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之门永远向我们敞开

在尝试与未来进行建设性对话的过程中，我们面临的难题之一便是：我们现有文化中存在许多不自洽的地方。站在一个知识前沿的人，很有可能不知道站在其他知识前沿的人到底在说什么。我们常常在进行孤独的对话。大多数物理学家不知道生物学中有什么突破，更不知道社会学的前沿到底发生了什么，他们对大艺术家谈论的问题没有丝毫想法。

要想让我们的文明繁荣昌盛，我们最好基于一个共同的世界观来作出我们的决定。这么做的第一步，就是要融合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而时间的真实性可能正是这个全新的融合性理论的基础。在这个新理论中，未来是开放的，每个尺度上都可能有新鲜事物出现，无论它们小到要用物理学基本定律来描述，还是大到要用经济学、生态学组织来描述。

过去，物理科学上的思维大跨越，总会在社会科学中获得回应。牛顿的绝对时空观极大地影响了同时代的哲学家约翰·洛克的政治学理论。在牛顿时空观中，粒子位置的定义，不相对于其他粒子，而相对于绝对空间。相应地，在洛克的政治学中，公民权利的定义，相对于一个由正义原则构成的不变的绝对背景。

广义相对论使得物理学成为时间和空间的相对关系理论。相对关系理论中的所有性质，都可以通过相对关系加以定义。社会学中是否有与之相应的回应？我认为这样的回应是存在的。我们能够从昂格尔及其他许多社会学家的著述中找到这种回应。在社会学的背景下，这些研究探索了相对关系哲学的隐含寓意。相对关系哲学指出，社会系统代理的全部属性，都起源于它们之间的相对关系以及相互作用。在一个莱布尼茨宇宙中，不存在永恒的范畴，也不存在永恒的定律。未来是开放的，因为当社会面对意料之外的问题和机遇时，它会永不停歇地发明全新的组织模式。

新的社会学理论尝试重塑民主。新民主将成为全球政治组织的模式，将引领新兴多民族、多文化社会的演化。它也必须要为应对气候变化作出必要的决定，这样人类才可能从由此引发的全球危机中生存。

这便是我所理解的新民主，从关系主义新哲学出发的民主。值得注意的是，同样的观点使我们能够理解科学的工作原理。这一点很重要，因为要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科学必须和政治相互接触。

民主治理和科研工作一样，都已经发展到了管理人类若干基本方面的层次。人类非常聪明，但也有特有的缺陷。我们可以在区区一生之中，学习人类在自然界中的位置，向前人学习并积累许多知识。可是我们也进化出了应急思考和应急行动的能力。这意味着我们常常会犯错、愚弄自己。为了对抗犯错的偏向，人类有了社会系统。当为后人服务时，人类社会接受了保守和叛逆之间的矛盾。未来是真正未知的，但有一件事我们非常确信：我们的后代将比我们知道得更多。通过社区和社会的工作，我们能取得远超个人的成就。然而进步需要个人承担风险，发明并测试新的想法。

科学社区以及诞生它们的民主社会，都因两个掌控它们的基本原则而取得进步。^[9]

●当基于公开证据的理性论证足以决定一个问题时，问题就必须这样决定。

●当基于公开证据的理性论证不足以决定一个问题时，人们就必须鼓励一系列不同观点和假设的提出。只要它们的目标是发展出令人信服的公开证据，并为之作出善意的尝试。

我将这两点称作“开放未来原则”（principles of the open future）。它们突显了一个启蒙主义的新阶段，一个正在不断上升的阶段。当问题有确定的答案时，我们尊敬理性的力量；当问题没有确定的答案时，我们尊敬那些善意的不同意见者。这里，善意的人指的是社区中愿意接受以上原则的人。在这样的社区中，知识能够进步，我们能够努力地作出明智的决定，即便决定的对象是未知的未来。

即便开放未来原则得到了全方位的支持，科学似乎还是不能解决一些我们最为关心的问题。

“为什么宇宙中存在事物，而不是空无一物？”我无法想象这个问题的任何答案，更不用说有证据支持的答案了。即便是宗教也在这个问题上铩羽而归。如果答案是“神明”，那么宇宙就是从上帝开始的。换个问题，“如果时间没有开始，那么是不是所有的原因都可以归结到无穷远的过去？事物是不是没有终极的原因？”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问题，假如它们有答案，其答案可能永远处于科学疆域之外。然后，还有一些问题科学现在无法回答，但这些问题有着清晰的意义。或许未来的某一天，至少我希望是在未来的某一天，科学将进化出新的语言、概念、实验技术，并最终将它们解决。

我已经论证过，所有事物的真实都是关于瞬间序列中的一个瞬间的真实。但真实到底是什么？这些瞬间的实质是什么？又是什么将它们连在一起？

我们可能同意，宇宙并不等同或同构于一个数学对象。我也论证过，宇宙没有拷贝，因而没有事物可以和宇宙“相像”。但这么一来，宇宙到底是什么？任何比喻定义都会失败，每一个数学模型定义都不完备，然而，我们还是很想知道世界的组成。不是“它像什么”，而是“它是什么”。世界的实质是什么？我们所知的物质是简单、惰性的，但我们对于物质的本质其实一无所知，我们知道的只是物质间如何相互作用。一块石头的本质是什么？我们并不知道。每一次原子的发现、原子核的发现、夸克的发现，以及此后的各种新发现，都给我们带来一个个未解之谜，一个个只会不断加深的未解之谜。

我很想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有时，当我试图入睡时，我会开始思考石头到底是什么。我会安慰自己，在宇宙的某处，一定存在“宇宙到底是什么”的答案。但我不知道如何寻找这个答案，不知道该应用科学的方法，还是其他什么方法。凭空捏造这个问题的答案非常简单，各种形而上学的方案汗牛充栋。但是，我们希望获得真正的知识，就意味着一定存在一种验证可能答案的方法。这就将我们限制到了科学领域。或许，另有一条科学以外的路径可以让我们获得关于世界的可靠知识，然而，我大概不会走上这条道路，因为我的一生总是围绕着对科学伦理的承诺。

回到科学本身，我们无法通过它预测未来（这正是本书的题中之义）。关系主义观点也使我怀疑，科学可能无法告诉我们世界到底是什么。这是因为关系主义声称，所有的物理量都能被相对关系、相互作用测量和描述。当我们询问物质的本质或是询问世界的本质时，我们问的是它们的内在性质，也就是没有相对关系和相互作用时，它们到底是什么。^[10]站在关系主义的立场上，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是真实的，除了那些能被相对关系和相互作用定义的性质。有时，这个观点似乎可以将我说服；有时，这个观点又看似荒谬。它非常巧妙地摆脱了“事物到底是什么”的问题。但是，如果两个事物都没有任何内在性质，说两个事物有相互关系（比如相互作用）到底讲不讲得通？

或许，所有存在的事物都是相对关系。如果真是这样，是不是还有一个我们尚未拥有的洞见，可以解释为什么会是这样？或者，为什么必须是这样？

对于我来说，这些问题过于深奥了。一个拥有不同出身和气质的人可能会在这些问题上取得进展，但那个人不是我。有一件事我绝不会去做，我不会忽视“世界到底是什么”的问题，不会把它视作荒谬。一些科学的拥护者坚称，科学回答不了的问题没有意义。但我觉得他们的说法没有说服力——狭隘且无法吸引人。对科学的追求，使得我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未来是开放的，新鲜和意外的事物都将是真实存在的（the future is open and novelty is real）。正因为我拥护的是作为伦理的科学，而不是作为方法论的科学，我必须接受还存在无人想到的科学方法的可能性。

这将我们带到了一个“真正”困难的问题面前：意识问题。我收到过很多询问意识的电子邮件。对于其中的大多数，我的回答是，围绕着意识，存在许多真正的未解之谜，但它们超越了科学凭借现有知识所能处理的范围。作为一名物理学家，我无法告知他们更多。

我只和一个人讨论意识问题——他是我的密友詹姆斯·乔治（James George）。

詹姆斯是一位退休了的外交官，曾任加拿大驻印度、斯里兰卡高级专员，驻尼泊尔、伊朗、海湾诸国大使。有人告诉我，他是外交界的传奇。詹姆斯是莱斯特·皮尔逊（Lester B.Pearson）总理和贾斯汀·特鲁多（Justin Trudeau）总理时期加拿大外交的执行者。那个时代，加拿大向全世界宣扬了维和的理念。詹姆斯现在90多岁了，他在写几本论环境问题的精神基础的书籍，还在经营一个致力于环保的基金。^[11]詹姆斯经常给人明智的建议，也因此备受朋友和熟人的尊敬。一些人的生活智慧我无法企及，詹姆斯就是我认识的少数几个这样的人之一。

当詹姆斯对我说，“你告诉我的时间在物理学中的意义着实美妙，可是你没有考虑一个关键要素，那就是意识在宇宙中的作用”时，我认真倾听了。然而，我无言以对。

但至少，我大致明白他到底想说什么。让我先来解释一下我所谓的意识问题。我所说的问题，不是我们能不能用一台计算机进行编程，使其知道或反映自我的状态；也不是系统如何从化学反应网络中，进化出自主能动性。斯图亚特·考夫曼用“自主能动性”一词代称系统能从自己的利益出发作出决定。以上问题都很难，但它们是科学的、可解的问题。

我所谓的“意识问题”是指，当我用物理学和生物学描述你时，我漏了一些东西。你的大脑是一片广阔且高度内连的网络，拥有大约1 000亿个神经细胞。每个神经细胞本身是个复杂的系统。它通过控制化学反应链得以运行。我可以为这个描述再加上许多我想要的细节。但对于你拥有内在经验、意识流这个事实，我永远无法对其进行解释。就我个人来讲，我不知道我具有意识。以我对你神经过程的了解，我没有任何理由怀疑你有意识。

当然，最为神秘的不是我们意识的内容，而是我们具有意识这个事实。莱布尼茨曾想象把自己缩小，进入某人大脑后开始四处走动，犹如在一间磨坊内走动（现在我们可能会说“工厂”而不是“磨坊”）。如果真的是座磨坊，你可以通过一个行走其中的人的所见对这个磨坊给出完整的描述。而对于大脑，你无法做到这一点。

一种办法告诉我们，物理学描述漏掉了大脑的一些工作原理，即提出一些物理学描述无法回答的问题。你和我看到坐在临桌的一位穿红裙的女士。我们是否都经历了相同的感知（我指的是对于红色的感知）？有没有可能，你感知的红色是我感知的蓝色？我们如何对此加以分辨呢？再假设你的视觉延伸到了紫外。新的颜色看上去如何？它们的原始感觉又是如何？

当将颜色描述为光波波长或某种大脑神经刺激时，我们遗漏了一些东西，那便是感知红色这个经验的实质。哲学家为这些实质起了个名字：“感质”⁸。问题在于，当我们的眼睛吸收特定波长的光子时，为什么我们会体验到红色的感质？这便是哲学家大卫·查莫斯（David Chalmers）所说的“意识的难题”。

让我们换个问法：假设我们将你的大脑神经回路映射到芯片中，再把你的大脑上传到电脑中。那这台电脑有没有意识？它有没有感质？还有一个问题能让我们的思考更为尖锐：假设你这么做了，且你自己没受到什么伤害，那么，是不是同时有两个意识共享你的记忆，但它们的未来由此分叉？

感质问题或意识问题，看似无法被科学解决。因为当我们描述粒子间的所有相互作用时，我们并没有包含世界的这个方面。这个问题属于“世界到底是什么”的领域，而不属于“世界到底该如何建模或表示”的领域。

一些哲学家认为感质等同于某种神经过程。在我看来，这个观点不对。感质可能和神经过程有很强的关联，但它本身不是神经过程。神经过程可以被物理和化学来描述。但不管你有多少物理化学的细节描述，你都无法回答“感质到底是什么”，或者解释“为什么我们感知到了它们”。

我们可以研究感质和大脑之间的关系，这能让我们收获颇丰，或许可以允许我们把意识和感质的难题表达为科学问题。我对此毫无疑问。我们能在意识主体上进行实验，这将告诉我们大量与感质相关的神经活动的准确特征。这些都是科学问题，受科学方法论的控制。

感质难题使得意识成为一个真正的谜题，科学方法尚未将其破解。我不知道未来的科学有没有可能将其破解。或许，当我们了解更多生物学和脑科学方面的知识之后，我们描述生物和人类的语言会发生革命性的转变。在这一转变之后，我们或许会拥有今日无法想象的概念和语言，允许我们将意识和感质之谜表达为科学问题。

意识问题是“世界到底是什么”的一部分。我们并不知道石头或者原子、电子到底是什么，我们只能观测它们和其他事物的相互作用，从而描述它们在相对关系中的性质。或许，一切事物都有外在和内在两个层面。外在性质是那些能被科学捕捉和描述的性质——通过相互作用、相对关系加以描述；内在性质是事物的内在本质，它是一层无法用相互作用和相对关系表达的真实。无论意识到底是什么，它都是大脑内在本质的一部分。

意识的另一个特征是，意识在时间中发生。事实上，当我声称世上总存在一些时间时，我其实是在对一个事实进行一次外推。这个事实就是我所经历的世界总在时间中发生。但是，“我的经历”到底指的是什么？我可以科学地谈论它们，经历就是一次次的信息记录。依照这种方式，我无须提及意识或感质。然而，这可能只是一种逃避，因为经历的一部分正是感质的意识。因此，我对“一切真实都是当下的真实”的信念，与我对感质真实性的信念相关联。

科学是人类的一次伟大冒险。知识的积累是任何人类故事的主线，对于那些非常有幸参与其中的人来说，科学是他们生活的核心。我们无法预测科学的未来——否则，我们也就不需要做什么研究了，我们唯一能够确定的是，将来，我们会知道更多。从原子的量子态到浩瀚的宇宙，从曲折着向我们移动的早期宇宙光子，到人的个性和人类社会，在每一个空间尺度上、在每一个复杂度层次上，科学的关键在于时间。未来之门永远向人类敞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