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王被错杀

㈠袁文才的私自离队与复出

1929年2月下旬，红四军与江西红二、红四团在东固胜利会师时，毛泽东、朱德等获悉井冈山已失守，于是决定率部到闽赣边界开展游击活动。

这时，谁也未料到，已调任红四军参谋长的袁文才与调任红四军前委秘书长的刘辉霄等，却在东固私自离队了。袁文才、刘辉霄等私自离队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在东固偶然看到了中共六大决议案中关于诛杀土匪首领问题的文件。他们不敢相信，却又十分害怕。

于是他们便商量好离开部队逃回家去。当时，袁文才、谢桂标、刘辉霄三人各带一支手枪，袁文才化装做小买卖生意的，肩挑一担烂箩，箩里放些辣椒、大蒜。箩是双层底，驳壳枪就放在箩底中间。谢桂标挑着两个布袋，布袋里装着花生和小秤一把，手枪夹在手腋下。刘辉霄夹一把雨伞，为收买牛皮的小商人。绕山路走了20余天后，到达了泰和，三天后到了永新南乡新源背，与周桂春（原红三十二团特务连连长）接了头。此后，当即返回宁冈，住在柏露梨树山，时间是1929年4月。

袁文才等回到宁冈后，秘密地与王佐见了面。此时，边界已组建边界红军独立第一团，王佐为团长。王佐见袁文才回来，很是高兴，就想让袁文才来当团长。袁文才深知私自离队的错误，执意不肯，便托王佐找宁冈县委书记何长工“讨个保”再说。

何长工闻知袁文才私自归来，即与宁冈县委几个常委商议。未料，土籍革命派的龙超清、谢希安等人深为不满。何长工只得向边界特委巡视员宛希先做了汇报。宛希先与袁文才交谊甚厚，又觉得袁文才的私自离队恐有“苦衷”，而目前正是用人之际，于是给了袁文才一个“党内警告”处分。考虑到红军独立一团已编入红五军，就把袁文才调回宁冈担任县赤卫大队大队长。刘辉霄、谢桂标仍回宁冈县委政府做事。

袁文才愉快地接受了处分，他任宁冈县赤卫大队大队长后，即与王佐率领的红军独立一团一起，积极奋战，先后收复了边界的部分失地。是年11月，他还在睦村打垮了宁冈反动靖卫团，击毙了宁冈县长陈宗经，赤卫大队因此也得到很快发展，接近一个营。

可是，由于宁冈的土、客两籍矛盾历史上由来已久，且结怨甚深，袁文才作为客籍革命派首领，也就不可避免地重新卷入土、客籍矛盾的漩涡之中。并且，这种矛盾发展到与永新县委及边界特委之间的摩擦与纷争，愈演愈烈。

㈡土客籍矛盾的加剧

湘赣边界的土、客籍矛盾，在1927年10月秋收起义部队来到宁冈后，毛泽东就已察觉了。对此，毛泽东曾在《井冈山前委给中央的报告》中写道：边界各县还有一件特别的事，就是土客籍的界限。土籍的本地人和数百年前从北方移来的客籍人之间存在着很大的界限，历史上的仇怨非常深，有时发生很激烈的斗争。……我们的区域内，宁冈、遂川、酃县、茶陵，都有土客籍问题，而以宁冈的问题为最严重。……这种土客籍的界限，在道理上不应引到被剥削的工农阶级内部来，尤其不应引到共产党内部来。然而在事实上，因为多年遗留下来的习惯，这种界限依然存在。

对于这个矛盾，毛泽东等在边界时，曾经做过大量的工作，使得土、客两籍间逐渐趋于相合。1929年1月红四军主力下山时，袁文才、刘辉霄的调离，就是毛泽东力除土、客籍矛盾的杰作。可是，毛泽东和红四军主力下山后，这种矛盾又悄然而起了。当时引起袁文才深深卷入这个矛盾之中，并直接发展到与永新县委、湘赣边特之间的对抗，主要源于宛希先的被害事件。

其间，永新县委负责人刘真娶了永新浬田大土豪龙庆楼的妹妹为妻。结婚期间，适逢边界特委有事，边界特委巡视员宛希先几次派人叫刘真回来视事，刘真未从命。于是混入革命队伍的坏人造谣说，龙家女子是内奸，想利用刘真的关系打进来破坏革命工作，要将刘真的妻子枪杀了。后来，刘真在南昌开会途中，被龙庆楼抓获杀害。有人又趁机造谣放风，诬告刘真惨死主因出自宛希先。永新县一班人便信以为真，在1929年冬组织永新赤卫队向宛希先兴师问罪。宛希先正在九陇山工作，闻讯后逃入深山，后仍未幸免，被永新赤卫队抓住，残酷地杀害了。

袁文才素与宛希先关系甚笃，对宛希先被害极为愤慨，气愤得骂了永新县委。这些话传到永新，当时永新的边界特委委员朱昌偕、王怀等又结怨于袁文才，遂埋下祸苗。

加之，袁文才素来“只信仰个人，不相信群众”，毛泽东在时，只佩服毛泽东个人，说“毛泽东是中央才”，“我就听一个毛委员的”，对宁冈那种“土籍的党”现象看不惯，在打土豪、分田地、人事安排等问题上与宁冈土籍革命派首领龙超清等意见不合。宛希先事件后，相互间的矛盾逐渐愈演愈烈。这时，边界特委一些负责人对袁文才等意见很大，几欲除之而后快，多次向中央报告，反映袁文才、王佐的问题，把袁、王归之于“土匪”之列，推向对立面。随着土、客籍矛盾的加剧，又适值中央六大决议案中有关于土匪问题的处理政策，这便为错杀袁、王提供了机会和政策上的依据。

㈢中共六大“左”倾政策的贯彻执行

1928年底，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案传到井冈山根据地。六大关于《苏维埃政权组织问题决议案》中第十个问题，“对土匪的关系”是这样规定的：

与土匪或类似的团体联盟仅在武装起义以前可以适用，武装起义后宜解除其武装，并严厉的镇压他们，这是保持地方秩序和避免反革命的头领死灰复燃。他们首领应当当作反革命的首领看待，即令他们帮助武装起义亦应如此。这类首领均应完全歼除。让土匪深入革命队伍或政府中，是危险异常的。这些分子必须从革命军队和政府机关中驱逐出去，即其最可靠的一部分，亦只能利用他们在敌人后方工作，绝不能将他们置于苏维埃政府范围之内。

这个决议，对“土匪武装”不加区别地一律采取“严厉镇压”和对其首领“完全歼除”的政策，是不妥的，实际是一种“左”倾错误政策。袁、王虽出身绿林，但其部队在改编前就已经是党领导下的农民自卫军，大陇升编后已是红军的一支重要武装，是红三十二团，而不是什么“土匪武装”。而且，袁文才在大革命中就已入党，王佐在改编后不久也加入了党的组织，都是党内同志。因之，毛泽东在柏露会议传达六大决议时，曾召集专门会议，具体分析了袁、王的情况，明确地做出了“袁、王不能杀”的决定。

但是，湘赣边界特委和永新、宁冈县委的一部分同志，机械地理解六决议案的政策精神，并不顾柏露会议的决议和毛泽东的意见，仍然坚持袁、王是“土匪首领”的错误观点，主张诛杀袁、王。这一方面是对袁、王武装的性质没有作具体分析；另一方面，主要是边界土、客籍矛盾激化的一种反映。再加上当时边界特委的几任领导人亦持此观点，就加速了错杀袁、王的进程。如杨开明在1929年2月25日的《关于湘赣边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中就说：“边界的土匪，一为袁文才部，一为王佐部”，“我们与他们利益的冲突，终究是要爆发的。……所以夺取土匪的群众，加速急谋解决土匪首领，应是边界刻不容缓的工作，须特别注意才行。”邓乾元在《关于湘赣边界五月至八月工作对中央的报告》中，也强调了上述观点和态度，提出：

“土匪问题：

—对此问题，边界原有三策：第一调开此为上策，二是敷衍以图安定为中策，三是照六大的指示解决之，此为下策。”“依现时之情形，而中策不能再行，上策能行固好。不能行则请问是否执行下策或另想办法？”他还提出：“边界政权的危机—是以危害边界的第一个势力就是土匪，本来边界的政权并不是真正的共产党所领导的政权，而是与土匪合作的联合政权。”

上述边界特委领导人的报告、文件，均将袁、王视为“土匪”看待，其错误是十分明显的。正因为上有中央六大文件精神，下有边界特委的错误指导思想，袁、王之被错杀的悲剧发生了。

㈣于田联席会议的决定

1929年下半年，中共中央派彭清泉（即潘心源）为巡视员来湘赣边界巡视工作。在彭清泉的指导下，1930年1月18日至21日，湘赣边特委、赣西特委、红五军军委在遂川县于田召开了一次联席会议。

据1930年4月27日《五军军委滕代远报告》记载：“四纵队因参加赣西总暴动，夺取吉安的行动，虽未攻下，但亦得很多的胜利回到永新，与军部集中。继向泰和、万安、遂川等县游击，乘机参加赣西特委发起召集西特边特军委联席会……联席会很顺利的在遂川开了4天，有代表9人，并有中央巡视员彭清泉出席。”另据1930年3月《赣西南特委向省委报告》记载：“适中央巡视员彭清泉同志到来，向西特发起在遂川召集五军委边西两特委联席会议，在会议中除了接受西特打吉安的正确主张外，还决定统一边界两特组织。集中江西红军独立二、三、四、五团，编成红军第六军，召集西特边特五军委联席会议，合并边界特委为赣西特委。”可见，于田联席会议的主要内容为攻打吉安，将赣西特委和湘赣边界特委合并，成立红六军等。这些，在当时的环境下，都是积极有益的。

但是，于田联席会议却又错误地做出了武力解决袁文才、王佐的决定，这就把可以解决的内部矛盾上升到了敌我矛盾，为错杀袁、王做了组织上的准备。

对于田联席会议决定杀害袁、王的具体内容，目前尚未发现详细的文献记载，只是有些零碎的文献语句。如1930年7月13日的《关于五军经过和赣西湘东赣北鄂南等地工农革命的情形》中说：“在五军帮助之下，在遂川于田圩于1月18日开幕至21日闭幕。这一会议的精神，将湘赣边特委和赣西特委合并，坚决地集中赣西南红军游击队编为第六军，准备积极夺取吉安，打破一切地方观念，坚决地与机会主义斗争，坚决地执行进攻富农的策略，坚决地将袁、王解决。”

1930年7月22日《赣西南刘作抚同志（给中央的综合性）报告》中记述道：“这一问题是中央巡视员彭清泉同志负责办理的”，“这问题完全由彭同志指定九位同志开会，完全没有通知，设法把袁、王骗到城里来”。足见于田联席会议做出杀害袁、王的决定是在彭清泉的指示下进行的。于田会议后，特委即以攻打吉安、部队听编为由，将袁文才、王佐杀害。

㈤“罗克绍事件”的发生

袁文才、王佐被杀，直接的导火线是“罗克绍事件”。

罗克绍，是茶陵县反动靖卫团总，又是茶陵、酃县、宁冈、永新、莲花五县“联防”总指挥。罗克绍有个30多人的兵工厂，能造枪，袁文才、王佐很想把他的这个兵工厂搞过来，成为边界红军的兵工厂。

“1930年刚过完阴历年，茶陵新游击队长吴光涛忽然跑来报告，说罗克绍住在茶陵15里远的蕉坪他姘头家。……正月初四，即2月2日），袁文才、王佐率领部队从新城出发。那天，天气晴朗，早上还打了很大的霜。我们吃过早饭就在草坪上整队集合出发，出发时，袁文才没说什么，只说去打茶陵。其实，他不说我们也都猜到了。部队开到虎爪坪吃晚饭时，袁文才集合部队讲话。他说：‘罗克绍有个30多人的兵工厂，每人可以造一条七九漏壳枪，我们要把它全部缴过来。对工人不要开枪，要向他们做宣传，要动员他们过来给我们造枪。’断夜时我们就出发了。那晚上天空没有云彩，山路还看得清楚。袁文才要求我们不能点火，不能说话，兵分三路，向江口进发。”结果，在蕉坪抓住了罗克绍，同时还抓住了罗克绍的28名枪工。“回到新城，袁文才给罗克绍松了绑，摆了酒宴招待他。袁文才还邀了罗克绍打麻将，他一点劲都没有。袁文才一边打将还一边跟他谈话。这事引起了谢希安（宁冈县委书记）大为不满，提出要杀掉罗克绍。我们也有些不解。中队长向我们解释：‘杀了他，怎么到长沙去搞钢铁、洋硝？这时，我们才明白。事后，听说谢希安把这事报告了龙超清和特委。”

对此事，当年的红军战士刘良益在1969年7月4日回忆说：“袁想利罗勾通五县敌人反水到红军这边来，同时利用枪工，到长沙运来钢铁造枪，—切办妥了再杀罗不迟。当时，谢希安等就向边界特委告袁文才是别有用心。”当年宁冈县委组织部长刘克犹回忆说：“其时，袁文才、王佐正好抓住茶陵挨户团总罗克绍以为人质，要罗克绍交出他那个枪械所的人员和设备，便可以放回去，否则，就要杀他。”当年柏露乡苏主席江照明也回忆说：“袁文才对罗克绍说：‘你不要怕，快写信回去把枪交给我们，我们大家以后在一起。’罗克绍当时说好。然后就把罗克绍放到小水头的土豪棚里（专门关抓来的土豪的地方）。”

从上述当事人回忆可以看出：袁文才、王佐捉住罗克绍不杀，是企图掌握他的兵工厂，为我所用。然而，正是这个“罗克绍事件”，成为袁文才、王佐被杀的直接导火线。后来，“勾结罗克绍，扰害永新赤色政府”，构成杀害袁、王的重要理由之一。不过，在这件事情上，袁、王也有不当之处，那就是未向特委呈明思想，全凭个人意气办事，从而引起事端。

㈥袁王双雄罹难

1930年2月22日，袁、王突然接到“毛委员来信”，说是要袁、王部队配合红五军攻打吉安，将队伍开到永新城听编。袁、王历来崇拜毛委员，即欣然率兵前往，傍晚到达永新城。其时，永新、莲花、茶陵的地方武装也都来了，俨然一片编队攻打吉安的氛围。传闻袁、王部队编为红六军三纵队，袁为司令，王为副司令。特委已事先安排好袁、王和部队的住宿地点，袁文才安排在尹家巷22号，王佐住在尹家祠。

晚上，特委通知开会。袁、王皆按时出席。会议由中央巡视员彭清泉主持。未料，彭清泉以整顿思想为由，不点名地指责袁、王“受编不受调”，“反对分田”，“勾结土豪，破坏苏维埃政府，扰害永新赤色政权”。袁文才、王佐对如此莫须有的责难，极为恼火，却耐着性子一一作了辩驳。彭清泉哑口无言，气愤地把勃朗宁手枪往桌上一拍，说：“你到底有没有错？”袁文才说：“我错误是有，问题并不是你们说得那么严重。”王佐是个烈性子，见彭清泉如此，也把手枪往桌上一拍，与彭清泉对峙起来。会议弄得不欢而散。

会议虽然争辩得很激烈，但特委对袁、王及其部队仍似往常一样，热情款待。当晚，特委安排了采茶戏班子唱《刘海砍柴》。23日照例无事，晚上，还备有大量酒菜款待。但其他地方武装却在铺子里买白布编带子的现象，却引起了王佐的警惕。“王佐有警惕，同袁文才商量说：‘老庚，看样子有情况，我们不能不防。’袁文才说：‘不能多疑，哪有自己打自己的？’”袁文才哪里知道，22日晚彭清泉和边界特委已给红五军（红五军于1929年12月间已回到边界游击）去信，并派朱昌偕、王怀连夜前往红五军驻地安福洲湖，请求彭德怀派兵，立即解决袁、王。

彭德怀在听了特委朱昌偕、王怀等人的汇报后，感到十分突然，王佐曾与红五军一起到湘鄂赣边境游击过，表现不错，如今会反叛吗？他有些怀疑。但是，红五军在前委不能指挥时归边界特委指挥，眼下，上有中央巡视员来信，又有特委书记朱昌偕等当面请求，而且说得又这么严重，岂能不出兵呢？对此，后来他在《彭德怀自述》中写道：“事情这样突然，时间这样紧迫，这样的事情，很不好处理。当时军委开了临时会议，我和特委共同决定，派四纵队党代表刘宗义（张纯清）带四纵队一部分（离永新城30里）接近县城。”彭德怀还沉痛地说：“假使当时特委同志所报非实，那就特委也有责任，我也有轻听轻信的责任。”

红五军四纵队受命于2月23日晚赶往永新，赶到永新城时已近24日拂晓。到永新后，即包围了袁、王及其部队驻地，每人手臂上扎白带子为标记，并更换了新的口令，遇到没有白带子的和对不上口令的即开枪。

24日拂晓前，边界特委书记朱昌偕第一个闯进袁文才房间，袁文才尚不知何事，即被朱昌偕开枪打死在床上。负责解决王佐的永新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彭文祥正前往王佐住地，王佐已听见枪声，即与刁辉林等几个亲信赶忙往宁冈方向的东门跑去。未料通往宁冈的东门浮桥已被拆掉。王佐等即涉水过河，水急河深，王佐等不会游水，即被淹死在东关潭里。

就这样，袁文才、王佐这两位曾为井冈山根据地的创建做出了重大贡献的人物，倒在了“左”倾错误的枪口之下。

尔后，袁部的主要骨干李筱甫、周桂春、谢桂标、陈慕平、谢华光、朱游庭等先后被抓住枪杀了，王部也只逃出小部分，共计打死、淹死40余人。剩下的战士被关了3天，愿留下的编入红五军一部分，编入宁冈游击队一部分，不愿当兵的发给了路费。袁、王两支部队从此消亡了。

据近年新发现的史料《宁冈县16个共产党员就袁王事件致彭德怀转特委、军委信》记述：袁、王被害时，袁、王旧部谢角铭、刘克犹等16个共产党员“被拘禁在永新”，联名致信彭德怀转特委、军委和各党部，认为边界特委“设此圈套”，“将袁、王等包围处死”，“殊令人犀疑满腹，切齿痛心”，是“兄等和中央巡视员”误听了一些人的谗言，才“有出此不正确之执行”。信中恳切地表示“舍共产而无他从”，“若得奉命，自当然加培（倍）工作”，“期待上级之明了我们苦衷也”。然而，谢角铭等人的恳求信，彭德怀是否收到尚不知晓，特委、军委是否知道也不清楚。在袁、王及其40多个骨干被害后，谢角铭（袁文才妻叔），王云龙（王佐哥哥）即收拢残部，“通电反共”，投靠敌匪。从此，井冈山军事根据地陷于敌手，从红区沦为白区，直到1949年解放。

㈦沉痛的历史教训

袁文才、王佐被错杀，教训是沉痛、惨重的。当时，杀袁、王的“理由”主要是：1.认定袁、王是“土匪首领”；2.认为袁、王有两大罪状：“一是反对分田反对苏维埃；二是勾结茶陵靖卫团，扰害永新赤色政府。”这些罪名，实际上都是站不住脚的，是强加在袁、王头上的。毋庸讳言，袁文才、王佐及其部队是有缺点和错误的。袁、王所部虽已编为正规红军，但许多人过惯了自由散漫的生活，纪律观念较差；袁、王两人性情高傲，只信仰个人，不信仰组织；袁文才本已随军下山，但中途又私自离队，虽接受了组织处分，对队伍仍有影响，特别是对策反罗克绍这样的大事，既不请示，又不商量，擅自行动，是违犯组织原则的。然而，这些问题均是属于党内矛盾，可以用处理党内矛盾的办法去处理，不能把已是共产党员和红军将领的袁、王继续当作“土匪”杀害。

袁、王被错杀，是我党我军早期历史上的一起冤案。井冈山时期的老同志、前中共江西省委书记陈正人回忆说：“1930年10月，在红军最后一次打吉安时，我见到了毛泽东同志，把袁、王被杀的事情告诉了他。他说这两个人杀错了，这是不讲政策。新中国成立后，大概是在1950年，那时我任江西省委书记，向毛泽东同志汇报江西工作情况的时候，有时也还提到袁、王的事情，毛泽东同志的看法和以前一样，没有改变，还是认为杀袁、王是杀错了。”1965年5月毛泽东重上井冈山时，还特意会见了袁文才、王佐的遗孀，握着袁妻谢梅香老人的手说：“袁文才、王佐不在了，他们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做出了贡献。”袁、王二人在20世纪50年代就已被平反，被追认为烈士。这是后话。

从袁、王之死的悲剧中，可以引出一些教训。

1）必须肃清党内“左”倾错误的影响。“左”倾错误是袁、王悲剧的根源。在我们党内，自“八七”会议以来，由于在反对右倾错误时，忽视了对已经滋长的“左”倾错误的批判，这就为“左”倾错误开辟了道路。这种“左”倾错误在“八七”会议后继续滋长，在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的过程中，毛泽东亦被指责为“退却逃跑”，并被撤销了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秋收起义前委书记职务。后来召开的党的六大，仍然存在“左”的错误倾向，才有了六大通过的《苏维埃政权组织问题决议案》。正是这个决议案的“左”倾政策条文，给边界特委提供了“尚方宝剑”，加上边界特委对袁、王的不正确结论，从而导致中央派出巡视员彭清泉来处理袁、王。这是历史的教训。邓小平曾经说过：“‘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袁、王之死正是我们党的历史上的“可怕”　一幕。袁、王在井冈山干得好好的，一下子就被“左”倾错误的执行者“搞掉了”。

2）必须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应该承认，袁文才、王佐及其部队是有缺点和错误的，但终究属于党内矛盾，而不是敌我矛盾。毛泽东在袁、王的问题上始终坚持了正确原则，透过现象看本质，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灵活地执行了中央的政策。当时是紧张复杂的战争环境，处理这个事件的中央和边界特委领导人，在政治上并不是都能像毛泽东那样成熟，他们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带着偏见错杀自己的同志，主观上还自以为是坚决执行了党的政策，捍卫了革命的利益。这不能不说是造成这一悲剧的重要原因。因此，无产阶级政党不但要有正确的政策，还要造就大批政策性强、素质高的领导干部队伍，才能把握住革命事业的方向，将革命引向胜利。否则，就会造成历史的错误。

3）必须坚持调查研究，防止“轻听轻信”。当时中央巡视员、红五军委和领导人受六大决议案的影响，不察当时边界党和红军内的复杂情况，缺乏审慎的调查研究，轻信了特委某些人的不实之词，出兵弹压，也是酿成袁、王悲剧的一大教训。

4）必须提高部队的政治素质。袁、王被错杀，与其自身的一些缺点、错误也有关。袁、王组织纪律观念淡薄、崇尚个人、拥兵自重、开小差等，给推行“左”倾错误的人以口实，是为一大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