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记忆的高智能时代

很多学者在关于数字化的表述中都将模拟型号转为二进制数字0和1称为一种简化，但显然这种简化是极为表面的，因为当文字、数字、声音、图像、视频都被转换成为二进制数字代码的时候，其背后是极为复杂的海量运算，而这是人脑再也无法完成的信息读取。

因此，媒介记忆的数字化、大数据、云存贮最终都必须依赖数字化设备性能的不断提升。英特尔（Intel）创始人之一戈登·摩尔（Gordon Moore）提出了摩尔定律：“当价格不变时，集成电路上可容纳的晶体管数目，约每隔18个月便会增加一倍，性能也将提升一倍。换言之，每一美元所能买到的电脑性能，将每隔18个月翻一倍以上。”^[36]尼古拉斯·卡尔（Nicholas Carr）则使用了另一种类似的表述：“大概每隔3年，计算机芯片每秒钟处理的指令就会翻一番，而且处理成本差不多每年都会下降一半。”^[37]与此同时，互联网的流量和带宽的增长同样十分迅速，但仅仅是运算速度的提升和运算成本的降低还不足以解决大数据所造成的信息过载，如果没有一种高智能的运算方式，我们将不得不陷入对海量信息的苦苦搜寻当中。

在高速度与低成本的同时，我们还需要能够辅助记忆的高智能运算。虽然目前这种高智能运算离人工智能依然非常遥远，但是固定程序计算机可以通过对我们使用经验的分析，预测我们的操作路径并提前做好准备，判断我们对信息的喜好，从而进行有针对性的推送，在搜索过程中也会进一步判断我们的需求。

在高智能记忆时代，媒介已不再是简单的记忆载体或记忆工具，而是被置于更加广阔的“高智能语境”中进行运作和管理。任何一个新闻事件的背后是成千上万的各种形式的深度信息。正如雷克斯·索尔加兹（Rex Sorgatz）所言：“当下媒介从痴迷于‘抓取一切’向着‘深挖某一领域’转变，我们已经走过了大数据时代，现在正在迈步进入高智能的‘深挖’阶段。”^[38]媒介记忆正在逐步由“记录者”“报道者”转变为“存贮者”“深耕者”和“保护者”，由记忆载体转变为“记忆银行”和“全球大脑”。对此，保罗·莱文森（Paul Levinson）认为：“人类技术开发的历史说明，技术发展的趋势是越来越像人，技术在模仿、复制人体的感知模式和认知模式。”^[39]最终，高智能传播科技的发展必将辅助人类进行信息记忆的“深挖”和“深耕”，使媒介记忆进入更高层次，取得更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