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节日习俗的地域差异

按照前文对浙江省自然地理生境进行的区域分类,本节主要根据地方志中关于传统节日习俗的相关记载,描述浙江省区域节日习俗特征,并进而分析造成这种节日习俗地域差异的原因。

一、杭嘉湖、宁绍地区

该区域主体位于天目山脉以东,会稽山脉、四明山脉、天台山脉以北,境内地貌以平原为主,周边地区有一些丘陵和低山。平原地带海拔很低,湖泊众多,内部有众多的运河或天然河道相连。历史上,船是该区域内部最主要的交通工具,与其他地区相比,各府、县相互间联系较为便捷,文化上也表现出较多共性。

从整体来看,该区域岁时节日受佛教影响较深,来自佛教的一些节日,如观音菩萨生日、地藏王生日,在本区都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成为当地民间节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二月十九日观音菩萨生日是本区最为隆重的节日之一。此日前后,杭嘉湖等地民众都有到寺庙参拜观音菩萨的习俗,其中最盛的要数位于杭州的上天竺寺,“当日去者自城门至山门十五里中,肩相摩,行人何止万万”^[10]。除本地外,甚至苏州、松江等府的民众也都大量结队参拜杭州各寺庙。宁绍之地的信徒则多聚集到普陀山观音道场参拜。关于七月三十日地藏王生日的民间习俗,在该区域地方志中也普遍留下了记载,各地都有在路边插地藏香等习俗。如湖州府归安县:“地藏素三十日夜,沿门点香烛,名点地灯,或以木屑和油沿路焚之,谓之油香塔。”^[11]嘉兴府桐乡市:“三十日为地藏诞,沿街沿门皆插香烛于地,并屑香和油燃之,谓之烧地藏香。”^[12]绍兴府余姚市:“晦日,地藏王菩萨生日。户供香烛、碗水于地,妇女以水洗目,儿童遍地插香。”^[13]

三月份东岳大帝生日(三月二十八日)在本区备受民间重视,各地赛会及祭拜东岳神仪式非常隆重。南宋《梦粱录》载:

杭州有行宫者五,如吴山、临平、汤镇、西溪、昙山,奉其香火。……自仲春下浣,答赛心愫,或专献信香者,或答重囚带枷者,或诸行铺户以异果名花、精巧面食呈献者,或僧道诵经者,或就殿庑举法音而上寿者,舟车道路,络绎往来,无日无之。^[14]

又如万历《绍兴府志》载:

三月二十八日,俗传东岳神诞日。萧山之蒙山、余姚之黄山皆有庙焉。自十六日起,男女竞往烧香罗拜,有自家门出,且行且拜,直至庙者。巨户女妇或不能行且拜,则雇人代拜。大姓皆楼船栽箫鼓至庙拜祷,即不拜祷,亦鸣榔游饮,姚人谓之游江,至月终乃止。^[15]

正月初五该区民间普遍有迎五路财神之仪,如杭州“接路头:正月初五日,相传为五路财神诞日,经商者均于初四夜预备香案,陈设牲醴,伙友之用否,亦定于是日,主宾依次礼拜,分手者不与焉”^[16]。湖州“初五日五更,祀财神以牲醴曰接五路,亦谓之接路头。商贾置酒待客,谓之路头酒”^[17]。

与外区相比,该区清明等节日注重游玩,娱乐气氛较重。“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清明节全国多数地方的人不注重游玩,节日气氛较为压抑,但在该区却成了许多人外出游玩的一个机会,并相互攀比。相对而言,祭祀祖先的神圣气氛反而不如游玩之风盛,其中较为典型的当数该区的杭州。明张瀚《松窗梦语》载:

杭俗春秋展墓,以两山逼近城中,且有西湖之胜,故清明、霜降二候,必拜墓下。……且二时和煦清肃,独可人意。阖城士女,尽出西郊,逐队寻芳,纵苇荡桨,歌声满道,箫鼓相闻。游人笑傲于春风秋月中,乐而忘返,四顾青山,徘徊烟水,真如移入书图,信极乐世界也。^[18]

又如万历《绍兴府志》载:

今则遇清明节,人家插柳祠墓。前后数日,或借少长行赏郊外,曰踏青。亦有盛声乐,移舟名胜地,为终日游者,亦袭下湖之名。每景色晴霁,澄湖曲川,画船相尾,罗绮繁华,与桃李相穿映。^[19]

该区沿杭州湾、钱塘江地区都有举世无双的观潮节分布。该节日由来已久,《元和郡县志》载:杭州“每年八月十八日,数百里士女共观舟人渔子溯涛触浪,谓之弄潮”^[20]。由“数百里士女”可知当时观潮习俗遍于沿钱塘江、杭州湾地区(历史上苏南部分地区也有此节,实属同一风俗区域)。该节日至今不辍,明清时期此风较盛的是浙西的海宁、平湖、海盐,浙东的萧山、会稽、余姚,其中以海宁、萧山最负盛名,《海宁县志》说“是月(八月)十三日至十八日,男妇往海上观潮”,对岸的萧山十八日也是“少长男女携酒肴作观潮会”。

在这一区域内,宽阔、潮大的钱塘江横亘其间,把该区切割成两部分,即浙西的杭嘉湖三府和浙东的宁绍二府,这两个区域在节日习俗方面仍有一些差异。总体看来,杭嘉湖三府节日习俗与苏南的苏、松、常、太诸府州更为接近,共同构成一个独立的节日区域;宁绍自古属越地,共享宁绍平原,其内部共性较强。

二、金衢严、台温处地区

该区位于会稽山脉、四明山脉以南。境内山地、丘陵占据了绝大部分的面积,并分布着一些山间盆地和沿海平原。与杭嘉湖和宁绍地区相比,该区被分割成数个流域(钱塘江流域、灵江流域、瓯江流域等),各流域之间均被高大山脉所阻隔,无法形成区域的大中心。除少数地区外,区域内部交通远不如杭嘉湖和宁绍地区方便。因此,该区域内部文化共性偏低,各府之间甚至是各县之间,其方言差异极大。

就总体而言,该区域内部节日习俗的共性偏少。广泛流行于杭嘉湖平原的正月初五迎五路财神习俗在这一带民间并不普及,观音菩萨生日、地藏王菩萨生日等佛教节日在这一区域内虽有分布,但百姓的参与程度远不能与杭、嘉、湖、宁、绍相提并论。尽管如此,该区元宵节期限普遍比较长;对春节也比较重视,其中举族拜谒祠堂神主及参拜祖先坟墓的隆重、盛大场面是杭、嘉、湖、宁、绍等地所罕见的。在所属各县,元旦这天家堂都要悬挂祖先神像,摆设香案,家族成员穿上盛装祭天拜祖。有祠堂的村落,这天全族男性成员都要到祠堂里拜谒祖先,并领受一定的胙品。如金华府武义县:“元旦,举家夙兴盛服,设香案、茶果,焚香拜天地,拜祖宗遗像,再诣神庙,诣宗祠,还家拜父母、尊长。”^[21]台州府太平县:“乡俗于是日举家长幼男妇,皆夙兴盛服。先设香烛、茶果,焚纸币钱,列拜于上下神祇,次谒祠堂。无祠堂者,或设祖宗神像,或设神位于中堂,具香烛、茶果、酒馔吕祀其先而列拜焉。”^[22]除了在家里、祠堂祭拜祖先外,该区民间还盛行子孙后代到祖先坟前祭拜的习俗,即“上年坟”,这种情形实是聚族而居现象的典型表现。

在节日习俗上面,可以将其分为金衢严和温台处两个区域来看待。台州、温州、处州都是三国时设立的临海郡,其中台州、温州二府临海相邻,两地间海路交往方便;处州位于瓯江上游,其对外主要通道为温州,靠瓯江干流与温州来往,因此这三个府可作为一个整体看待。金华府、衢州府、严州府均居钱塘江上游,其中金华、衢州二府共有金衢盆地,衢州府本身来自金华府,两地间陆路畅行无阻,严州府是金、衢二地水路奔赴杭州的必经之途,与金、衢二府之间并无高大山脉阻隔,它们也构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区域。

(一)金衢严三府

该区位于会稽山脉以南,大盘山脉以西,仙霞山脉以北,是浙江的内地。境内以盆地、丘陵为主,三府之间有平缓的谷地相连接,都属钱塘江流域的中上游地区,衢江、兰江、新安江把三府有机地连接成一个整体,区内交通相对便捷。与杭、嘉、湖、宁、绍等府相比,除钱塘江各主要支流外,水运并不发达,明清时期该区的商品经济也远不及杭、嘉、湖、宁、绍等地发达。

元宵灯节在本区表现得盛大而隆重。明清时期,虽然本区商家较少,民众生活奢华程度比不上杭、嘉、湖、宁、绍等地,但由于聚族现象严重,民间能以合族的力量来组织盛大的灯会活动。与浙江其他地区相比,该区民间特别重视灯会,其筹备活动也开始得特别早。区内许多县从正月初八便开始筹备灯会活动,如寿昌县“元宵,自初八、初九至十六止……十四、十五、十六放灯三夜,新年娱乐,颇为美观”^[23]。与杭、嘉、湖、宁、绍相比,最能体现本区灯会活动特色的要数迎“桥灯”活动。桥灯也叫板龙灯。光绪《诸暨县志》载:

用六尺板,穴其两头,交锁连络,首尾为龙形,中剪彩作楼阁人物,多者至四五百板,杂以旗鼓,夜行以烛,倒映五湖,交影上下,烂若星点。^[24]

最具本区节日习俗特征的要数八月十三的胡公(即胡则)诞辰日。胡则神是该区最具代表性的地方神,其庙宇遍布本区金华府属各县,在衢州、严州也有一定的数量。康熙《永康县志》载:

八月十三日,佑顺侯胡公则生辰,各分村落为会。挂大帛为旗,长二三丈,导以鼓乐,从以伞盖,或以纸为马,登方岩,赛神而还。盖一郡香火之盛,未有若此比者。^[25]

胡则生辰被本区人当作一个重要节日来过,届时区内各地都要举办盛大的庙会活动,并有朝拜永康市方岩胡则祖庙的风俗,其隆重及盛大气氛完全不亚于富裕的杭、嘉、湖、宁、绍地区观音菩萨、东岳大帝诞辰日的赛会活动。

(二)台温处三府

该区位于四明山脉以南,大盆山脉、仙霞岭以东,河流直接注入大海,地貌、水系与福建相似,同属浙闽山地,海上交通也较为方便。自古以来,温、台二府便因海路而和福建的交往较多,该区文化面貌呈现出与福建较为相似的特性。

台、温、处三府,尤其是温州府属各县,对元旦的重视有过于他区。万历《温州府志》载:

俗最重元日,户无大小贫富,皆洁服祀先,毕以序拜尊长,前后出谒亲族,邻里或留饮。自初一至五日谓之节假,交相展庆,罢市五日。^[26]

与金、衝、严等地一样,该地都重视元旦祭拜祖先的活动。除此外,各地商家还要“罢市五日”,即休市五天,这一现象在经济发达的杭、嘉、湖、宁、绍等地没有出现,说明该区民间特别重视春节。在平阳县甚至还有春节期间燃灯彻晓的习俗:“初一至初五,每夜寝室燃灯彻晓,名曰‘岁灯’。”由此可见,该区对春节的重视在一定程度上超过了浙江其他地区。

三、影响节日区域差异的因素

从宏观来看,浙江节日习俗与邻省相比具有一定的区域共同特征,成为吴越风俗区的大部分。但从上面所描述的各区域特征来看,省内节日习俗也有一定的地域差异。复旦大学朱海滨教授将浙江省内节日习俗区域的形成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27]。

(一)中原文化对浙江各个区域的影响程度不同

现存的汉族节日风俗主要起源于中国华北地区,浙江各地节日习俗的大部分应是受中原文化的影响而普及开来的。我国的主要岁时节日,如除夕、元旦、元宵、上巳、寒食、端午、七夕、重阳等在秦汉时期已经形成并趋向定型。

杭、嘉、湖诸府接受中原王朝统治较早,而且所接受的北方移民也较浙江其他地方多,其地节日习俗中来自北方的影响较浙江其他地区要大。春秋时期,杭、嘉、湖平原地区大部分属吴国,而吴的统治者来源于中原,吴国与中原各国的交往较越国为多。战国时期,杭、嘉、湖、宁、绍地区归属楚国,而当时楚国交往的主要对象也是中原各国,可以推测,当时杭、嘉、湖、宁、绍文化受中原的影响较金衢严台温处地区深入。浙江境内秦县明确可考者共15个^[28],其中有13个均位于杭、嘉、湖、宁、绍五府,可知这一区域是接受中原文化影响最早的地区。西汉时浙江属会稽郡,郡治设在今苏州,统治者政令的执行可能也是杭、嘉、湖地区较浙东八府为彻底。东汉末至六朝,浙江境内来自北方的移民主要也是分布于杭、嘉、湖和宁绍地区,而杭、嘉、湖平原的移民又远远超过宁绍平原,况且六朝首都在南京,离杭、嘉、湖更近,杭、嘉、湖与苏南各地成为当时南方割据政权的核心地区。南宋政权立都临安(杭州),大批来自中原的移民及官员再次把中原的风俗习惯带到了浙江各地,其中杭、嘉、湖三府受北方的影响最大。如寒食节在杭、嘉、湖一带广为人知,在许多地方被当作节日来过,有竞渡活动,如同治《湖州府志》说:“寒食节,乡村以农船驾四橹,上设彩亭旗帜,列各种器械,互较技勇诸艺,谓之哨船。”^[29]但到了浙东宁绍一带,民间并不把它作为一个节日来过,因此陆游叹道:“人家青烟不禁火,俚俗岂复思子推?”又如,归入道教系统的东岳大帝生日,在杭、嘉、湖、宁、绍五府都有盛大的庙会活动。唐宋王朝积极推崇东岳神信仰,自上而下,全国绝大部分的州、府城都建立了东岳庙,这一信仰率先在全国著名的大都市普及,浙江的杭、嘉、湖、宁、绍平原地区是东岳神信仰较为普及的地区,自然也就成为东岳庙会的发达地区。浙西南诸府虽也有东岳庙,但东岳神信仰却未能普及到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去,因此民间并没有形成与杭、嘉、湖、宁、绍相抗衡的庙会活动。总之,杭、嘉、湖地区与浙江其他地方相比,腊八节、十月朔、东岳大帝诞辰日等节日都有广泛分布,其原因可能与受中原文化影响较深有关。浙江南部诸府腊八节、十月朔并未成为民间节日,可能是受中原文化影响较弱、较浅的缘故。

(二)不同的交通体系及地理区位促成了某些地域差异的形成

在古代中国,区域间的分隔与其说是由地形决定,不如说是不同的地形影响了交通,使得同一区域内的交通较为方便,区域内相互间的交往较多,也就使得区域共性越来越多。杭、嘉、湖诸府与江苏的苏、松、常、镇、太诸府州有一个完整的运河系统相连,相互间货物、人员的来往没有什么自然障碍。自新石器时代开始,这些府州之间的文化差异就极少,经过数千年的发展,其间的共性仍相当大,属于同一文化区域。宁、绍两府共同享有宁绍平原,相互间并无明显的地理屏障,浙东运河更使得两府属县之间来往愈加方便。两府之间的节日自然区别不大,成为同一的节日区域。金、衢、严三府相互之间有钱塘江各支流及平坦的谷地相沟通,彼此之间交往相对方便,其节日自然会表现出相对强的共性。

浙江节日习俗虽然可划分成几个有一定特征的区域,但这些区域之间并不是隔绝的,其相互间的来往也是较多的。如宁波、绍兴是台州、温州对外交往的北大门,因而温、台二府的文化与宁波府一样具有较多的共性。如,台州、温州、宁波三府的部分属县在八月十六过中秋。据各种民间传说,都与当地人物、事件关系较大,其中流传最广的是元末方国珍。当地民间特别是台州民间,关于方国珍的传说很多,台、温、宁曾被方国珍割据,因而三地部分地区都在八月十六过中秋。又如,温、台二府与宁波府都有三月十九太阳生日这一节日分布。由于这几个府风俗方面的共性较多,因此明代王士性说:“宁绍台温连山大海,是为海滨之民。”但是在大部分时期,台、温、处三地的经济、文化水平与宁、绍都有较大差距,其节日习俗仍分属两区。又如,元宵节迎桥灯活动是金、衢、严三府节日方面的重要特征,但该区与宁、绍区的诸暨市也有较为方便的通道,因此诸暨市境也有和金、衢、严三府属邑一致的迎桥灯活动。

浙江南部的温州、处州与福建接壤,地貌类型相似,相互间有海道或河道相连,因此这两个府在节日方面呈现出与福建类似的特性。如,温州特别重视元旦,甚至连商家都放假五天,与福州的家家户户休息一致。又如,端午节各县都有盛大的赛龙舟活动,也与相邻的福建省一致。处州府属龙泉、景宁、庆元的端午节重五月四日,与近邻福建各县一致。

(三)区域特殊的经济形态形成了特有的节日习俗

我国的岁时节日与农事安排关系较大,许多节日都因农事而生。杭、嘉、湖三府与苏、松、太、常诸府州在封建社会后期构成中国最大的丝织业基地。植桑养蚕成为当地相当一部分居民生计的主要来源,因而在节事上,十二月十二日“蚕生日”也就成为当地居民的一个节日。而浙江南部诸府的丝织业远没有它们重要,蚕生日在浙南诸府并不为人所知。明清时期金衢盆地是以粮食种植业为中心的区域,商品经济并不发达,当地人的生计主要依赖粮食种植,水旱等自然灾害对当地人生计的影响特别大,因而本地人特别重视迎板龙灯活动。迎送板龙灯在当地农村被认为是保佑一地风调雨顺的活动,每户居民都要提供一座“灯桥板”,全村的“灯桥板”连接成数百米长的板龙灯。元宵前后夜晚,桥灯出迎郊野的山冈、田埂、溪流、池塘等地,以驱瘟神,并祈风调雨顺,成熟丰稔,成为当地稻作农业社会的一大特色。

节日风俗的演变与商品经济的发达程度也有较大的关系。明清时期杭嘉湖地区是中国商品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而浙江南部诸府商品经济则相对落后。杭、嘉、湖每年正月初五或初四家家户户都要迎接财神,而且格外恭敬,为的是祈求生意越做越旺,家庭经济蒸蒸日上,最好是能够发横财,而民间盛传五路神(五通、五圣)既能使一家顿时破产,也可使一家暴富,因而接“路头神”仪式就是杭、嘉、湖节日风俗的一大特征。虽然五通神在浙东八府各地也受人祭拜,是当地重要神灵之一,但正月初五迎财神这一习俗在浙东的宁、绍二府不及杭、嘉、湖普及,而浙南山区诸府更是闻所未闻。

(四)不同的信仰传统形成了富有当地特色的节日

魏晋南北朝以来,佛教和道教对岁时节日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节日习俗逐渐与宗教信仰结合,其活动内容渐趋丰富;并同时增加了一些宗教的节日,最重要的如四月八日的浴佛节、七月十五日的中元节、七月三十日的地藏王生日等。《宋史·地理志》说两浙风俗“人性柔惠,尚浮屠之教,俗奢靡而无积聚”,即宋代两浙路俗尚奢侈,民间崇信佛教,其实这句话所描述的主要是浙西地区的风俗。迄今为止,谈及宋代两浙地区佛教盛况的史料很多,但其中绝大多数都是有关浙西地区的。如,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言临安府(明清杭州府)“人性敏柔,而惠尚浮屠”,安吉州(明清湖州府)“人性敏柔而惠,尚浮屠氏之教,为僧者众,奢靡而亡积聚”。也就是说,杭嘉湖地区是浙江佛教信仰最为普及的地区,佛教信仰对杭、嘉、湖、宁、绍诸府民间的生活影响最深,一些与佛教相关的节日自然在该区较为流行。如,前述二月十九日的观音诞辰日、十二月八日腊八节、地藏王生日这些习俗在浙东北诸府远较浙西南流行。浙江中南部的金、衢、严、台、温、处诸府,虽然也有很多佛教寺庙,但在该区并没有形成全民信奉佛教风潮,也无一处佛教寺庙成为民间进香的圣地,因而跟佛教寺庙密切的节日习俗并未能深入渗透到民间生活中去。

虽然浙江节日风俗大部分由外地传来,但也有一部分产自本地。地方性的节日习俗,其渊源往往与本地民间信仰有较大的关系。金衢二府八月十三日的胡公神诞日,就是一个较为典型的例子。胡公神人物原型是北宋前期著名官僚、婺州(明清金华府)永康市人胡则(963—1039),当地传说其生前曾奏免衢、婺二州的身丁钱而被当地民众奉为神灵来崇拜。当然,胡则是否真正诞生于八月十三日,由于史料所限,已无法考证。不过八月十三日正是秋收之后,从春祈秋报来看,所谓的诞辰日极有可能是后世人虚构出来的。另外,如二月初八流行于杭、嘉、湖地区的祠山大帝生日习俗。

(五)不同的社会组织形式及民风等导致节日风俗的气氛、特色不同

宋代以来,宗族组织逐渐发达,中国南方地区的宗族聚居现象十分明显。明清时期,浙东地区的宗族明显比浙西地区发达,是中国宗族聚居现象较为典型的地区之一。虽然浙东经济整体上比浙西落后,节日种类不如浙西丰富,节日气氛显得古朴,但由于该区宗族组织强大,规模较大的村落多由一个或几个宗族组成,它们之间展开了相互竞争的格局,岁时节日的气氛、形式也就自然受其影响,其内容虽比不上浙西丰富,但凡属本地重视的节日,都会表现得隆重而热烈,如元宵灯节。由于“灯”与“丁”在本地方言同音,灯的数量与增加丁口便扯上了联系,因而此地百姓对灯会表现出格外的热情。元宵举办迎桥灯活动时,灯队每到一村,该村须派代表到村口迎接。迎桥灯活动到高潮时,在开阔处狂奔乱舞,拼力拉扯,俗称“冲灯”或“拉灯”,以拉龙头落地为大吉。落地即及地,讨“及第”之谐音。游毕,各户灯桥扛回其家。龙头的饰纸及竹篾扯掉并点火焚烧,称“送龙上天”。龙头上的各色彩灯则分送村中新婚夫妇,俗称送丁,以为受此者即能早生贵子。桥灯的盛行显然是聚族而居这一现象的结果。又如,元旦到祠堂参拜祖先,领取胙品这样的活动,主要分布于宗族聚居兴盛的浙东地区。

浙东(宁、绍、台、温、处、金、衢、严诸府)、浙西(杭、嘉、湖三府及苏南的苏州、松江、常州等府)自古以来民风差异较大:浙西民风柔靡,经济富裕,民间游玩、奢侈之风较盛,其节日多而繁;浙东较古朴,民间重攀比场面,其节日气氛浓烈,节日较浙西少,但同一节日,其场面的恢宏往往超过浙西。如,上述元宵节,浙东的元宵节持续时间普遍较浙西长,迎桥灯活动深入各个乡村,家家户户都对此事表现出格外的热情。又如,金衢盆地八月十三胡公诞辰日的迎神赛会活动,往往是戏班云集,各种民间杂耍、武术罗汉班的表演风云际会,其民间的狂热程度令浙西人叹为观止。传统中国是一个以农业为基础的国家,在古代生产力条件下,一地的经济结构、商品经济发达程度、交通体系乃至一地民风、历史文化传统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都受制于各种自然条件,因而才会出现某种与自然区域相一致的节日习俗差别。

基于先前学者的研究,传统节日的文化生态源于“生态小环境”的作用,源于浙江省自然地理条件和文化历史积淀,并且以特有的文化方式渗透于当代浙江人的日常生活之中,在时间的作用下,传统节日的文化不断得到传承、创造和延续。本著作考虑到浙江省的自然生境和文化环境,决定选取汉族为主体的七大传统节日为研究对象,结合各区域的特色,在进行田野调查选点时尽量照顾到杭嘉湖、宁绍、金衢严、台温处这四大区域都有涉及,故在第三章的研究中分节介绍温州祭太公仪式(属于台温处区域)、前童元宵灯会(属于宁绍地区)、清明含山蚕花节(属于杭嘉湖地区)、嘉兴端午节习俗(属于杭嘉湖地区)、武义接仙女(属于金衢严地区)、海宁中秋观潮节(属于杭嘉湖地区)、永康重阳方岩庙会(属于金衢严地区)。

【注释】

[1]陈桥驿等著:《浙江省地理》,浙江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11页。

[2]参见《浙江地理简志》等有关内容,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3]《史记·吴太伯世家》。

[4]《史记·越王勾践世家》。

[5]《史记·夏本纪》。

[6]《论衡·书虚篇》。

[7]蒋炳钊等著:《百越民族文化》,学林出版社1988年版,第43页。

[8]陈华文等著:《浙江民俗史》,杭州出版社2008年版,第15—19页。

[9]陈华文:《“断发文身”——一种古老的成人礼俗及其标志的遗存》,《民族研究》1994年第1期,第61页。

[10]范祖述:《杭俗遗风之天竺香市》,同治三年刻本。

[11]光绪《归安县志》卷十二《风俗》,光绪八年刻本。

[12]光绪《桐乡县志》卷二《风俗》,光绪十三年刻本。

[13]光绪《余姚县志》卷五《风俗·岁时》,光绪二十五年刻本。

[14]吴自牧:《梦粱录》卷二“二十八日东岳圣帝诞辰”。

[15]万历《绍兴府志》卷十二《风俗志》,万历十五年刻本。

[16]民国《杭县志稿》卷十三《礼俗一·俗尚》,1987年杭州图书馆滕印本。

[17]光绪《归安县志》卷十二《风俗》,光绪八年刻本。

[18]张瀚:《松窗梦语》卷七,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36页。

[19]万历《绍兴府志》卷十二《风俗志》,万历十五年刻本。

[20]李吉甫:《元和郡县志》卷二十五《钱塘县》,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603页。

[21]嘉庆《武义县志》卷三《礼俗·岁时》,宣统二年石印本。

[22]嘉靖《太平县志》卷二《舆地下·岁时土俗》,天一阁藏嘉靖刻本。

[23]民国《寿昌县志》卷三《食货志·风俗》,民国十九年铅印本.

[24]光绪《诸暨县志》卷十七《风俗志》,宣统二年刻本。

[25]康熙《永康县志》卷六《风俗》,康熙三十七年刻本。

[26]万历《温州府志》卷二《风俗》,万历三十三年刻本。

[27]朱海滨:《浙江节日习俗的区域特征及地域差异》,李松主编:《节日研究第二辑》,泰山出版社2010年版,第169—174页。

[28]谭其骧:《浙江各地区的开发过程与省界、地区界的形成》,《历史地理研究》第1辑,复旦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页。

[29]同治《湖州府志》卷二十九《风俗》,同治十三年刊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