曲线更为适体、舒服、美观、腿部活动更加灵便自如”。显然，无需我们作任何多余的说明，读者就能指出它一定是一项失误的发明——多数人并不需要它。

技术发明中的“需要性原则”也适用于生产实践中。通俗地说，就是市场需要什么，工厂就生产什么。成功的企业家和失败者的区别之一，就在于是否做到了这一点。

不过，应当指出，“需要性原则”有时并不适用于科学发现，特别是基础科学的研究。下面我们对此加以分析。

技术发明必须讲社会需求和“眼前利益”而不是“长远利益”。以上述爱迪生的自动投票机为例，不能因为100多年后的今天有许多机构采用了类似的且更先进的投票机就认为爱迪生的发明是成功的。因为没有“眼前利益”的那个投票机仅仅是废物一堆，爱迪生无法等到今天的“长远利益”，人们也丝毫没有借鉴爱迪生那种投票机而在20世纪或以后的岁月得到“长远利益”。事实上，讲“长远利益”的技术发明要么是在专利局里“待字闺中”，要么是制成实物等待霉烂生锈成为废铜烂铁；不管是哪种情况，它们大多因过时而寿终正寝。

但是，科学发现，特别是基础科学研究中的科学发现，却不能只着眼于“眼前利益”、“实用价值”，还应着眼于“长远利益”和对大自然规律的探索。这又是为什么呢？

首先，科学的发现，特别是基础研究的成果，它不一定在“眼前”产生实用价值。举例来说，奥地利数学家拉东(1887～1956)在1917年发现的拉东变换，谁也没有料到它会在X光、天文学中得到应用，更没有料到它会在半个多世纪以后成为英国豪斯菲尔德和阿姆布鲁斯于1971年制成第一台XCT——现代最重要的疾病诊断仪器之一的数学工具。而美国科马克在1964年就利用这一工具为XCT发明了“科马克算法”。

其次，科学的发现，特别是基础科研的成果，它不能像技术发明那样，很快就能判明有没有实用价值。虽然如此，我们却不能轻言放弃。例如，陈景润对“1+1”的研究，取得了当时数学界的最高成果“1+2”，但至今未能找到任何实用价值，也不是多数人的“需求”；至于有没有，或有但不知何时在哪里才有实用价值，现在还难以判断。但至今数学家们仍在苦苦探索。事实上，纯科学的许多研究成果都是如此。只有在E=mc+2化为原子弹和核电站的巨大能量时，人们才认识到爱因斯坦这一质能方程的意义。但在他第一次提出E=mc+2时，所有人——包括爱因斯坦本人却没有这一认识。

因此，我们既要避免像爱迪生那种闭门造车、不顾社会需求的技术发明中的失误；又要避免急功近利，在科学发现中滥用“需要性原则”而鼠目寸光地放弃对科学发现的研究，特别是基础科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