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的“一号命令”之后

1969年3月，发生了“珍宝岛事件”，苏军入侵我黑龙江中的珍宝岛，被我边防军击退。紧张的战备气氛笼罩着北京上空，“要准备打仗”的口号，在大会小会喊着。新任总参谋长黄永胜说，苏修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美苏制造那么多核武器，不打仗干什么？林彪下了一号命令，乘机把刘少奇、邓小平、朱德、陈毅、陶铸和一批中央高级领导赶出北京。我们在风山口的旧总政人员，当然也列入被赶出北京的名单里，说是要去山西某农场，已派打前站的人去了，并且把黄寺存下的木板，发给大家做箱子，准备全家滚蛋！在未离京之前，我们奉命在校园山包上挖战壕，好像敌人已经兵临城下。

有人告诉我，同组某某某给黄永胜写信，要求到珍宝岛前线。黄永胜叫他好好学习改造思想。不久，这位“黒友”忽然不见了。后来才听说他住在一个秘密地方，为林彪的儿子空军作战部副部长林立果写学习毛泽东著作的“讲用报告”。这报告被空军司令吴法宪吹成空军放了一个政治卫星，说林立果是“天才、全才、全局之才”，是“第三代”接班人。这位同窗还给吴法宪写信，他曾陪叶群下过部队，被第二夫人看上重用了。后来还听说林彪1970年在庐山会议有关“天才”的讲话，这位同窗也参加起草。

于是有人劝我：“你和黄永胜、李作鹏那么熟，为什么不给他们写信？”我和林彪手下的“四大金刚”都很熟，与黄永胜、李作鹏渊源更深。1948年辽沈战役，我在四野六纵队当记者，黄永胜是六纵司令员。黄永胜的妻子项辉方和我的爱人冷克，同在哈尔滨子弟学校工作，我们时常见面。四野进关到武汉，黄永胜还打电话，约我们夫妇到他家吃饺子。吃完饺子，黄拿出一张1929年在福建永定县拍的三人照片。黄当时是排长居中，两旁二人是他的战友，都已牺牲了。黄永胜是湖北黄陂咸宁人，1927年参加武汉警卫团。“八一”南昌起义，警卫团乘船赶去参加，耽误了时间，起义部队已南下汕头，警卫团就上了井冈山。天津解放后，黄回家探亲，取出家中保留的这张照片。他叫我在照片后面题一首诗，盛情难却，我只好写了一首打油诗：“南征北战二十春，今日南下过家门，战友已乘黄鹤去，小照一纸今犹存。”1950年，我到北京参加部队创作会议，在天安门广场西侧的总政礼堂，听过刘少奇同志的报告。他号召作家搬一张床与将军们住在一起，与将军们同吃同住，以便熟悉他们的生活。回到中南军区，主任交给我写辽沈战役的任务。我预定去找43军几个熟悉的领导人：黄永胜、龙书金和黄荣海同志。其时，黄永胜已任华南军区副司令员（司令员是叶剑英兼）。我到广州，住在黄永胜家隔壁一幢小楼，每天和他一起吃饭，一同开会，有空时和他谈话，了解他的生平。

李作鹏，抗战时任八路军115师作战科长，我主编《战士》报，时常一同起草战报。吴法宪，战争年月我就认识他，建国后不断见面。邱会作，任广州军区政治部副主任时，我是他的部下。

这时候“四大金刚”正红得发紫，我素来有个臭脾气，不想做官，不愿趋炎附势，没有向他们求情。否则林彪“折戟沉沙”之后，又得跟着倒霉！林彪下了一号命令，将刘少奇、邓小平、朱德一大批高级首长“疏散”赶出北京。我们风山口这些人也接到搬往山西的通知。并且领了一些木材，在家里做大木箱，准备滚蛋！后来不知怎么变了，山西未去成，却传出要结业的消息。挨到年底，宣布把我“解放”了。我当即打电话往家“报喜”。家里没安电话，负责传送公用电话一位大叔也为我高兴，小跑步到我家里，气喘喘地传了喜讯。

1970年春天，风山口军事学院里百花齐放。黄澄澄的迎春花，红艳艳的碧桃花，白莹莹的杏花……杨柳吐出新芽，从全国各地移来名贵树木和奇花异草，绿莹莹、青葱葱。它们不管人间发生什么悲剧，不管院里搞什么斗批改，还跟往年一样，争奇斗艳，喜气洋洋。

旧总政的干部却高兴不起来。尽管宣布“斗批改”学习结束，使大家喘了一口气，然而前途茫茫。命运掌控在别人手里，而且听说全部赶出北京，谁也轻松不了！

建国初，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兼总干管部部长，为了搞“五湖四海”，总政副主任和下属的部长、处长、科长、干事，全是从各个野战军调来的。这次宣布解散，原则上是“从哪里来回哪里去”。也有少数分配到需要的地方去。我是第四野战军的干部，命令我回广州军区（原四野）。但要我先参加文化部的勤务组，为遣散的干部搬家服务，买火车票，运行李，送人上车。我搬回黄寺大院，每天送离京的干部上火车。

遣送很优待。不管哪级的干部及他们的家属，一律给买软席卧铺票。家里的东西，只要你愿意可以全部带走。普通的干部都把有用的家具物品托运，丢弃一些破烂，一家人的东西有辆大卡车够装了。但那位在斗批改时出尽洋相的张批评家，却是与众不同，我和几位战友为他装满了两大卡车。

那天我到张某家搬运行李。看到他除了床铺衣柜、桌子沙发、箱笼袋包、日常用具、锅碗瓢盆、火炉煤炭……书籍文具，加上一捆捆旧报纸旧杂志，还有两把破笤帚，一串旧钥匙。此时，方信前些日子对他的批评，不是故意埋汰，果然是个“葛朗台”。

我对张某说：“你把蜂窝煤、劈柴搬运到那边，还不够运费呢！”

张某坦率地说：“运费公家可以报销。我到那边再买不得花自己的钱。”

我说：“院里就有收破烂的，我帮你把那几大捆旧报纸卖了吧？”

他说：“不行！我写文章时还要参考呢。”

我说：“你的行李太多了，一卡车运不完。”

他说：“那就劳驾多跑一趟。”

我说：“带这许多破烂，给搬运的战士看了，影响不大好。”

他说：“有啥不好？破家值万贯！又不违规！”

我无话可说，只得和几个战士吭哧吭哧将东西搬上汽车，送到火车站托运。累得我腰酸腿疼，出了一身臭汗。

送完了文化部的干部，原以为可以走了，不想又派了新差事。这差事叫我有些为难，叫我搬到地安门宿舍，看管虞棘。虞棘原是创作组组长，我的顶头上司，部队创作会议期间，他经常主持会议。当年我发配西北时，还训了我一顿。在风山口“学习”，我们是同窗同室。他属于阎王殿的“判官”被揪出来，并无多大罪状。不知为什么我们这些“黑帮”都解放了，他却仍然被挂起来？

虞棘是个好人。抗战时是胶东国防剧院的领导，我看过他写的话剧。我到总政创作组，觉得他关心同志，和蔼可亲。他时常在小组开会后，请大家到小饭馆喝两盅，吃点烤羊肉什么的。现在给我这个任务，大约是怕他想不开，所以让他从楼上搬到楼下。“文革”以来，自杀的人很多，不能不防，可怎么防呢？只要下决心了结自己的生命，谁也制止不了！

虞棘对我来陪他感到不快，彼此心照不宣。幸好这尴尬的任务时间不长，使我松了一口气。

我的去向迟迟未通知。二儿子在海南岛插队回京探亲，住了一个多月，派出所一个女片警来赶他走，气势汹汹。我同意孩子到琼崖插队，一来老战友丁达明家在文昌，他的儿子也去海南，有个照应；二来海南气候与南洋相似。正好福建侄儿来电报，说祖母病重，催我回老家。我拿着电报找造反派头头请假，居然得到恩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