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共享不利消息时护理人员和其他医疗专业人员如何表现,这一探讨给我们实践中如此简单做出的假设提供了引人入胜的洞察力。一个极端的观点是我们能够在家长式谎言中串通一气,并且假借医疗特权之名隐瞒实情(Drickamer和Lachs 1992;Hebert 1994)。一个更合理的观点是不情愿分享不利消息也许可以理解,因为这与行善和没有罪恶的责任发生冲突(Sidgwick 1966)。欺骗因此被认为是一种保护方式(Pfiffner 1999),并且避免引起患者不必要的忧虑(Rosner等2000)。
而且,缺乏有力证据的情况下,护理人员有可能会合理解释老年人不愿意听到不利消息(Reeder 1998;Sprigler 1996)。有趣的是,Bok的重要工作完成于20世纪70年代,他认为,将真相看作有害且不是符合他人健康的最佳利益这种现象还未经查证属实,是一种稀有现象而不予考虑(Bok 1973)。新近,Wright等(2002)补充了更多的文献支持Bok的观点。正如Tuckett(2005)总结道,如果被问及,许多患者想要知道真相和在养老院关于老年人生活质量真相告知的好处依据(Barkay和Tabak 2002)并且对于健康的积极影响(Irurita 1999;Tuckett 2004)超过可感知的风险(Gillian等2000)。在开篇一章,考虑到老年护理范围,个人独立和自主这一目标是我们实践模式的中心环节。Miettinen等(2001)主张,没有以真相待人减少了他们自主性的机会,并且我们进一步觉得这也将在老年人护理中削弱质量需求。Parathian和Taylor(1993)描述真相告知时涉及平等和保持。如果我们认可这一观点,我们可能也认为,真相告知对于以后的生活中医疗不均等这一考虑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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