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土地的埃及农民

阿拉伯人口的增长在世界上是比较突出的。以埃及为例：1800年时仅500万人口，1900年增加到1　000万人，1980年增加为4　200万，1996年达到6　400万，2013年更达到9　200万。但是，埃及农田的扩充则十分有限，即从200年前的500万公顷增加到1996年的700多万公顷。结果，与日俱增的人口压力使每年没有农田的贫苦农民迅速增加，于是不可避免地导致农村人口蜂拥挤进城市的现象。在上世纪70年代石油价格暴涨之后，年轻而无地的一代埃及农民开始发现一个新的出路——出国，即到阿拉伯产油国去打工。

开罗国际机场农民多

从上世纪70年代中期起，开罗国际机场几乎每天都出现熙来攘往的埃及农夫，其数量之多令人吃惊。他们或出境或入境，或在这里送往迎来。人们不难看出，这些农民大多数是第一次出国，也是第一次使用飞机这种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原来，这些来自尼罗河河谷的农民，正准备离开世世代代生养他们的尼罗河谷，到阿拉伯产油国去打工淘金。

埃及农民的外流是对这个阿拉伯世界最喜爱定居也可能是定居时间最久的国家人们传统观念的最大冲击。与叙利亚人、黎巴嫩人、也门人、突尼斯人、阿尔及利亚人和摩洛哥人相比，埃及人确实是阿拉伯人中最少迁徙的。埃及人这种永久定居不动的观念不是偶然的，和其它与水力资源关系密切的社会一样，埃及人世世代代依赖尼罗河河谷和三角洲，以河水灌溉的农田讨生活。如此千百年来，埃及人形成了人、土地、河水以及中央政府这样一种生活定式。这种定式的稳定性来自埃及农民与土地固定不变的关系，而埃及中央政府则在其中加以管理和协调。

为生活所迫的青年农民

拉乌夫出生在尼罗河三角洲一个世代务农的家庭。父亲是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膝下六个孩子，拉乌夫排行老三。为给孩子谋口饭吃，拉乌夫八岁那年，父亲将他送到本村一户财主家里帮助干杂务。拉乌夫在这家财主家里与财主的孩子们一块长大。财主的孩子都先后上了学，受到良好的教育，拉乌夫则一直忙着伺侯这帮少东家们。1966年拉乌夫18岁那年，他入伍从军，旋即赶上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由于埃及在战争中惨败，国家上下憋着一股劲要夺回战争中失去的埃及领土西奈半岛。因此，拉乌夫被安排在军队中延期服役，以至又参加了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在战争中，作为陆军战士的拉乌夫以勇敢著称，曾冒着枪林弹雨强渡苏伊士运河，并肩扛反坦克火箭参加过西奈沙漠里的坦克大战。1974年，拉乌夫退伍回到家，时年已26岁。回到家乡的拉乌夫要结婚成家。可是他昔日的东家已经过世，东家的财产也已被几个少东家分别继承，多数人已不在村子里居住。这时，拉乌夫的父亲也已经垂垂老矣，家里更变得一贫如洗，原有的半亩地也因生活所迫而在前几年就卖掉了。拉乌夫看到家里是没法再呆下去了，于是打点盘缠离开故乡，来到了地中海岸边的亚历山大市，找到在亚历山大大学任教的一位少东家，并请这位少主人帮忙找份工作。

拉乌夫的这位少主人是亚历山大大学的副教授，为人善良，他的夫人也在学校图书馆有一份工作，夫妇俩有两个上学的孩子。但是，当时正值战争刚刚结束，大批军人退役，亚历山大街道上到处可见没有工作可做的青年人，要为拉乌夫找一份差事谈何容易。出于阿拉伯人传统的好客及老乡观念，而且也碍于自己的身份地位，这位副教授无法拒绝拉乌夫的要求，于是便让拉乌夫当起自己的专职司机（拉乌夫在部队开过坦克），负责开车接送他们一家上班、上学，但又不可能付太高的工资，讲好每月给拉乌夫10个埃镑（约合15美元）。10个埃镑对当时的一个埃及农民来说也算是一笔不小的收入了，因此拉乌夫对这样的安排非常满意。当然，那位副教授少东家得为此而在大学校外兼课以赚取额外的收入。

少东家要出国

拉乌夫在少东家家里开车后不久，这位副教授突然接到校方的通知，将他暂派到沙特阿拉伯利雅得大学任教（埃及作为阿拉伯世界的最大国家经常向其它需要智力输入的阿拉伯国家派出高级知识分子），要求即刻起身。这一下拉乌夫可慌了神，他憨憨地请求少东家带他一起前往沙特。当然，这位副教授不可能有这个能力，但好心的少东家给他留下一笔钱，并答应到沙特以后替他在当地找一份工作。使拉乌夫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仅仅在几个星期之后少东家就给他寄来了让他去沙特工作的一应手续。

一个星期的时间，拉乌夫就办好护照和签证，欢天喜地地生平第一次来到开罗国际机场，搭乘埃及航班来到了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为一位沙特人开车。根据合同，拉乌夫月薪500里亚尔（约合100埃镑或150美元），并免费提供住宿和回家探亲的机票。这真是在做梦啊！

拉乌夫勤勤恳恳地工作并节省下每一分钱。半年后，拉乌夫获准回埃及休假、探亲三周。于是，穿着笔挺西装、手提盒式录音机以及为每位亲友准备的各种各样礼品，拉乌夫回到了自己的家乡。“拉乌夫回来了！”“拉乌夫发财了！”纯朴的乡民几乎踏破拉乌夫家的门槛。拉乌夫的老父亲脸上重又泛起了红光。拉乌夫更是不厌其烦、绘声绘色地为乡亲们讲述着外面的世界以及自己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发家”过程。一连几个礼拜，拉乌夫衣锦还乡的故事都成为村子里、甚至邻近村子里乡民们的谈话焦点。

乘数效应

拉乌夫的到来激起年轻乡民们步其后尘的强烈愿望。在返回沙特后，拉乌夫立刻马不停蹄地为自己留在家中的三个兄弟和两个妹夫寻找工作，结果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这五位埃及农夫先后得到在沙特工作的合同。之后，拉乌夫又张罗着为其它关系较远的亲戚和好友牵线搭桥。据拉乌夫初步计算，在从1975年至1979年的短短四年中，经他本人之手来到沙特阿拉伯工作的本村的青年农民已多达170多人。听拉乌夫讲，村子里还有不少人得到前往其它阿拉伯国家（如利比亚、伊拉克、叙利亚）甚至到欧洲国家工作的机会。对传统而封闭的埃及尼罗河村庄来说，这真是翻天覆地的变化。多少年来，埃及农民除了极其少数的人曾因朝觐而外出过外，很少听说有谁乘坐飞机出国，而现在如此之多的农民，离开他们世世代代生活的尼罗河老家，来到人生地疏的异国他乡谋生。据统计，上世纪90年代常年在境外打工的埃及人多达800万，每年给埃及汇回的侨汇收入则高达数百亿美元。

世道真变了

外出打工的埃及农民，在阿拉伯产油国找到什么工作就干什么工作，从不挑剔。一般来说，像拉乌夫那样在军队中学到一星半点手艺的人，会找到待遇较好的工作，如司机、电工等等。而大多数埃及农民则充当建筑工人或单纯从事服务性的工作。几乎所有在国外打工的埃及农民都省吃俭用，将积攒下来的钱带回埃及，或娶妻结婚成家立业，或置买房产田地及各类家电用品，或购置农业机械、投资建立小型加工厂等。多数到国外工作的埃及农民，都只在地主国作较短暂的停留（如三年五载），他们将自己的妻子儿女留在村子里与他们的父母同住，并定期将挣到的外汇寄回来以养家糊口。这些外出挣外汇的农民使埃及农村原有的阶级结构发生巨大的变化。上世纪70年代之前，教育几乎是村民们通向上层社会的唯一途径，而贫穷的农民绝大多数又不可能有能力供养孩子接受教育。为摆脱穷苦的命运，许多没有田地的埃及农民不得不背井离乡，涌进大城市去讨生活，开罗“死人城”的发展就是很好的写照。但是，农民到富有的阿拉伯产油国去工作，使原本无立锥之地的农民几乎在一天之间发达起来，成了村子里的富人。像拉乌夫先生一样，他们和那些10年前还是他们的东家的人称兄道弟，甚至互相通婚。真是世道变了，所谓彼一时，此一时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