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科院人才荟萃到中科院去引进人才这可能吗

襄樊的人才引进大潮始于1975年。

1975年3月，中科院物理所党委书记张成梅到湖北襄阳下属的南漳县出差。事情办完后，张成梅顺便来看他的侄女张改菊。张改菊毕业于天津纺织学院，分配到襄阳棉织厂做技术工作，任棉纺厂政工科长。听说张改菊是负责人事工作的，张成梅对她说，我们那里现在有一大批科技干部存在两地分居、孩子就业等问题情绪不稳，要是你们能给他们解决夫妻两地分居、子女就业的问题，他们就能到你们这里来。当时市委办公室主任陈耀先在棉织厂蹲点，就住在棉织厂的办公室内。张改菊将张成梅的话向陈耀先作了汇报。陈耀先又将这一情况报告了市革委会主任郝逢武。得知这一情况，郝逢武立即面见这位贵客。见面的地点安排在襄樊饭店。交谈中，郝逢武向客人谈起本市工业发展缺乏工程师和技术人员，工业经济难以发展，张成梅笑了：我们中科院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一抓一大把，现在不让他们搞科研，整天学习搞“斗、批、改”，他们哪有那个心思？结果搞去搞来“斗、批、改”成了“逗、劈、改”。郝逢武一下子没听明白：“什么逗、劈、改”？

“就是逗孩子玩、劈柴生火、改善生活”，张成梅笑着回答。

郝逢武十分感叹：“我们这里缺人才，拿着探照灯也找不到几个人，你们那里科技人员整天闲着玩，这太不公平了，要是能给我们几个就好了。”张成梅说：“可以啊，你们可以来人看看，看有没有你们需要的人，到哪里都是干革命嘛。”

这一句话让郝逢武激动了。和曹野一样，郝逢武有一个基本观点，城市必须发展工业，要有拿得出手的拳头产品，这与曹野城市要发展工业，要注重城市建设的观点契合。作为南下的老干部，郝逢武干事认真，待人忠厚，虽然是鄂万友的上级，但两人相交如同朋友，经常在一起琢磨“双革四新”会战中的问题，对鄂万友反复陈诉的人才问题感同身受。现在听张书记这句话，他立刻动心了，当即找来鄂万友商量此事。鄂万友一听这话，眼睛都亮了，中科院人才荟萃，到中科院去引进人才，这真是个大胆的想法。但中科院毕竞是国家最高科学殿堂，当时的襄樊不过区区一个县级市，对中科院只能仰视，要到中科院去引进科技人才？这可能吗？

世界上很多事情就是由想开始的，尤其是“敢想”，只有“敢想”才谈得上“敢干”。得到这个信息后，曹野也激动起来：“到中科院去找人才，好事啊，去，你们去试试。既然他们那里人才闲着没事，我们引进几个有什么不行的？”

鄂万友提议，让自己的副手科委副主任王运生和张改菊一起，到中科院去“探探路”。郝逢武同意这个意见。王运生回忆： “1975年春节刚过，我接到鄂主任的电话，要我到襄樊饭店去，说是有急事。我按照电话说的房间号码赶去，郝书记、鄂主任等几个人都在屋里。郝书记对我说，你明天和棉纺厂的张改菊一起到北京中国科学院去，到哪里调几个人员，其他什么话也没说。我听鄂主任给我讲了个大概意思，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他们谁也没说怎么调，我们有些什么条件。”

机遇是个奇妙的东西，它的出现如同电石火光，稍纵即逝。在机遇面前，有人无动于衷，有人目瞪口呆，有人津津乐道，有人指手画脚，有人立即行动。一旦发现机遇，不是请示汇报，坐而论道，而是立即毫不犹豫地采取行动，这就是成功之道。郝逢武、鄂万友属于“行动派”，他们抓住了机遇，纵身一跃，拿到了打开襄樊人才引进大门的钥匙。

犹如一卷长长的故事，王运生和张改菊翻开了第一页。王运生、张改菊两人风尘仆仆到了北京。王运生：“出到北京，连住的地方都没有。我有一个学兄名叫双杰，在四机部工作，通过他安排，我住到一个招待所的地下室里。张改菊的爱人在孝感，两天后她从孝感到北京，住在中科院他叔叔家。”

第二天，王运生到中科院物理所张成梅书记家才知道，张书记出差了，出差多久，家里人也说不清。见不到联系人，在北京两眼一抹黑，该怎么办呢？王运生一下子犯了愁，张改菊提出，趁此机会，先到我的母校天津纺院去一趟，看看那里有没有机会。两人到了天津纺院。学校里到处乱哄哄的，两人没摸到门，只得又转回北京。可巧，张成梅回来了。王运生向张书记讲明来意。张成梅沉吟了片刻，让他们住到科学院在中关村的招待所，中科院在北京的研究所都集中在那里，待自己与有关部门联系后再告诉他们怎么办。第二天，张成梅告诉他们：这件事情需要按照组织程序办，我介绍你们到科学院人事局，人事局局长名叫何绥章，人事调配处处长叫钱麟，我已经给他打了电话，你们直接去找他。

两人如约见到何绥章局长，王运生向何绥章讲明自己来的目的，希望中科院能支持，让一些在这里没事干本人又愿意走的人到襄樊去工作。一个不嫌少，多多益善。何局长非常爽快：“我给你们开个介绍信，你们自己到各个所去了解情况，看有没有适合的对象。”调配处长钱麟给他们开出介绍信，并在介绍信上写了“请各所予以接待”几个字，然后签上自己的大名。拿到这份有印章有签名的介绍信，王运生又激动又紧张，他反复看着介绍信上“中国科学院人事局”的大红钢印和何绥章签的字，手上的这张介绍信似乎有几十斤重，沉甸甸的。他小心翼翼收好介绍信，和张改菊第一站直奔中科院物理所。

物理所管人事的干部见到介绍信，又听王运生给他介绍了来的目的，马上给他们推荐了十几个人，并给这十几个人列了表，分别注明每人的具体情况。这个干部边对着花名册给他们列名单，边絮絮叨叨地与他们闲聊：这些科技干部的家属问题、个人工作问题所里院里都没法解决，这种情况太多了，“文革”期间，全部精力都放到“抓革命”上去了，中央的运动一个接一个，院里所里闹腾得一团糟，每天都在大批判，科研工作早就进行不下去了，谁有精力去解决他们的这些个人问题？个人问题不能解决，科研工作无法开展，他们也不安心，你们只要和他们本人商量妥当，解决他们的实际问题，给他们安排好工作，襄樊市的调令一到，我们这里就可以放人。

在物理所登记了的名单有二十来个人，有意思的是，就着二十多人，王运生竟然担心多了。39年后的今天，笔者采访他时他说：“当时我担心，我们襄樊要得了这么多人吗？我的想法，有个五个八个就不错了。”

根据手里的名单，他们立即开展工作，动物所、植物所、电子所、数学所，中科院的各个所都留下他们忙碌的身影。王运生回忆：“拿着介绍信如同拿着通行证，我们一个一个所地跑，只要是研究所我都去。”襄樊市大规模引进科技人才战役的第一战役就这样打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