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遭鱼戏”与“被犬欺”

总政文化部的造反派们，看我在什家户太舒服，勒令我到黄寺放映队劳动，让一个麻子管我。有事无事吆喝一阵，教我忙得团团转，这也是一种折磨人的把戏。我讨厌这个麻子，又无可奈何，只好跟他磨洋工。我原有心动过速的毛病，只要在外面跑上十分钟，脉搏能跳到二百下。有天我在操场上跑了一阵，立刻到医务所看医生。这医生本来就同情我们无辜受害，检查胸口，心跳每分钟二百多下，立刻给开了一张三天的假条。麻子拿去和造反派的头头们（勤务组）商议，不得不给我病假。过一段时间，我又如法炮制请了一次病假，没想到弄巧成拙。麻子看出我在跟他“打太极拳”，取消我每天回家的权利，勒令我搬到黄寺，住进一间不足十平方米放着铁锹洋镐等劳动工具的小房子，并且叫勤杂人员的造反组织管我。

阳春三月乍暖还寒，北京的夜晚，气温仍是摄氏零度左右。存放劳动工具的小屋，长期没有住人，下午搬进去，如同入了冰窖。生了煤球火炉，半天火苗上不来。幸好带来一只美国高级睡袋，是辽沈战役从廖耀湘家务车上缴获的，是这位兵团司令的卧具。这睡袋与众不同，一般睡袋口上一条短拉链，装的是鸡鸭毛。而这睡袋是床鸭绒被子，周围一条长拉链，外面还有一层帆布。拉上链子密不透风，睡在里面十分暖和。只怪自己画蛇添足，里面装进一个橡皮暖水袋，睡到半宿，觉得身上湿漉漉，原来暖水袋口没旋紧，一袋水全流出来。这下子可遭了，只好起来烤火，煤球含泥土太多，怎么也烧不旺，瞪眼挨冻待天亮。

以食堂炊事兵为主的造反组织，头头姓冉，是个穿便衣的电工，长得尖嘴猴腮，一脸凶相。每天到小屋交代任务，都要吹胡子瞪眼训斥一顿。起初我忍耐听叫嚷，有一次实在忍不住，顶了他几句，他居然想动手打人，我抓起一把铁锹，大声吼道：“你敢动手，我揍死你！”

这家伙色厉内荏，怯生生地退到门外，才又抖起威风，口出狂言骂了几句脏话走了。

这一下子可闯祸了。中午来了两个年轻的军人，是炊事班的头头。他们一进小屋，命令我立正听训。有一个掏出“红宝书”，念了一段毛主席语录：“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扫帚不到，灰尘不会自己跑掉！”另一个恶狠狠地训我：“白刃！你这个死不改悔的三反分子！不好好劳动改造！妄想反攻倒算，威胁革命群众，这是现行反革命行为！明天下午两点钟，要开你的批斗会！你再不老实，不低头认罪，就自取灭亡！”

第二天下午，那两个炊事员将我押进食堂，宽敞的餐厅坐了几十个人，除了造反派的人，还有一些家属小孩助威。餐厅正中挂着“批斗三反分子白刃大会”的横幅，周围墙上贴着几十张标语，不是“坚决打倒”就是“山呼万岁”。两个青年战士给我坐“喷气式”。一阵口号声过后，宣布开会。炊事班长念着揭发罪行的稿子，说我写了《兵临城下》和《战斗到明天》，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稿子大概是哪个干部写的，念得结结巴巴，还念了错别字。接着是姓冉的电工发言，指控我昨天上午举起铁锹行凶，添油加醋捏造事实，说我砍了他一锹，幸亏躲过了，但胳膊还挨了一下。他说这是反攻倒算，是反对“文化大革命”的罪行，是现行反革命，必须坚决打倒，彻底消灭！

批斗会进行了一个多小时，大约怕影响开晚饭，草草结束。我奇怪文化程度不高的战士造反组织，比文化水平高的干部文明些，没有戴高帽、挂黑牌，“喷气式”也只是做做样子，吃的苦头不多，只是两次被按下脑袋。

本来我的劳动任务是：上午打扫黄寺大院两座公用厕所，清理院中的垃圾；下午摇煤球送煤球，都不算太重。只是大礼堂开完会，一个人打扫卫生太吃力。我十几岁学会骑自行车，原以为踩平板三轮车送煤球不难，谁知却不是一码事。第一次踩三轮车，车把不听使唤，左拐右转在平道上翻车。练了两天才能驾驭自如。自从顶了姓冉的电工，不断加重压力，勒令挖一条一米深、两尺宽、二十米长的深沟，为了将自来水管引到放着变压器的小屋。电工就住在那间小屋，显然是姓冉的鬼主意，为他用水方便又整了我。

开春不久，土地刚化冻，踩结实的场地坚硬，镐头猛刨下去，只起了一层皮，刨了一个下午，只挖了一小段。姓冉的电工还教唆一些院里的小学生，在我挖沟的时候，向我扔石子，喊口号。我对天真不懂事的孩子无可奈何，只好忍受。后来沟挖深了，我站在沟中低头挖土，几个孩子在沟沿上，朝我脖子里撒沙子。沙土随汗水流进背脊，像无数小虫在爬动，真叫人难受。我忍不住抬头举起铁锹，向他们大吼一声，把他们轰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