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实行因矿设厂、矿竭封闭的管理模式。如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昆阳州有子母厂、易门县有寨子山厂，俱为铜矿，令开采以收课息”。雍正二年（1724年），“滇省火把箐厂开采年久，铜矿无出，永行封闭”[195]。“铜矿无出”意味着该厂铜矿资源枯竭，无铜可采，理应封闭。但是，乾隆年间却出现细微变化。乾隆七年（1742年），云南巡抚张允随奏称：“滇省向有青龙等铜厂，缘开久硐深，另于厂地前后左右开硐煎办，或收买水燥煎铜。”[196]青龙厂并未封闭，而是于附近新开矿硐采铜。乾隆二十年（1755年），云南巡抚爱必达奏称：“近来汤丹等大厂硐深矿薄，多那亦产矿日少。查有多那厂附近之老保山产矿颇旺，月办铜四万余斤至五万余斤不等。又汤丹之聚宝山新开长兴硐，日可煎铜六百余斤，九龙箐之开库硐日可煎铜千余斤。又碌碌厂之竹箐老硐侧另开新硐，矿砂成分颇佳，均应作为子厂。”[197]汤丹厂已“硐深矿薄”，并没有按例封闭，而是在周围寻觅矿苗开采，作为汤丹子厂。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确定各厂年办铜额之后，即使“硐老山空”，也不得轻易封闭，否则无法完成年额。这便是《清史稿》所言：“正厂峒老砂竭，辄开子厂以补其额。”[198]
嘉庆朝以来，东川府“硐老山空”的铜厂越来越多，无法完成任务，定额不得不从乾隆四十三年的531万斤降至343万斤。即使如此，仍有不少铜厂因找不到子厂而无法完成年额。嘉庆八年（1803年），云南巡抚永保奏：“查东川府所管之汤丹、碌碌、大水三厂，前因硔砂衰少，奏请减额四十九万五千余斤，嗣准部覆，仍令筹补足额。”[199]一年前，东川府知府鸣铎即从路南州尖子厂买补铜80余万斤，才勉强凑足定额。而尖子厂“开挖未及一年，山腹硔砂已短，现计每日不过出硔二三千斤，每硔百斤出铜二十七八斤，每月仅获铜二三万斤，察看情形，尚恐日渐短缩”，“现查附近尖山厂之大兴、凤凰城、红石岩、红坡、发古等五旧厂，开采年久，硐老山空，则大兴等五厂额铜又有短缺”[200]。可见，“硐老山空”的情况已较为普遍。
所谓“硐老山空”，指矿井开采年久，矿石已被采尽。大面积的“硐老山空”，意味着矿产资源衰竭。矿产资源是矿业开发的基础，资源的丰富程度决定了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矿业发展可能达到的最高成就。随着矿业生产的持续，一定技术水平下可以采炼的矿石逐渐减少，势必会出现资源枯竭的问题。
矿产资源衰竭的另一个表现就是可采矿石品位的逐渐降低。乾隆十年（1745年），路南州知州张泓所纂《滇南新语》象羊厂条云：铜矿石“最佳者曰绿锡镴，炼千斤则铜居其五六，次曰白锡镴、栏头锡镴，再次曰珠沙锡镴，铜居其三四，下者曰牛版筋，仅可敷炭价，若夹石硔、稠硔、哈硔，则每千斤不过获铜四五十斤，得不偿失，遇者有忧色，咸品搭于佳硔内以炼。”矿石品位从5%～60%不等，平均品位在45%左右。檀萃《农部锁录》言：“凡矿一石得铜八十斤为上，六十斤次之，四十斤又次之，三十斤又次之，不及十斤为下。”[201]平均品位仍在45%左右。但是，嘉庆朝以后，上述路南州尖子铜厂“每硔百斤出铜二十七八斤”，矿石品位已在30%左右。《滇南矿厂工器图略》总结：“曰铜矿，凡数十种，紫金为上，加有红晕者曰火裹酥，兼有蓝晕者曰老鸦翎，呈分在五溜以上；曰马豆子，呈分最高，可七八溜，而断不成堂；曰黄金箔，易有水而最悠久；曰生铜，即自然铜也，改煎掺入能长呈分，大块可作器皿。”[202]紫金、火裹酥、老鸦翎、马豆子等矿石的品位高达50%，但此类矿石数量很少，在矿石总量中所占比重不大。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宣统二年（1910年）法国人劳克尔和杜开洛游历云南，分别调查东川铜矿，言：“落雪铜矿为碳化云斑岩，开采系在山边，并不甚深，肇始于一八九七年，至于大块仍留矿底，工人约一百名，矿含铜质百分之二十至四十，每日采额约半吨许。”“老厂（汤丹矿区）矿苗本系黄铜矿，惟与重土石凝结，故变为碳化铜，该处石灰石块开采已三百余处之多，掘深至一千五百米突，矿苗之含铜质百分之二十者，多经收熔，较次者不值熔炼，因所需焦炭须向四英里遥处采购也。”[203]矿石平均品位在20%左右。由此可见，云南矿石平均品位从乾隆年间的45%到道光年间的20%，百余年间下降了25个百分点，表明云南的铜矿资源逐渐枯竭。
事实上，当时对铜矿资源的合理开发已有一定认识。乾隆五年（1740年），云南总督公庆复奏：“再滇省各厂，惟汤丹最旺，岁产高铜八九百万及千万斤不等，接近汤丹之多那厂产铜亦旺，但两厂相连，工匠云集，油米腾贵。现酌将多那一厂暂为封闭，俟汤丹硐老，再行议开。”[204]乾隆十二年（1747年），当汤丹等厂铜产量减少时，多那厂被再次开启[205]，使滇铜产量再次提高。乾隆皇帝在上谕中说：“张允随奏称，现在该省办铜各厂，较之乾隆十年、十一、十二等年，多获铜二百余万斤等语。滇省所产铜斤，上供京局鼓铸，下资各省采买，出产旺盛，固属有益。但天地生财，止有此数，今增至二百万斤，未免过多，若辗转加增，或因开采太过，易致涸竭。不若留其有余，使得常盈不匮，宽裕接济，庶为可久。”[206]皇帝已经认识到“开采过多易致涸竭”之理，应有计划开采滇省铜矿，使其源源不断供给京局。
但正如乾隆四十年（1775年）云南布政使王太岳所言：“夫滇铜之始归官买也，岁供本路铸钱九万余千，及运湖广、江西钱四万串计，才需铜一百一万斤。至雍正五年，滇厂获铜三百数十万斤，始议发运镇江、汉口各一百余万斤，听江南、湖南、湖北受买。至雍正十年，发运广西钱六万二千余串，亦仅需铜四十余万斤。其明年，钦奉谕旨，议广西府设局开铸，岁运京钱三十四万四千六十二串，计亦只需铜一百六十六万三千余斤。乾隆二年，前总督尹文端公继善，又以浙江承买洋铜，逋欠滋积，京局岁需洋铜、滇铜率四百万斤，请准江浙赴滇买铜二百万斤。……而直隶总督李卫，又以他处运买滇铜转解，孰与云南径运京局，由是各省供京之正铜及加耗，悉归云南办解，然尚止于四百四十四万也。未几，而议以停运京钱之正耗铜，改为加运京铜一百八十九万斤矣。又未几，而福建采买二十余万斤矣，湖北采买五十余万斤矣，……于是云南岁需措铜九百余万，而后足供京外之取，而滇局鼓铸尚不与焉。”[207]为了供应京局及各省采买，满足全国铜材需求，滇铜外输量从一百万斤上升到九百万斤，根本无法实现铜矿资源的合理开发。
当然，矿产资源的多寡亦与采冶技术有着密切的关系。随着采冶技术和工艺的进步，可以利用的矿石临界品位会逐步降低，矿产资源会相应增加。如新中国建立后，东川矿区累计探明铜金属储量，品位0.72%以上铜矿石47 853万吨，含金属铜345.8万吨[208]。即使以清代滇铜最高年产量1 400万斤计算，也可开采近500年。但是，就清代铜的采冶技术而言，两百余年间没有出现实质性的提高。因此，云南铜矿资源枯竭是导致嘉庆、道光时期东川铜业萎缩的主要原因之一。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