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改革与发展系列报道（二）

金融危机中万言建议书的成功，使我运用互联网工具引领舆论的信心大增。卸去行政职务后，出庙堂而游于江湖之上，开了自己的博客，拥有众多拥趸，也产生了不错的社会影响。本想脱离官场，以这样一种江湖方式影响社会，报效国家，没想到59岁的时候，峰回路转，我又重回庙堂，被任命为《中国企业报》总编辑。

《中国企业报》是一张专为中国企业创办的报纸。1988年1月4日，由国家经委主办、中国企业管理协会承办的《中国企业报》正式创刊。2010年底，《中国企业报》响应国家文化体制改革要求，在行业内率先进行了转企改制，组建成立《中国企业报》股份有限公司。

2011年1月，我出任报社顾问，到了6月30日，我正式担任《中国企业报》总编辑一职。

同意到《中国企业报》任职，我也有自己的考虑。一直以来，我都将“发现思想，引领社会”作为自己的人生追求。普通人到了退休年龄，多是钓鱼遛鸟，喝茶打牌或写字作画，悠闲自得，我觉得闲不住，我来自齐鲁大地，常常与孔夫子相较。孔子一生颠簸流离，周游列国却备尝艰辛，无所成就，直到68岁无奈归鲁，专注于学术，才成就了其思想的伟大。孔子68岁才专注治学，我尚不到花甲之年，仍有再展雄心的念头。从新华社时居庙堂之高，去职后游走民间，到如今重归庙堂，在我看来，这是我人生的“正反合”，是经历过庙堂与草野两种生存状态后，人生面临的可能又一次飞跃与升华。身体还许可，再干几年也未尝不可。

在《中国企业报》的工作状态一般都是这样的。因为嫌床过于安逸，我基本每晚都睡在沙发上。凌晨一两点时，起床打开电脑，浏览一下最新信息，工作三四个小时之后，回到沙发再休息几个小时。这样的作息习惯，已经保持了很久。如若遇到第二天报纸出版，我要把社论与评论员文章写出来，还要帮记者们修改稿件，常常会熬一整夜。这样的工作，让我的思想始终保持着充盈丰沛的状态，但是自己生活节奏更快了，身体受到伤害。

我到企业报后，发现北京舆论界有一股很不好的风气，否认国企成为一种常态，有一批理论家对国企并不是很熟悉，却一股劲强调私有化，批国进民退。甚至新闻界也有种以否定国企为荣的风气在滋长。而为国企讲话的理论家则是对着干，以一种极端对付另一种极端，缺少智慧含量。于是我决定打一场“舆论战”。

我不怕忙，就怕闲，越忙越有精神头。

2011年6月15日至7月14日间，我策划组织了“国企改革与发展”系列报道，连续10期报纸55个版面，10大篇章，共计30多万字。报道以事实说话，把国企从被舆论妖魔化了的形象中还原，改善了国企的舆论环境。《中国企业报》此举被称为“独此一家的大规模系列报道”、“2011年中国特有的新闻现象”。

为了使系列报道有条不紊地铺展开来，从4月到6月，我用了两个半月时间研究国企问题。我买来几十本书，一本一本看过去，天天上网，做到对基本情况了然于胸。等到把这些内容大体上消化之后，再对企业做一些调研，大概花了两个月的时间。又邀请中央政策研究室、国资委、中国企联、中国人民大学、中央财经大学的领导、专家研讨，制定出了分解执行方案。整个方案观点密集，纵横交错，前后呼应，在战略、战术与运行策略上都有具体要求。

这次报道，历时一个月，所发100多篇文章，均被数十家网站转载，一些文章先后得到张德江、刘云山、张高丽等领导的批示，还帮助相关国有企业解决了实际困难。国资委主任王勇对《中国企业报》的报道十分赞赏，批示认为“企业报所做的工作很好”！并要求更好地发挥《中国企业报》的平台作用。后来，王勇还提议将《中国企业报》转为国资委机关报，并派人商谈转报事宜。

中央财经大学新闻系主任、教授谭云明在《思想家办报高端引领——〈中国企业报〉“国企改革与发展”系列报道探析》一文中认为我的评论“有《人民日报》任仲平的历史时空感，也有新华社何平通讯的逻辑严密风格，显得大气磅礴，有很强的冲击力。这些评论本身便是经济理论文章，且有较强的对策研究风格，每篇总拿出一点新东西来，这是属于自己概括发现出来的东西。”

中国企联执行副会长兼理事长李德成在2012年1月的冬训中，对局处级干部讲，《中国企业报》原来是什么样大家都知道，一年下来，发生脱胎换骨的变化，文章有人看了，既有深度，又有高度，为什么发生这么大变化？就是因为来了一个有水平的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