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贵州片区现代农业发展的ppt

乌江流域历史上的山地高效农业内容涉及甚广，其生计模式兼顾了经济发展与环境维护诸多方面，对于长江下游水资源的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因而探究历史上乌江流域各族群居民的生计模式与环境的兼容，总结其间的经验教训，可以为贵州省今天的经济发展与生态建设服务。故此，今天我们要真正理解乌江流域的山地农业，了解贵州古代高效农业的内涵，以下三个方面还得引起大家注意：（一）贵州山地高效农业是一个多样态的农业模式，内容涉及农业、手工业、商业诸多类型，这样的农业模式是长期历史磨合的产物，能够做到经济发展与环境的兼容，我们应该对其合理性进行深入探讨。（二）目前这样的农业传统在乌江流域局部地区还存在，只要加以诱导，可以为今天贵州省的生态建设和经济发展服务。如柞蚕业，目前在乌江流域还有零星的柞林存在，这样的柞林只要运用得当，历史上此区域的柞蚕业就依然能够恢复。还有，就乌江流域言，历史上留下了诸多与青有关的历史地名，这些区域也为我们恢复柞蚕业提供了可能。（三）加强农业典籍搜集、整理和研究，以真正推动山地农业的发展。查阅西南诸地方志，对山地农业皆有一定记载，同时也多涉正常的族际关系，这是外来农业科学技术传播的有力证据。只要我们对其合理性进行深入分析，提高各族群居民对外来农业技术的消化吸收能力，一定程度上可以走出一条不同于中原地区的农业路子来。

【注释】

[1]作者简介：卢云辉，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专业博士研究生，贵州民族大学图书馆馆长。

[2]朱羲农等：《湖南实业志》，湖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页。

[3]尹红群：《湖南传统商路》，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0页。

[4]蓝勇：《明清时期的皇木采办》，《历史研究》1994年第6期，第98页。

[5]可参阅（清）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卷三百八十六《实业》，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6]陈岗：《清末民国四川猪鬃产业开发与经营》，四川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7]传统集贸市场是社会经济史和城镇史研究的重点领域，因而探讨的学人和成果众多，如传统集贸市场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传统集贸市场与封建社会之间的关系，传统集贸市场与政治中心的关系，传统集贸市场与区域资源配置之间的关系，等等。可参阅任放《二十世纪明清市镇经济研究》，《历史研究》2001年第5期。在前人探讨的基础上，本文探讨的重点在于，挖掘传统集贸市场在区域社会文化层面的功能和价值，尤其是将传统集贸市场作为区域社会历史与文化的折射去看待和分析，则是此前研究中较为薄弱领域。

[8]陶用舒：《读〈中国集市贸易发展简史〉》，《益阳师专学报》1996年第4期，第123页。

[9]新晃侗族自治县志编纂委员会编：《新晃县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年版，第292页。

[10]万红：《论西南民族地区集贸市场的历史形成》，《贵州民族研究》2004年第3期，第103页。

[11]参见《新晃侗族自治县水利电力图》。

[12]如据成书于北宋时期沈括的《梦溪笔谈》（卷十二）一书所载，“运盐法为每斤100里，陆运4文，船运1文”。

[13]这种滑道，在那些坡度较大，而又以杉木为主的经济林中，每座山的每一个面，特别是临溪水一面都会有2～3条。一般是位于山面的中间或是平分山面，尽可能方便人们将所砍伐下的杉木能够就近搬运至滑道内，顺着山势，自己滑到溪流之中。其宽度有2～3米，往往比山体的坡面要下陷约半米左右，中间很少有大块的石头和大树，比较光滑，一般都被清除干净了，主要是长着一些杂草和藤蔓类植物。这样处置的好处显然是为了尽可能减少地表的摩擦而损伤到木材本身；而滑道的下陷，为的是木材能沿着滑道向下滑去，尽可能减少木材发生变向而溜出滑道，既保护人，也是保护木材本身。

[14]米贝乡的集期是逢农历带有“三”和“八”的日子，即每月的初三、初八、十三、十八、二十三和二十八，一个月共计6次。中寨镇的集期则是每个月农历逢“二”和“七”的日子，一个月也是6次。

[15]其之所以会成为几十年来碧朗乡境内的一个“中心”，主要是因为碧朗乡乡政府的成立，以及作为乡政府所在地而已，并非这一地区此前具有传统集贸市场的传统和历史。

[16]Charles M.Good，“Perodic Markets：A Problem In Location Analysis”，Profes－sional Geographer 1974（8），pp.210－216.

[17]马永辉：《新中国农村集市贸易发展的历程及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当代中国史研究》2005年第2期，第115～116页。

[18]选取在春节前期进行调查（腊月），是因为这个时候正是外出务工人员回家过年的时期，特别是春节前的最后两次集期，其赶集人数之多和货物交换品种之广，都达到了一年中的顶峰水平。这能为笔者的调查带来巨大的方便。

[19]这里的“家”显然具有了浓厚的民族文化意蕴和民族归属。

[20]李昌瑞：《试论集市贸易的发展》，《商业研究》1987年第5期，第20页。

[21]奂平清：《中国传统乡村集市转型迟滞的原因分析》，《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第45页。

[22]杨曾辉等：《论传统集贸市场的当代改制》，《西南边疆民族研究》2014年第1期，第75页。

[23]需要注意的是，如果是出现类似于“报丧”等紧急事务，那么就不能等待集期的到来，而是得及时派出信使去传递信息，即令是碰上了集期，信使同样得去完成任务。

[24]恋爱的场所当然不是集市的中心地带，而是行人较为稀少的“花前”与“月下”。

[25]李永辉：《湘黔边一带苗族的婚俗“赶边边场”》，《档案时空》2012年第3期，第44～46页。

[26]普虹：《侗族音乐与民俗》，《中国音乐》1989年第2期，第74页。

[27]有一种说法认为，“赶坳”之所以定在每年的六月初六，是为了纪念当地侗族始祖吴世万、姚君赞等从靖州飞山，将天应公接到了新晃这一伟绩而举行的大型男女对歌活动。在这一天，主管族谱的老人们还会拿出家谱来晒，俗称“六月六晒家谱”。据笔者初步考订，关于侗族传统社会中“赶坳”的实质，其实这些传说都是附会之物，并非“赶坳”的实质性内涵。文献记载及当下我们看到的“赶坳”，其实质乃是侗族传统社会运行规制下的产物，是家族间疆域的划分、利益的调解，以及侗族传统婚恋规制等综合影响的“残留文化”而已。笔者已就这一问题，另有《侗族传统“赶坳”习俗实质考》一文即将刊发，此不赘述。

[28]一般而言，双方调解的地方，大多数是位于市场附近的较为开阔之地，而且往往是赶集之人能够看得到的地方，而又与市场保持一定的距离。笔者调查发现，这样的地域选择有两大好处：一是能够引起赶集人的关注，能够最快的吸引住自己双方的亲朋好友，特别是房族内部的人及时赶过来增加气势；二是开阔地可以集结更多的人，要是真的发生械斗，亦能有较大的施展空间，尽可能地避免伤到除了当事双方以外的“观众”，而当事双方（要是寨老在的话，也会在中央）就在中央相互理论。

[29]陈曦：《论近代前期的湖南商业》，《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第97页。

[30]参见《道州志》卷之十《风土》，光绪三年刊本，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影印本，第826页。

[31]参见《会同县志》卷三《建置》，光绪二年刊本，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影印本，第123页。

[32]毛信萃：《城乡集市贸易发展新变化及其积极作用》，《北京商学院学报》1992年第1期，第12页。

[3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1页。

[34]作者简介：陶小龙，博士，云南大学工商管理与旅游学院副教授，复旦大学工商管理博士后；甘同卉，云南大学工商管理与旅游管理学院2015级硕士研究生；张建民，博士，云南大学工商管理与旅游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姚建文，云南大学工商管理与旅游学院教授，副院长。

[35]作者简介：沈万根，博士，延边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民族学博士生导师，民族理论与实践研究中心主任兼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周文博，延边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36]侯满平：《乡村休闲旅游的未来发展趋势》，旅游圈，http：／／www.dotour.cn／article／20211.html，2016－02－29。

[37]冯树伟：《旅游扶贫”成为延边州“乡村致富”的亮点》，《延边日报》，2016－01－07（01）。

[38]张伟国、代黎黎：《延边州稳步推进五项农村改革》，《吉林日报》，2016－01－07（06）。

[39]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统计局：《延边朝鲜族自治州201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吉林省人民政府门户网站，http：／／www.jl.gov.cn／sj／sjcx／ndcx／gdfzs／201603／t20160325_2184553.html，2016－03－25.

[40]《延边州全面推进脱贫攻坚实施方案》，延边网，http：／／www.hybrb.com／show／？idx＝97425，2015－12－27.

[41]沈万根：《延边朝鲜族自治州边境农村贫困人口特征分析》，《延边大学学报》2014年第6期，第109页。

[42]夏炎、金松兰、沈万根：《关于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农村贫困问题的成因分析》，《农业与技术》2014年第10期，第222页。

[43]延边州统计局：《2015延边统计年鉴》，中国国际图书出版社2014年版，第15页。

[44]董鹏宇：《省十二届人大五次会议举行第三场新闻发布会》，《吉林日报》，2016－01－30（02）.

[45]《延边概况》，延边州政府门户网站，http：／／www.yanbian.gov.cn／tplt／xl2012031611081743.jsp？infoid＝40903，2016－04－13。

[46]牛君仪：《都市休闲农业的发展模式与对策》，《生态经济》2014年第1期，第124页。

[47]张伟国、赵乐：《延边州大力开发休闲旅游农业——让“乡村体验”成为致富金钥匙》，《吉林日报》，2014－08－14（06）

[48]牛泽刚：《我州全力打造农业绿色品牌》，《延边日报》，2016－03－30（02）。

[49]农业部：《全国休闲农业发展“十二五”规划》，中央政府门户网站，http：／／www.gov.cn／gzdt／2011－08／24／content_1931324.htm，2011－08－24。

[50]张俊良、徐正国：《休闲农业乡村旅游是十堰农村脱贫的两把金钥匙》，《十堰日报》，2016－04－18（A02）。

[51]《“十三五”期间我国17%贫困人口将实现旅游脱贫》，人民网，http：／／travel.people.com.cn／n／2015／0710／c41570－27286714.html，2015－07－10。

[52]金海龙等：《中国旅游地理》，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第135页。

[53]夏青松：《关于加快推进吉林省乡村旅游示范区建设的调研报告》，第一旅游网，http：／／citynews.toptour.cn／htm l／2015／11／20151124094347.shtml，2015－11－24。

[54]沈权平：《少数民族地区以休闲农业推动农村发展的思考——以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为例》，《延边党校学报》2013年第29期，第116页。

[55]夏青松：《关于加快推进吉林省乡村旅游示范区建设的调研报告》，第一旅游网，http：／／citynews.toptour.cn／htm l／2015／11／20151124094347.shtml，2015－11－24。

[56]夏青松：《关于加快推进吉林省乡村旅游示范区建设的调研报告》，第一旅游网，http：／／citynews.toptour.cn／htm l／2015／11／20151124094347.shtml，2015－11－24。

[57]农业部：《全国休闲农业发展“十二五”规划》，中央政府门户网站，http：／／www.gov.cn／gzdt／2011－08／24／content_1931324.htm，2011－08－24。

[58]作者简介：马国君，博士，教授，贵州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学术带头人，中组部“西部之光”南开大学访问学者；李玉军，贵州省民族研究院实习研究员。

[59]柴兴仪：《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名词典·贵州省》，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434～435页。

[60]杨庭硕等：《民族文化与生境》，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21～224页。

[61]《嘉庆重修一统志》卷五百零九《大定府》“土产”项亦载，苦荞“出乌撒，（该）地气早寒，不宜稻，土人悉种以为食”。威宁州境“地势极高，风劲气寒，凛冽与北方无异，土寒地瘠，植物不茂，维多松树，所种宜荍，稻谷不登”等。

[62]杨庭硕等：《混成耕牧制在彝语地名中的反映》，《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3期。

[63]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民族事务委员会编：《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民族志》，贵州民族出版社1997年版，第26页。

[64]马国君等：《论元明清时期土司区贡赋与环境的兼容——以贵州及其毗邻地带为中心》，《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

[65]（乾隆）《皇清职贡图》卷八《贵州青苗》。

[66]（民国）《独山县志》卷十一《农桑》。

[67]宋濂等：《明史》卷七十八《食货二》，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895页。

[68]《太祖洪武实录》卷二百三十五，洪武二十七年十一月丁巳。

[69]马国君：《清代至民国云贵高原的人类活动与生态环境变迁》，贵州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05～207页。

[70]潘成义主编：《中国西南地区历代石刻汇编》（第19册·贵州卷），天津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0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