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没有想到的是，在寄出信的十三天后，我接到了一个神秘的电话。
2009年4月7日上午，我接到电话，号码显示是几个零，是保密电话。一听，是中南海打来的。电话中的陌生男子自报家门，说是国务院总理办公室，问我是不是李锦同志。我称是，对方便说你的来信，总理已经收到了，非常重视。首长让打电话向你表示感谢。对方的口吻很客气，话语也十分干净利落，说以后有什么重要意见可以直接向领导汇报，之后便挂了电话。
接完电话，我感到突然有一种巨大的幸运降临到自己身上，我一下子坐在了沙发上。仿佛黑暗笼罩、漫漫无际的海面上忽然闪现了明亮灯塔。脑子一时空白的我，努力回想着刚才的交谈，翻来覆去地念着那几句话。
从3月23日下午寄出信到4月7日上午接到中南海的来电，中间仅仅间隔了13天时间。类似这种反映非动态性经济主题的文章，在新华社也极少有发得这么快的。平信从济南寄到北京，要在路上走两三天，送到总理手中之前，还要经过层层筛选与批示。这封信能在13天内有了回音，可想而知温总理对这封信的重视，也可见国家信访部门的高效率。更重要的是国情紧急，刻不容缓。
实际上，早在4月4日，温家宝总理就看到了这封信，并在信上作出批示：“请克强、岐山同志阅示。可请人民银行、银监会、发改委、财政部从全局高度分析下信贷形势，并提供全面情况和政策建议。”
4月10日，一个电话又不期而至。电话是下午三点左右打来的，我拿起听筒，传来的是一个中年男子的声音。对方开门见山地做了自我介绍，称自己是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稳定局周学东，受周小川行长委托，打电话向我表示感谢。他说，你写的信温总理已经亲自批示了，并把文章一起传达给了中国人民银行。行里上下都很重视，那封信对他们的工作有很大促进，他感谢我在关键时刻反映了情况。他还称，总理是用铅笔划着看的，从头到尾，留下很多杠杠，还有两个错字总理也划了出来。
紧接着，周局长肯定了我所反映的情况符合实际，他们在调研中也遇到了类似情况，比如贷款集中在大项目、大企业，而小企业和农民虽然更困难却贷不到款；再一个问题就是虚开票证，这特别容易造成呆账死账，引发通货膨胀或者紧缩。周局长承认这次放贷量太集中也太多，非常容易造成这种局面。我一直认为自己是个外行，在信贷方面的研究不够专业，也不够深入，只是从一个记者的眼光作了些思考。但周局长说我站得很高，把握得也很准确，讲得很透彻，能从全局角度以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值得学习。
谈话结束前，周局长重申，下一步他们将会根据总理的批示精神，继续研究这方面的问题，提出改革措施并付诸实践。最后还十分客气地提到，周小川行长想邀请你来人民银行做客，一起讨论这方面的问题。我想到自己写这封信有点告银行状的味道，贸然前去还不知是什么状况，还不知是灾是福哩。再者，得到总理批示已经达到“致君尧舜上”的目的，不必再朝前走了。
4月11日，国家信访局的电话又打了过来。我得知，这封万言信是国务院副秘书长、国家信访办主任王学军看过之后转呈上去的。
几天之内，我接连接到几个重要电话，都是特地向我表达谢意。北京来的几个电话都说当时的经济情报比军事情报还重要，我一直藏在心里，没有跟任何人说。直到7月份，中央一系列政策和措施出台后，控制信贷速度与规模已逐渐变为事实，我才敢与周围的人说起此事。
温家宝总理批示之后，4月5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也作出批示：“发改委、财政部要按家宝同志批示精神对相关情况从宏观角度进行深入分析，及时提出意见和建议。”紧接着，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同志批示：“下周先从金融角度分析研究一次，请尤权同志告人行、银监会就落实家宝总理批示做准备。”4月6日，国务院副秘书长尤权在信上作出批示：“请人民银行、银监会按家宝、克强、岐山同志批示做好准备。”
温总理批示的对象是李克强、王岐山两位副总理，具体来说批给的是我提出的央行、银监会、财政部与发改委四个部门，主题是关于信贷问题，内容是三个方面：一是要全面反映情况，二是要从全局高度认识问题，最后落脚点是提出解决问题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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