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改革溯源

宽泛地讲，中国的国企改革是和国家的改革开放相伴而生的，自1978年开始，到十八届三中全会重新拉开改革大幕的今天，在历时35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国企改革从未停止。

2014年5月，因为企业职工子弟无法接班，大庆油田的千名老职工聚集抗议。

据媒体报道，这次事件源于大庆油田出台的招工新政策：老职工的子女如毕业于“二本”非石油专业或“三本”将无法直接“接班”，而要通过考试。为了反对这种“不公”的待遇，部分职工“揭竿而起”。

很难想象，“接班”，这种带有浓烈的计划经济时代色彩的词汇，的的确确就出现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后的今天。只不过，这一次是作为“新闻”出现。报道一出，使人“恍如隔世”的同时，也引来了社会的热议。有媒体评论就直言：“什么年代了，还有国企子弟包分配？”这种看法，基本上代表了社会舆论。

值得一提的是，事件发生的时间节点，是很有意味的：在十八大报告宣布继续深化改革，“推动国有企业完善现代企业制度”之后，2013年年底，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又将国企改革的方向锁定为“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而此时，各地都在响应中央政策，纷纷研究和出台国企改革的具体安排。

大庆油田是认识国企改革的一个切入口和样本。

在国企中，大庆油田无疑是最有资格称元老的几个之一。说起大庆油田，很多国人对它的认识都停留在那个工人干劲十足、激情澎湃的年代，没有人不知道大庆，就像没有人不知道王进喜。他们几乎是一个时代的标杆。

如今的大庆，是央企、上市公司、“两桶油”之一的中石油旗下最大的油田公司，体量不减当年。中国三十多年来的改革开放，开天辟地、风云变幻，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打破思想牢笼之后，市场经济的发展更是日新月异，而接班制度，早在1986年已经被国家明令废止。“接班事件”将大庆的苍老和改革的无力戏剧性地展露在了公众面前。

实际上，大庆仅仅是国企的一个代表，大庆的改革不仅仅是国企改革诸多疏漏中的一点。近年来，随着国企体制僵化、盈利能力不足、国企领导贪腐案频发等诸多问题的暴露，改革不得不再一次被排上日程。

尽管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回应称，大庆油田的包分配是个个案，但这丝毫不能让我们回避问题的本质。

中国素来有“以史为鉴”的传统，叙述历史，是为了关照现实。我们之所以以一个发生在眼下的事件开始本章，也是为了让读者在惊奇之余，有所思考：国企改革始于何时？进程如何？为何在市场经济发展多年并取得累累硕果的今天，国企中还保留着计划经济时代的老旧图景？改革的是非功过，该如何评说？欲知今日，当问来时，如今国企改革又到关口，更需要理清过往。

宽泛地讲，中国的国企改革是和国家的改革开放相伴而生的，自1978年开始，到十八届三中全会重新拉开改革大幕的今天，在历时35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国企改革从未停止。而另一种更为理性、深入的认识认为，真正的国企改革应该从1994年算起。之前的1993年11月14日，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有了坚实的理论依据，国企改革得以真正步入轨道。

从1994年算起，国企改革的过程也已经持续了20年。

之前的背景是，改革开放已经在摸索中进行了十余年，这十余年，也是国企摸索行进的一段时间。首先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针对当时政企不分、国企效率低下的状况，国家提出放权让利，将经营管理的自主权下放给企业，使企业成为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虽然收效较为明显，但这些摸索和尝试基本是浅层次的，是权宜之计，不能从根本上解放国企，释放国企的活力。而改革之所以能够顺利推进，也是因为利益的调整没有触及原有的产权架构，在调动了利益主体积极性的同时，得以被全社会接受。

从1987年开始，随着摸索渐渐走向深入，经营权的改革捉襟见肘，产权改革的硬骨头开始显露，为应对形势，到1992年，国家进行的是企业承包制和租赁制的改革。承包制和租赁制在提高了劳动者积极性，激发了经济活力的同时，也暴露出了严重问题，主要表现为经营者倾向于短期行为，“杀鸡取卵”“竭泽而渔”的现象并不鲜见。1991年年末，国企的状况可以用当时流行的“三三制”的说法生动表现出来——盈利的国企只占国企总数的三分之一。这样，承包制和租赁制就不可避免地招来广泛的质疑和批评。

在国企承包制和租赁制改革进行的同时，另一种尝试也在进行，这就是股份制改革。遗憾的是，受制于当时的条件，股份制改革也未能顺利进行下去。这种局限，一是社会和学界对股份制本身缺乏足够清晰的认识，导致了改革的理论准备不充分；二是非国有介入主体匮乏，股份制的参与往往局限在内部职工，而内部职工的筹资能力又是很有限的。由于改革给国企带来的一系列负面影响，股份制改革最终陷入困局，不了了之。

这一时期，有一个明星式的代表——周冠五。时势造英雄，周冠五是1978年后国企在摸索中探求出路的风云人物。当时著名作家蒋子龙的改革小说《乔厂长上任记》，风行一时，小说中乔厂长的原型，就是周冠五。

军人出身的周冠五，彼时是首钢的领导人，而1979年，在国务院的政策推动下，首钢和其他几家大型企业，率先进行了“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首钢提出的承包制改革，由于效益突出，很快就成为全国的焦点和各地效法的榜样。但自始至终，首钢的探索也只是在产权不变的前提下变通实践。1995之后，周冠五因其子周北方经济问题黯然下台，首钢的光环渐渐褪去。其继任者毕群以冶金工业部副部长身份掌舵首钢，称首钢“一团乱麻”。法国《新观察家》则这样描述首钢：它什么都经营，钢铁、面条、自行车、医院、杠铃、大衣、饭店、计算机，公司还拥有一家银行、一支船队。

国企改革真正看到破局的希望，始于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姓社姓资”的思想禁忌被打破。之后，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是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1994年以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试点在国企中逐步展开。

以此为起点，国企改革第一次向着明确的方向，迈开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